潭村调查之一：转基因作物是如何进入农村的

【编者按】

本文作者胡艳华女士201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长江大学（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社会人类学。

2012年，本文作者前往湖北省Z市白镇潭村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基础上确定博士论文选题。2016年5月，作者的博士论文以《悄无声息的“革命”？——转基因作物与一个华中乡村的社会变迁》为题，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推出。本文节选自该书第三章（“神奇的新种子”）第一节。

Ｚ市（依学术惯例，隐去实际名称）为县级市，位于长江中下游，上连宜昌，下接荆州，历史悠久。县域面积1428平方公里，耕地76.22万亩，土地肥沃，雨热同季，盛产各种粮食作物和棉花。白镇是Ｚ市农业乡镇，海拔在50米以内，四面环水。全镇辖41个村、1个居委会。耕地面积21万亩，人口11万人，全年平均气温约16℃，盛产棉花、油菜、水果、蔬菜等作物。

潭村距离Z市8公里左右。截至本文作者进行调查时，有住户625户，村民总人口约2307人，劳动力1270（其中男性690人，女性580人）。统计数据显示，村人均年收入为4800元。耕地总面积为2749亩，以种植棉花、油菜、玉米为主，也有少部分村民种植柑橘。村民农业收入来源以种植棉花和养猪为主。该村已登记在案的外出打工者为676人，其中到周边县市务工者为174人，其余均在省城或外省打工，保守估计人均打工年收入为两万元左。

我们刊发该文，是出于传递学术信息之考虑，文中所述仅供参考。

一、背景

从宏观上来看，转基因作物进入潭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深嵌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物技术产业化促进了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全球贸易，特别是在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抗虫、抗除草剂等抗性转基因作物在欧美一些国家已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间种植，其产品也源源不断销往其他国家，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和种植亦成为势不可当的全球化趋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始终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据预测，2030年我国人口有可能达到16亿，而人均耕地面积却越来越少，我国粮食的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如何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保障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是我国农业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加快，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局限性为农村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而基因技术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我国已研制并培育出多种转基因作物，如抗虫棉、抗病烟草、油菜、玉米等。总的来看，我国农业生物工程研究发展迅速，特别是大量的转基因植物已进入大田试验，从1997年我国首次批准转基因棉花进入商业化种植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

转基因作物不仅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从我国面临的现实来看，种植转基因作物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有调查显示，转基因作物主要集中种植在东北和长江中下游等耕地相对集中且气候适宜的地区。据潭村村主任介绍，该村目前外出打工者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将自己的田地出租给留守人员耕种，现在村子里处于人少地多的境况，村民希望能种植省事好种的庄稼来节约劳动力。

正是宏观经济条件与村民需要的结合，才给转基因作物进入潭村带来契机，因为此类作物具有神奇的功效，曾有“懒庄稼” 之称。

还有一个原因是潭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雨量均很丰富，适宜种植棉花、油菜、玉米等粮食和经济作物，而已经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集中于上述种类，从客观上来看，潭村所处之地符合推广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条件。

上述因素都为“神奇的新种子”进入潭村铺平了道路。（“神奇的新种子”即潭村村民所称的转基因种子。——编注）

二、“神奇的新种子”

粮食生产的关键就是种子，种子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收获。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农民也不会拿用来保命的种子下锅，除非他不想过了。

在“神奇的新种子” 进入潭村之前，无论是种蔬菜还是其他庄稼，村民都会自己留种子，一般做法是从当年收获的粮食中，挑选质量好的种子小心晒干，然后用纸包好，最后装到盒子里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等到第二年要播种的时候才拿出来选种，如果有的村民留的种子不小心霉变或者丢了，也很容易从其他亲朋家里借到想要的种子。因此，传统的农民，就是经验丰富的遗传育种“专家”。

从头一年的收成中留种，是天经地义的，是很从容的，农民一点都不会为此感到恐慌。今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他自然会留下一部分当来年的种子，省下买种子的钱。

然而，转基因技术主导的农业正在改变这一格局，其巨大风险来自生物技术跨国种子公司，即转基因垄断巨头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农民留种或买常规种子，原本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殊不知转基因种子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如果农民第一次买了转基因种子，获得了收成，尝到了甜头，想要继续留种，就会遇到一定的麻烦。

事情源于龙庆种玉米的经历。龙庆的儿子大明1998年考上了某农业大学，专业是作物遗传育种，算是村子里最早的大学生之一。大明本来对机械制造感兴趣，但龙庆认为还是学农学好，因为他们祖辈都是农民，就是吃了没知识的亏，如果懂得科学种田就不怕没饭吃；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选择农学专业学校会给一定的经济资助。于是大明就按龙庆的想法在农业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目前大明在外地工作并结婚成家，很少回潭村老家。

龙庆记得，大明在大学读书期间，每年暑假都会带回来一些学校推广的新种子给他试种，有葡萄树苗、布朗李、小麦、蚕豆、玉米、大豆等。但让龙庆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大明带回来的玉米种子，那种玉米种子外表是干瘪的，而且籽粒很小，在龙庆眼里只有饱满圆润的种子才能留种，这种玉米种子是绝对不会发芽的。尽管大明解释说，这是他们学校培育的新品种，叫做“超甜水果型玉米”，口感很好，带回来让大家种种尝尝新鲜。但龙庆仍然半信半疑，平时大明带回来的种子龙庆都当成宝贝一样，舍不得分给别人，但这次的玉米种子，龙庆看不上眼，于是慷慨地分给其他亲戚播种。

龙庆只留下几十颗，顺便也把自己去年留的普通玉米种了半亩。很快，种子发芽了。让龙庆惊讶的是，超甜玉米苗长势虽不如普通玉米，但这种玉米苗上面几乎没有虫子，这点让龙庆很省心。想起大明说超甜玉米要在未成熟的时候掰下来吃嫩玉米棒子，这种玉米老了就没用了，龙庆起初也照做了，果然味道香甜，他兴奋地叫来邻居阿友等人来尝鲜，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叽叽喳喳说要龙庆留种，以便他们来年再播种。

尽管上学之前大明交代龙庆，如果喜欢这种玉米，他再找别人弄，但龙庆舍不得儿子花钱，也不想因为邻居的小事情给儿子找麻烦。再说，之前种玉米都是等到成熟后打成玉米粉做粮食，吃嫩玉米棒子是很奢侈的行为，大人是舍不得吃的。加上超甜玉米种得不多，之后龙庆便舍不得吃嫩玉米棒子了，一直等到成熟后收获留种子。

龙庆照例留了饱满圆润的超甜玉米棒子，尽管超甜玉米的确好吃，但是晒干后模样变得干瘪丑陋，等龙庆把种子交给阿友等人时，阿友还说龙庆小气，留种子也舍不得把好的东西给别人。为此龙庆很郁闷，打电话给大明问究竟。大明解释说，这种玉米糖分很多，晒干后糖分迅速流失所以变得干瘪，属于正常现象。而且，这种玉米是新培育的转基因作物，第二年种植可能会有变化。

龙庆就把大明的话转达给阿友等人，但“转基因” 这个名词是第一次听说，而且龙庆一直把“转基因” 念成“转机”，大家觉得龙庆故弄玄虚，很搞笑，在半信半疑下，也没有在意这是什么东西。此后，龙庆有点后悔，想着当初要是听大明的话直接吃掉嫩玉米棒子，不仅享受了还免去了这么多麻烦。

三、种子的推广

第二年，龙庆出于好奇，依旧播种了自己晒干留下的超甜玉米种子。玉米的长势和头年没有不同，虫子也依旧很少，但出现的麻烦问题是，有许多玉米苗子都没有接穗，即使有几棵长了玉米，但掰开包衣之后的玉米都是癞子（当地人对光头的一种称谓，也会用来比喻没有玉米粒的玉米棒子——作者原注），当然阿友等人种的超甜玉米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后来听大明和种子站的人说，现在的新型种子基本都是一年一换种子的，方解开他们的疑惑。

尽管大家觉得这样做很浪费钱，但这个东西虫子很少，种起来省事，味道也讨人喜欢，权衡之下勉强能接受。后来逐渐意识到，这种种子真的是一次性的，这开始颠覆他们传统留种子的思想。这算是转基因作物与潭村村民的初次相遇，此后村民知道有些“新型的懒庄稼” 是每年要买新种子的，自己留种是没有作用的，于是逐渐有村民留意村干部和种子公司推广的新种子。

潭村虽然具备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客观条件，但要向农户推广一项闻所未闻的“新种子”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尤其在村干部眼中，潭村村民大多是“一群没有知识的人”，就好像迄今为止许多村民仍将“转基因”念成“转机”，村干部常常感叹与村民交流如对牛弹琴，何况推荐转基因作物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知识”，村民才更加看重知识。15年前的潭村几乎没有大学生，村干部多是初中毕业。如果有高中生毕业后在家务农，就是村民眼里特别有知识的人，村民就会主动推选他们去参选村干部，比如现任的村干部英子就是如此，她1998年中专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回潭村务农，换届选举之前，村干部让她参选下一届妇联主任，村民都没有表示反对，英子很顺利当选，迄今一直担任该村妇联主任。

在潭村，现任的村干部都是“有知识的人”，五位村委会成员都是高中或中专毕业，在村民看来，他们是有文化的人，也很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同。村书记五十出头，是潭村第一批高中生，讲话很有魄力，说话做事比较有策略。对转基因作物他也有一定的了解，总体感觉很神奇，尤其是抗虫的特性。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网络和电视，他感觉转基因对人和环境都是有害的，但是农民自己是无法选择种还是不种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因为村民不知道什么是转基因作物，他们关心的只是种什么东西挣钱，最好是种起来轻松又好卖。为了提高潭村在白镇的经济地位，争取更多的好处，他常常配合镇政府和种子站引进一些新种子并推广给村民，如转基因棉花、油菜、大豆和玉米。

转基因作物最初以“正当的身份”（村民一般将政府和村干部牵头所做的事情称为“正当的”，不用来指涉事情的对与错——作者原注）进潭村是在2002年之后，在推广的过程中，村干部一般是将政府的政策传达给村民，然后引荐种子公司的人去推广。那时候的白镇，因为沙梨价格偏低，且种植果树劳动强度大，村民开始砍掉果树，但一时不知道种什么，遂有部分田地抛荒。政府于是着手建设“优质棉花示范基地”，主推转基因抗虫棉和彩棉。起初，村民对此并无十分了解，只知道这是专家研制的一种颇为神奇的新种子，有一些奇特的功效，但村民没见过，所以推广效果并不好。白镇政府和种子公司为了提高推广绩效，采用免费试种加专家指导的形式引导部分村民试种。

四、基层政府和专家的角色

在这种推广模式中，知识分子即村民口中的“专家” 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专家有些是某部门的农艺师，有些是某高校的育种教师，他们常常出现在白镇电视台的新闻和农业节目中，出现的场景多是田间地头，记者会问一些与“种地”相关的问题，然后专家用肯定的语气对新品种的“神奇效用”如高产、抗虫等作出一番保证，此种充满学识的装扮与亲民的出场，颇具鼓动性和权威性。此外，电视、广播等媒体在种植技能上的指导与后期村干部宣传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加上政府的积极鼓动，慢慢有村民开始种植。

最关键的是，在每年各村的统计报告中，政府会将新型农作物的推广和种植面积做一番比较，产量高的村庄会得到政府的肯定，种的好的村民有可能上电视讲授自己的种植经验，在许多村民眼里那是很荣耀、很难得的事情，于是种植新作物这一行为将村民与一些看似无关的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尽管村民还没有来得及确定他们种的究竟是什么。

一旦命运的决定要素被客观化，一旦通过强制、机巧或诱惑的手段以使外在对象服从的力量否定了主体的意愿，那么，对于多数村民来说，知识就成了能够满足他们对于确定性的渴望的唯一合适的力量。成为宣传手段的专家知识及政府权力效用彼此为对方捧场，专家“自我牺牲”的宣传活动同时引导了权力的诞生，而权力却消除了这种自我牺牲的荣耀性与高贵性。这一进程一旦开始，彼此的权威性便不断得到强化，彼此各自为对方提供合法性。

作为知识代言人的专家就此拥有了无形的权力，从而知识专家和普通村民形成一种吊诡式的依赖型关系。在“神奇新种子”的推广上，基层政府和专家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且与村民这一行动者被区分开来，两者区分的依据是权力与天赋的差异，但二者的关系既非因这种差异而产生，亦非凭借这种差异而维持，造成的结果是引导者建构种植体系，而多数懵懂的行动者通常毫无批判地接受。

从村书记那里了解到，目前潭村干部要做的工作就是配合政府即将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有两大目标：一是提高村子里的收入，二是让村民集中住新区。尽管推广新种子成为村民提高田间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书记很少表达自己对转基因作物的看法。一方面，他也不知道转基因具体是什么，只隐约感觉是产量高的新种子；另一方面，给村民讲解是浪费时间，因为村民听不懂。

总的来说，书记对潭村的前景很有信心，当然言谈中也透露出普通村民对他工作的不理解和无奈，他认为主要是多数村民没有知识，文化素质不一致，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的交往对象多是村子里的精英，包括其他村干部，平四、龙州等“读书多” 的人，他们常常对村子里的一些纠纷做调解或判断，也会在一起讨论村里的发展和国家大事。

村干部或种田能手往往成为村民眼里的知识分子，许多村民有无法处理的家务事或种田上的问题都会向他们求教。在潭村，我听到村民谈得最多的就是“希望科技能进步”，村民口中的科技成为其提高田间收入和改善生活的法宝。村民认为，所谓的有神奇功效的新种子都是专家研制出来的高科技产物。在村民眼里电视上的专家更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们讲的话就是权威，也是值得信赖的人。

五、权力的运作

无论村民对专家的理解有多少维度，我想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村民对知识的敬畏与信任，而权力的运作就此粉墨登场。无论是媒体上的专家还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教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非知识分子”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

“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 的尺度。

在潭村，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村民遇到“难事”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话语更具备指导意义。正是在村民无所适从的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之最显著特征的“知识／权利” 之共生现象被确立。福柯把权力看做一种关系，它被社会系统定位、驱散、扩散，它是机动易变的，尤其被社会系统所掩饰，在宏观和微观水平上通过许多特定的实践来运作。权力在一系列细微之处得到体现，如潭村所在的白镇政府就是通过基层行政作业的模式来完成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管理也许可以被当作对稳定秩序的世俗管理。（福柯生于1926年，卒于1984年，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编注）

在村民平四看来，政府的权力主要运用在抓经济业绩和政治稳定，很少去关心村民的生活，村民多数是“一群麻木的没有思想的人”，而村民的“麻木” 在政府眼里意味着“不闹事”，因为潭村一直是白镇中社会稳定的标杆。

对于潭村的现状，平四认为：“我们村子之所以没有人上访闹事是因为太愚昧、麻木，大家都不关心政治，村民大多政治觉悟低，许多村民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大家太喜欢打牌，多认为打牌是享受，不打牌划不来也和别人合不来，还有部分人经不住诱惑，不打牌就被别人挖苦，所以不得不打牌。我觉得经常打牌容易闹意见吵架，搞下跳舞还蛮好的，有健康意义，农村也有了新面貌。我们喜欢‘垄上行’ 这个节目，连邻居吵架，夫妻闹意见都管，很实际，这样很多事情就不会闹大，农村的治安就会更好，如果政府官员能这样管理就好了。但在对农民的指导上，专家有权威但不是很具体，比如专家说治虫要早上治，但没有说清楚露水的影响，其实要露水干了才能打药水。专家如果说得不清楚可能很多人就会被误导……”

平四作为村里的知识分子，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让我诧异的是对于转基因作物他几乎没有了解，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杂交品种，但不知道田间种植的棉花就是转基因作物。从对潭村的调查来看，转基因作物的进入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同时，村民对知识的敬畏、对权利的麻木，无形中也给转基因作物进潭村架桥铺路。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村民去质疑此种作物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进潭村是风平浪静、悄无声息的。

（本文选自《悄无声息的“革命”——转基因作物与一个华中乡村的社会变迁》，胡艳华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5月初版，页82~91。图片取自该书，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略去大部分脚注，正文略有简化，有重新分段和标点改动。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