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彦洋 昝涛｜“国父陵”：土耳其现代国家的记忆之场

1938年11月10日，土耳其独立战争领导人、共和国首任总统、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伊斯坦布尔溘然长逝。作为凯末尔身后事的关键部分，“国父陵”的选址与设计备受瞩目，牵动着那个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敏感神经。落成半个多世纪以来，凯末尔陵（Anıtkabir）超越一座陵墓功能本身，被赋予独特的政治象征意义与政治话语功能，反映着不同时代土耳其社会多元意识形态的交融、博弈与建构。某种程度上，凯末尔陵也是观察现当代土耳其社会思想史的“记忆之场”。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陵

一、记忆之场与“国父陵”的形成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档案等传统史料，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节日、图画、建筑物等均可成为历史研究和话语分析的对象。其中，纪念建筑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1978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编写《新史学》时提出“记忆之场”概念（“记忆之场”法语为lieux de mémoire，是皮埃尔·诺拉首创的词汇，由场所[lieux]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199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使用Reams of Memory的英文译名对“记忆之场”系列著作选译出版。在中文学界，“记忆之场”也被译为“记忆的场所”）。诺拉在研究法兰西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对于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有显著的作用。于是，他主张通过研究记忆场所来拯救残存的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他在1984年至1992年之间先后编辑出版了《共和国》《民族》和《复数的法兰西》等三部宏大著作，汇集法兰西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使得“记忆之场”这一概念在欧洲学术界广为传播，衍生了“统一欧洲的记忆场所”“德国的记忆场所”等概念（参见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140-157页）。

记忆之场理论为政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可视的具象空间。通过一个个具象的建筑实体，解读其背后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精神，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参见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学海》，2015年第3期，65-72页）。例如，中国学者对中山陵的研究，以纪念建筑物为具体介质，剖析了孙中山的葬事与国民政府“再造民国”政治目标的互动过程，开辟了民国时期孙中山形象研究的社会文化史路径（此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凯末尔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与孙中山先生有一定的相似性，二人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都具有反对殖民压迫、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主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发起全国性悼念活动并在南京修建中山陵，以葬礼强化政权合法性与意识形态正统性。与之相似，1938年至1953年间，土耳其围绕“国父”凯末尔的殡葬活动，也是一场规模宏大、持续久长、意义深远的国家行为：凯末尔逝世后，土耳其政府邀请德国现代派建筑师布努诺·陶特（Bruno Taut）主持设计了国父的灵柩台，凯末尔灵柩在伊斯坦布尔多尔玛巴赫彻宫（Dolmabahçe Palace）接受吊唁。当年11月16日至19日，灵柩被装载于一辆炮架车，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巷，乘军舰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伊兹米特湾，并在伊兹米特港搭乘专列前往首都安卡拉。11月20日清晨，灵柩运抵安卡拉。21日，土耳其政府在安卡拉市中心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葬礼。随后，凯末尔的灵柩被安置在安卡拉民族志博物馆等待正式陵墓落成。在凯末尔逝世整整十五年后，1953年11月10日，土耳其政府在凯末尔陵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宣告凯末尔丧葬活动最终完成。

从空间上看，凯末尔陵不仅是土耳其革命领导人的安息之所，更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设计的国家级纪念建筑。凯末尔陵位于安卡拉市中心的西北部，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作为入口步道的狮子大道（Street of Lions/Aslanlı Yol）、位于空间中心的纪念广场（Ceremonial Plaza/Tören Alanı）、位于高台上荣耀堂（Hall of Hornor/Şeref Holü）以及环绕陵墓的和平公园（Peace Park/ Barış Parkı）。凯末尔陵各个空间中，每一个细节背后都具有政治意义，直观的如雕塑与壁画设计、标语的含义，比较不直观的如装饰物的数量、尺寸等。

从时间上看，凯末尔陵具有划时代的特殊性。在凯末尔陵之前，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葬礼和陵墓都遵从伊斯兰教法，建筑风格融入伊斯兰建筑元素。凯末尔之后，土耳其国家元首不再享有帝王式的宏大葬礼与陵墓，墓地建筑风格趋向简单。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门德列斯总理、厄扎尔总统、德米雷尔总统等土耳其共和国政坛名人的陵墓规模已经大幅缩小。

二、建构早期的记忆之场

凯末尔陵自设计建造之初，就被土耳其共和国政府赋予表达官方意识形态的符号功能。凯末尔逝世后，他所创立的共和人民党（CHP）执政多年，直至1950年被民主选举上台的民主党（DP）取代。共和人民党主导了凯末尔陵从设计到修建的主要时期，在陵墓中全面还原了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即土耳其语所称的“六支箭”（altı ok）——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新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

1.国家主义的领袖权威

国家主义首选体现在选址上。凯末尔去世一年后，土耳其议会任命了负责修建凯末尔陵的委员会。由于凯末尔生前并未指定陵墓所在位置，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选址。凯末尔陵选址在安卡拉，而不是伊斯坦布尔或凯末尔的家乡萨洛尼卡（即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曾为奥斯曼帝国所辖。1922年《洛桑条约》将此地划入希腊国土），强化了安卡拉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伊斯坦布尔是千年古都和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凯末尔暮年养病和离世的地方，但与旧帝国及伊斯兰传统联系密切。安卡拉位于安纳托利亚腹地，1923年被选为新国家的首都前只是一座相对落后的内陆小城市。作为首都的安卡拉，几乎是凯末尔党人平地而建的新城，凯末尔陵墓不仅承载其个人历史，更承载着革命力量为改造国家而战斗的历史，将要成为新生共和国的精神地标。选址安卡拉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本身就具有强化共和国新政权的政治目的。

在安卡拉地域内，委员会决定将安卡拉市中心一座天然高大土丘拉塞泰佩（Rasattepe）作为墓址，并把该地更名为阿讷特泰佩（Anıttepe，意为“纪念碑山”）。由于地处山丘之巅，凯末尔陵能够被安卡拉的所有土耳其人所仰视，凯末尔陵也俯瞰Ulus区等首都政务功能区，象征着国父对后人事业的关注。1939年，在委员会就选址进行投票时，一位成员解释道：“拉塞泰佩就像新月中间的一颗星星，从迪克曼一直延伸到埃特利克（Dikmen和Etlik是位于安卡拉南部和北部的两个区）。国父陵能在这里建成，就仿佛安卡拉张开双臂欢迎阿塔图尔克进入它的怀抱。因此，我们决定让阿塔图尔克在我们国旗上新月与星星的正中央安息。”（“Anıtkabir'de haç krizi”，载于土耳其《晨报》[Sabah]，网址：http://arsiv.sabah.com.tr/2001/11/11/g02.html，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8日）

其次，国家主义体现在陵墓建筑风格。凯末尔陵的建筑风格深受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工业设计影响，采用被建筑界称为“第二民族建筑风格”（The Second National Architecture Style），主要特点是将民族文化元素与工业时代的简洁设计相结合，营造一种粗犷、强硬、具有力量感的建筑美学（Sibel Bozdogan, Modernism and Nation Building Turkish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the Early Republic, 2001, p.279）。凯末尔陵在建筑风格上，既体现了土耳其民族的传统元素，又采用直线条、正方形、大型立柱等现代建筑设计，营造一种威严的国家权力形象，符合凯末尔打造强大政府的政治意图。

国家主义最后还体现在陵墓的两条轴线上。凯末尔陵总体分为狮子大道轴线、荣耀堂-纪念广场轴线，引导参观者由狮子大道轴线步入陵墓，在荣耀堂-纪念广场轴线远眺陵墓建筑，由远及近，由边缘而中心，形成一种不言而喻的仪式感和崇敬感。

凯末尔陵内部

2.革命主义的现代叙事

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诞生于民主和民族革命的现代主权国家。凯末尔陵集中体现了凯末尔对现代国家蓝图的擘画：

首先，现代国家的社会构成。在陵墓第一部分狮子大道入口处，两组人物雕塑分立左右。入口左侧是三位男性，分别身着士兵、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新式服装，象征着国家新的社会阶层。在入口右侧是三位女性，靠前的两位共持一个“谷物花环”，象征农作物丰收和国土的富饶；中间的妇女掩面而泣，表示听闻国父去世噩耗后的悲痛。

其次，现代国家的政治原则。进入狮子大道，首先要登上二十六级台阶，代表1922年8月26日。那一天，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抗击侵略者的军事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被视为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转折点。整个陵墓位于二十六级台阶之上，寓意土耳其现代国家立于独立战争的胜利之上。从狮子大道到纪念广场，共有十个塔状建筑，其命名分别为：独立（Independence/İstiklal），自由（Liberty/Hürriyet），自治（Anonymous Soldier/Mehmetçik），胜利（Victory/Zafer），和平（Peace/Barış），四月二十三日（23rd April/23 Nisan），民族公约（National Pact/Misak-i Milli），革命（Revolution/İnkılap），共和（Republic/Cumhuriyet）以及捍卫权利（Defense of Rights/Müdafa-i Hukuk）。塔状建筑的命名来自法国大革命后形成的现代政治理念，宣扬凯末尔打造新国家的政治原则。

最后，现代国家的外交主张。环绕陵墓的是和平公园，名字取自凯末尔的名言“国内和平，世界和平”（Peace at home, peace in the world/ Yurtta sulh, cihanda sulh），是凯末尔主义的国际秩序观的体现。

3.民族主义的认同构建

凯末尔陵着力营造土耳其民族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基于凯末尔时代民族史观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凯末尔的支持下，土耳其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结合，形成所谓“土耳其史观”“太阳语言学说”。该学说认为，土耳其人祖先生活的中亚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土耳其人从中亚迁到西亚，建立了例如苏美尔和赫梯（距今约四千年）等国家，还在东亚帮助中国人、印度人等民族创造伟大文明，因此，他们说土耳其人是世界文明的起源，是世界各文明的缔造者。（相关研究具体参见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史观也体现在凯末尔陵中。比如，狮子大道由公元前赫梯帝国风格的二十四尊石狮组成，意在表达土耳其人是小亚细亚地区悠久历史的正统继承者，或者说赫梯文明本身也是土耳其文明的一部分。这二十四尊石狮同时代表着传说中土耳其人祖先乌古斯的二十四支部落，这二十四支部落成为今天多个操突厥语民族的前身。可见，凯末尔陵的设计深受凯末尔执政时期某种大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

此外，还有十座塔状建筑的塔尖采用青铜箭簇的造型，象征土耳其人的祖先在中亚地区使用的游牧毡房。纪念广场的地砖，按照土耳其手工编制地毯的图案铺就，也是对游牧传统的追溯。据称，陵墓最初的设计还曾参照过希腊时期索摩拉斯王陵墓。该陵墓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位于今土耳其共和国博德鲁姆市。

4.世俗主义的文化导向

凯末尔陵的设计装饰上，体现着去奥斯曼元素、去伊斯兰元素的意图，呼应着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改革主张。凯末尔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他废除哈里发制，主张世俗主义（laiklik），建立政教分离政体，大力改革穆斯林生活习惯，甚至建立全新的文字和历法系统，试图将土耳其共和国建成一个由严格的科学主义和政教分离思想体系所支配的社会。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凯末尔也是十分排斥的。他给旧帝国打上腐败落后的标签，批判奥斯曼帝国十九世纪以来在国际上的拙劣表现，进而衬托出新政权的合法性、进步性（昝涛：《从奥斯曼帝国到“新奥斯曼主义”：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收入《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1年第3辑）。凯末尔陵的建筑设计，吸收了公元前西亚地区文明的艺术元素，汲取了欧洲工业文明的极简主义风格，却有意避开了任何奥斯曼和伊斯兰装饰元素，或许是共和人民党人遵循凯末尔主义的反映。凯末尔陵本身就体现着共和国早期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相对于伊斯兰主义的权力优势。

正如土耳其学者所说，凯末尔陵的功能如同一座学校，在土耳其民众中强化民族的共同符号，进而建构对国家的认同。

三、变动政治中的记忆之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亦有一代人的政治建构。凯末尔陵自建成之日起，就不断加入后任政府对凯末尔主义思想的不同诠释，融入土耳其民众对凯末尔主义符号的不同解读，也折射出土耳其不断变化的社会舆情、政党利益与外交诉求。

1.国家外交的功能建构

从1938年凯末尔逝世到1953年“国父陵”落成，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土耳其和外部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际局势方面，其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在国内格局方面，土耳其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1950年，凯末尔所创立的共和人民党（CHP）失去了执政党地位，民主党作为新兴政治力量掌握了政权。这些重大变局，都对土耳其国内产生了深刻影响。

1953年，凯末尔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凯末尔灵柩需要从临时停灵的安卡拉民族志博物馆移至正式陵址。由于执政党更迭，操办移陵典礼的是1950年上台的民主党（DP）政府，而非启动陵墓建设的共和人民党。民主党对凯末尔陵加以利用，服务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安葬凯末尔所使用的土壤，不仅来自土耳其境内各省份，还取自土耳其境外的四个地点，分别是叙利亚境内Qalaat Jabbar的苏莱曼沙阿（奥斯曼帝国创立者奥斯曼一世的祖父）墓、位于韩国的朝鲜战争土耳其烈士陵园、希腊萨洛尼卡的凯末尔故居后花园以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这种境外取土的做法，体现了民主党政府当时的外交需要。

1981年，凯末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时，土耳其政局与1953年凯末尔陵落成时大为不同，政变上台的埃弗伦军政府掌握政权。埃弗伦政府在凯末尔陵室内、棺椁四周放置了六十八个黄铜罐，代表当时土耳其全国的六十七个省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象征着共和国疆域特别是对塞浦路斯领土的某种承认和宣示。1999年，阿塞拜疆总统访问土耳其，将其盛放土壤的铜罐放在凯末尔身边。当时，苏联已经解体，阿塞拜疆已经获得独立，土耳其外交打出某种大民族主义性质的主张和旗号，与阿塞拜疆的关系迅速升温。

在外交中，凯末尔陵是外国领导人访问安卡拉的重要一站，并且经常被土耳其方面安排为第一站。第一个参拜的是1953年到访安卡拉的意大利领导人。2009年是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有法国总统萨科齐，其他的也是不胜枚举。

2.国内政治团体的利益表达

土耳其国内群体的诉求，首先反映在谁能安葬在国父身边这一问题上。1960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为纪念政变中牺牲的军人，在凯末尔陵内增加烈士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土耳其民选政府的权力逐渐稳固，军事政变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88年，军人烈士墓被从凯末尔陵移除。

1980年至1982年，土耳其处于军事政变后军人掌权的政治高压时期。1981年，适逢凯末尔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荣耀堂正面左侧外墙上，军政府刻上加入凯末尔在1938年土耳其国庆节讲话的节选内容。其大意是褒扬军队在保卫国家安全、捍卫世俗化道路方面的功勋（Christopher S. Wilson, Beyond Anitkabir: the Funerary Architecture of Atatürk, pp.123-124）。这段国父语录被视为国父对土耳其军队的“遗嘱”，军政府有意在凯末尔陵中进行突出，以强调其干政的合法性来源。

凯末尔陵也是土耳其举行各类抗议活动的重要场所。比如，2007年4月14日，近百万人聚集在凯末尔陵，拥护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路线，抗议亲伊斯兰的居尔成为总统候选人。另外，围绕加入欧盟、社会福利、劳动者权利等议题，或在一些重大或特殊节日，凯末尔陵也会举办相应的纪念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议题表达功能。

3.寻找新的记忆之场

1980年以来，土耳其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凯末尔主义者逐渐退出国家领导层，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开始掌握政权，土耳其社会对军人政府、去奥斯曼化、去伊斯兰化的传统政策进行了反思。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土耳其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已经从僵化的世俗主义转变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特别是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经济取得显著发展，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十七位，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经济发展成为执政集团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寻求共识比单边主义的世俗化改革更能凝聚人心。

土耳其向来有以伟人命名伟大建筑的传统，但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十多年间，土耳其新落成的大型公共建筑鲜有以凯末尔之姓氏“阿塔图尔克”命名的。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二、第三跨海大桥，分别被命名为“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大桥、“冷酷的”苏丹塞利姆一世大桥。这两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都以大规模对外征服活动而著称，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君主对中东伊斯兰世界以及欧洲巴尔干地区长达四五百年的统治。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

作为重要的国际空港，1985年至2019年，以凯末尔之姓氏命名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一直是国际旅客中转或入境土耳其的主要机场。然而，伊斯坦布尔新机场于2019年正式投入运营后，并未延续使用阿塔图尔克之名。与“阿塔图尔克”使用频率下降形成对比，那些在凯末尔主义语境下被摒弃的奥斯曼元素、伊斯兰元素，在新时期被埃尔多安执掌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加以利用。土耳其有着古代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奥斯曼帝国文化、凯末尔革命文化等多元的精神传，对某个领域的突出强调，也许是其政策走向的一种反映。比如，2018年东地中海油气资源争端发生后，土耳其向争议海域派出的勘探船，有“亚武兹”（Yavuz，即“冷酷的”）号、巴巴罗萨号、Oruç Reis号，这些都是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最出色的苏丹或海军将领，其指挥的水师曾经横扫地中海水域，将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海。当代土耳其政府，越来越积极地去重新挖掘那段被凯末尔党人“抹去”的帝国历史及其记忆，希望以昔日帝国荣光唤起今日土耳其国人的民族自豪意识，张扬民族主义。这在外界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纪念建筑是穿越时空的“记忆之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凯末尔陵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融为一体，折射出土耳其不同政党、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