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群众”的日与夜：大爷大妈上街巡逻，聊的都是国家大事

71岁的王爱青趴在小区值班室的窗口，一双眼珠滋溜转。

过去十多年里，她的主要工作是观察社区情况，如有“风吹草动”，立即向居委会或社区民警上报。

王爱青是“朝阳群众”中的一员，这是一支由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组织而成的治安志愿者队伍。

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市登记在册的“朝阳群众”达13万人，相当于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有277人。其中6万余名活跃的“朝阳群众”，平均每月向朝阳警方提供线索2万余条，集中反映涉及盗销电动自行车、街头诈骗、反恐、公共安全、涉毒类等线索。

这支民间力量已经成为警方破案的隐形助手，2015年的前十个月，根据朝阳群众提供的线索，警方侦破了1023起案件，刑拘了810名犯罪嫌疑人。甚至有网友戏称，朝阳群众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2月16日，全国两会前夕，王爱青代表志愿者参加了社区居委会布置治安防控的会议。任务下来了，她和其他志愿者将守在社区附近的公交站路口负责“上街安全”。

对他们来说，紧张的时候又到了。

任务

一级防控的通知从多个街道下发到居委会，最后通知到每一位朝阳群众。

王爱青从居委会领取任务后，再派发下去。她将和社区里的几百名志愿者轮流到大街上站岗，每人巡逻两小时，在距离自己所在小区几百米的街口，盯防周边。

三源里社区共有六个支部，分管六个路口，王爱青归属第一支部，一共管理七栋楼。她带领的支部一共有23名党员志愿者，划分为邻里纠纷、治安巡逻、出租房管理、居家维修、养犬自律、停车管理……等十个小组。志愿者全都是过去工厂的退休职工，年龄在60岁至75岁之间。

刚过完春节，王爱青就进入了“备战”状态：几个志愿者戴着红袖章往大马路边一站，撑一把伞，放一把椅子。至于奖励，一瓶水或一杯茶，“老人就乐呵。”

和王爱青一样精神紧绷的还有潘家园社区的张复之。

潘家园一共11个社区，一个社区一个支部，张复之是其中一个支部的党员书记，今年71岁。两会期间，她同样接受了值班巡逻任务：社区里16个人轮流值班，一个班两个人两个小时。居委会已经排好值班顺序，他们只需照常进行。

“就得发动群众，我们院里的群众警惕性都特别高。”张复之压低嗓门说。

任务已经交待清楚：“看上去贼头贼脑的人都得过去问问，您干吗的呀？您住哪儿啊？您做什么工作的？”

再过几天，和王爱青一样，她也会戴上“首都治安志愿者”的红袖标，在马路口执行任务。“就瞅着点，有什么危险情况往上报到社区和警务室。”

全国两会，“五一”，“十一”假期和各种峰会等人流密集时段，志愿者都会上大街上站岗，“这一年就没有歇着，都在小区和大街上转悠。”王爱青说话声音高亢洪亮。

从工厂退休以后，王爱青闲不住，只要分配下来任务，她只有两个字：“行！去！”

“我有时候开会给党员说，咱们都得有担当！得担当责任，得有这个心。”比如，春节刚过，社区里有人丢东西，她预备着在院里挂一横幅，提醒大家“防火防盗”。

时间久了，王爱青身边聚集了二十几名志愿者，只要有事，跳出来“一喊”，所有人像巢穴里的飞鸟，“嗖”地都从家里蹿了出来。　

“我就是在王姐的领导之下”，群众志愿者马文茹坚信，她们对“有犯罪倾向的人”有震慑作用，绕着社区“转一圈，别瞧小脚，还是管用” 。

如果遇到险情，马文茹也想好了对策，“虽然追不上也跑不动，我们可以报警；不对劲儿的，我就看着点，他到底要干什么。”

75岁的于福海是这支志愿者队伍里少有的男性：“我们365天执行任务都是无偿的。和谐社会，一是为自己，也是为了人家，高兴” 。

王爱青则归结为“老有所为”，“老了不能在家，能发挥一点余热，就发挥一点余热。”

“雷达”

朝阳区全区面积超过470平方公里，是北京人口最多的城区，这里聚集了众多外事、金融和文体机构，治安环境复杂。

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主办的《人民公安》杂志曾披露过一组数据：朝阳区聚集了165家外国驻华使馆、22家驻京国际组织机构和159家外国驻京新闻机构；仅CBD地区就集中了1250余家金融机构、250余家外资金融机构和110余家国际组织和商会；这里流动人口有175万人，大量以地缘、亲缘、业缘为纽带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地区……朝阳公安分局年均接报110警情60余万件，日接报最高峰值2200余件，年均受理治安案件9万余起，受理涉外案（事）件2900余起。

多年下来，王爱青已经形成习惯。无论是买菜的路上，还是遛弯的间隙，只要是发现可疑情况，她就会立即向居委会或社区民警汇报；平日，她就在院里待着，对出入院里的房屋中介，保洁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儿子女儿刚开始不支持她干志愿者，都劝：“您别老出去了，都这么大岁数了。”之前一个下雪天，王爱青出门巡逻，踩到了地上的小薄冰，一滑摔出了脑震荡，打了半个月的点滴。

“我们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人，就是任劳任怨，甘当老黄牛，有什么事都管。”年轻的时候，她参加工作，厂里分配什么活她都卖力干，“都是那个时候教育的，应该说是一种烙印。”

十几年前，王爱青刚退休做志愿者的工作，一天夜里，9号门一户传来小姑娘“嗷嗷”一嗓子，她从床上爬起来立马报了警。

随后，警察破门而入，才知道有三个人强奸姑娘。

在这块儿地盘上，她什么都管。那天刮大风，七号楼旁的大树枝丫倒下来划破了一户居民家的玻璃，“那是一个潜在危险。”王爱青跑到社区找居委会主任汇报了这件事。“她比社区干部管得都多。”马文茹说。

而于福海形容，他们“就是起个眼睛的作用”。这双眼睛像是监控动态的雷达，紧张工作以维护社区的安全。

这几年，社区的人数增加到一万多，人口流动性增大。王爱青并不排拒外来人员，但进院就得登记。院里有多少停车位，她心里一清二楚。车辆进进出出，不按规矩停放的，她一律贴上纸条，“咱们弄的就是11号楼和9号楼，11号楼不占人家车位，就是9号楼老是随便乱停，该进院的不进院，老是占人家地儿”。

这么多年下来，王爱青也“摊上过一些事儿”。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年轻女孩走进小区，一个陌生男孩跟在她后面。女孩怀疑自己被跟踪，回头直接和男孩吵了起来。

王爱青听到了争吵声，下楼一看，已经围了一圈人，男孩手里拿了块大板砖对着她，“街里街坊你干吗啊？谁敢拍，谁敢动？”她站出来吼了一句。后来了解得知，男孩是过来找亲戚的。结果，这桩乌龙事件周旋到夜里12点，才各自回了家。

过去很多个夜里头，王爱青带着警察上门查案，小区居民都认识她，才给开门。

三源里小区是朝阳区治安先进社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王爱青每年年底都被朝阳派出所评为治安积极分子，每次发一床被褥作为奖励。

同样被评为治安积极分子的还有张复之。她主要负责小区里的其中三栋楼，每栋楼设有楼长和门长，“这边五个门，这边四个门，后边是七个门，门长负责一个门的12户居民社区治安和活动。”她像说顺口溜一样，语速很快。

最近，由于外面的人经常跑到小区里上厕所，院里丢了几辆自行车和三轮车，抓不着小偷，张复之心里着急。

“现在什么人都上这来上厕所，一天得进来二百人。”她在院里边转边说。突然，她看到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男人四处张望，快速走过去问：“您来这儿干吗呢？没见过您。”“随便看看。”男人说完匆忙离开了小区。

观察屋

所有的“任务分配”和“缜密安排”都是在小区一间“值班室”小屋里完成的。

屋子在小区的入口处，紧邻社区大门，面积不足五平米，却是王爱青和二十几名志愿者的阵地。从这里看出去，能将每个进出小区的人收入眼底。

平日，这间屋子由五个人轮流值班，只要有陌生人出入小区，志愿者的“雷达”便响起了。

王爱青的样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视力和听力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衰弱，只是最近脚上长了一个骨刺，疼得厉害，但她仍然闲不住，总寻思下楼转转。

那天吃完早饭，她蹒跚着下楼钻进值班室，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两只眼睛紧盯着来往的行人。

几分钟后，马红容后脚跟了进来。两人开始聊起小区里的住户。

“像四门，有一间两间三四间是老主户，其余的全搬走了，一门还没怎么走。”

“瞧我们这三门，还有几个老的，一个我，一个六楼，就这两家了，有的买房了，有的卖了，都租出去了，都不认识了。”

小屋是他们信息交流互换的场所，社区里发生的一切少有能逃出他们的视界。

一对情侣从窗前路过，“结婚了吗？”马红容摇摇头。

65岁的马红容过去是志愿者队长。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她带着一大帮人在小区和大街上巡逻站岗，后来为了照顾孙子，马红容就暂时退出了。

她居住的社区是半封闭小区，几十年的志愿者生活让她变得警觉。那天，她在小区一栋楼的墙面上看到一张非法活动的宣传单，赶紧揭下来，上交到居委会。贴纸条的人使劲往单元门里面塞，一次塞四五十张。她一边骂一边撕：“有种就不要躲在暗地里！”

马红容不会上网，不知道 “朝阳群众”在网上成了热词，但被人问起，她就像被什么东西突然击中，“我就是朝阳群众啊，我不就住朝阳吗？”她乐呵呵地说。

他们的大脑像数据库，社区里的人员信息多数被准确无误地输入存储库中。小区的住户一出现，所有相关信息都会迅速弹出：谁是老住户，谁家是租房，谁家有几个人，谁家的车停哪个位。甚至根据车牌号，他们也能轻松检索出主人的名字。

“那几年，老管记得清，现在老了，有时候认车不行，就认人，有的时候换车了，记不住。”王爱青摇摇头说。

相比六七十岁的老人，58岁的潘家园社区的门卫张浩海是相对年轻的群众志愿者。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七点，张浩海一直在他的观察屋里待着。

白天，他守在小区入口处的一间值班小屋，透过玻璃窗追踪小区里的情况。小区里的人他都认识，“贼眉鼠眼”的准保成为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有一次，小区门口一对男女打架，女的不停喊救命，张浩海报了警，警察过来后把人都带走了；还有一次，小区进来一小伙儿，张浩海看他东张西望不对劲，立马报了警，小伙儿在偷车时被抓了个现行。“要看着不对劲，就多盯着点，警惕点，这是肯定的。”

小区以前有一个男人吸毒，“瘦着呢，焦黄焦黄的”，后来被强制戒毒后放了出来。警察给张浩海打了招呼，他像猫盯耗子一样盯着那人，“他要复吸似的，有什么情况我就上报。”他说话的时候，视线一直停留在窗外过往的行人身上。

那天，北京下了一场雪，外面呼呼刮着大风。张浩海一个人蜷缩着身体坐在值班室里。

下午四点，小区里的两个老人嚷嚷着推门进了值班室，聚在小屋里，聊起街坊领居和小区情况。

“这人怎么又把垃圾卸那里了？”“叫他给拉走？”“垃圾都往这儿拉，还想在门口坐会儿呢，现在怎么坐呀，咱们得跟社区说说。”“我刚跟他说了，就这一次，下次就不让你进来了。” 小区15号楼的楼长，79岁的何润芳气嘟嘟地坐到凳子上，说话底气十足。

“首都荣誉”

1946年出生的王爱青在三源里社区已经居住三十多年，她的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厂里分下来的。

当时厂里规定，两个儿子就是两居，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各满十二岁就是三居。那时王爱青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俩孩子没到十二岁，最后只分到了两居室。

“这边是发展的好兆头”，王爱青笃定地说。

她分析过小区的区位优势：“以后区政府不是搬通州那边吗？这边是北京的京城，这边算首都，咱们中间夹着，一肩挑两担，挺关键的，治安什么的责任重大。”她边用手比划边说。

在社区居委会主任侯喜君眼里，这些居民平时聚在一起“侃山”，“聊的都是国家大事”。比如王爱青，在家只看“央视一套和十三套的新闻节目”。“他们关心十八大开会，十九大，国际问题，南海问题，这是一种大视野的政治，对首都的安全和稳定大家都特别在意。”

这些年，小区周围发生了很多变化，多了不少写字楼和宾馆，王爱青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但当年工厂先进工人的劲头一点没减，“凡事喜欢冲在前面。”

2014年3月，北京市颁布实施了《群众举报涉恐涉暴线索奖励办法》，奖励划分三个等级，最低的三级线索也会给予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该办法为鼓励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反恐、防恐的工作中来。

三源里社区在三环路段，交通便利，流动人口多，共有4500户居民，超过一万人。说服群众加入志愿者并没有花费侯喜君太多力气，“大量工作都是依靠党员志愿者完成的，这些居民政治责任感强。”

社区共有480多名党员，其中志愿者就有250多名，90%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侯喜君的激励方式就是“提高觉悟”，“我们的老同志都是党员，过去都是讲究觉悟的，还不要报酬。”

2012年当上居委会主任后，他每月定期组织志愿者学习培训一次，主要对社区安全形势进行分析和健康讲座。

在培训课上，侯喜君经常对志愿者讲：“我们这个社区是三元桥的一角，那边都是写字楼宾馆，就我们这是居民区，我们是北京进城第一社区。我们当然得做好，这是朝阳的荣誉，北京的荣誉，首都的荣誉。”

在朝阳区，除了志愿者队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队伍还包括党员巡逻队、专职巡逻队，以及义务巡逻员、治保积极分子等群防群治力量。

侯喜君在社区成立邻里服务社，让支部党员带头负责小区的治安巡逻，环境卫生，停车管理，民调纠纷等等，“能张罗的事全管。”

“遇到危险情况历来不主张作正面斗争，就是及时报警。”在他看来，老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有“优势”，“老人上了年纪，容易激起对方的同情心。”

根据侯喜君的观察，近几年小区入室盗窃案有所减少。“小院变成一个熟人社会，外来犯罪就少，如果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那就给犯罪分子机会。”

201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拓宽群众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努力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

今年2月，由北京朝阳区警方会同相关部门研发的 “朝阳群众HD”也已上线。这是一个集成警民合作、案件下发和群众上传的平台。

此前，曾有几名80岁以上的志愿者找到王爱青，主动要求参加巡逻值班，结果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血压升高或者突发脑血栓。之后，她再不敢让年纪太大的老人加入。“出了事，心里一辈子不好受。”

侯喜君也有同样的担忧。曾经有80多岁的老大爷找侯喜君，报名到街道巡逻，他把水、咖啡给志愿者送过去，老大爷喝完咖啡就心跳过速了，侯喜君立即让他“终止任务”。

王爱青年纪大了，她跟居委会说过，“再给你们干几年，我们岁数都大了，我们快干不了了。”

马红容是志愿者队伍中坚定的一员。她性子急，看不惯的事情都爱管。只是她暂时卸下了“志愿者”的身份，但等孙子不久后上了小学，她又将重返“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