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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了家的除夕,我重新思考了与父亲水火不容的30年

2022-02-03 09:48
海南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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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生 | 资深评论人

【导读】疫情反复之际,今年春节,又有很多在外的人们无法回家过年。时空的阻隔,不仅增进了家人之间的思念,而且也可能在某种“距离感”中,促使人们重新忆起那地方、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与那些纠缠的过去和解。

这其中,今天的青年一代,与其上一辈人之间难言的种种心绪,无疑凝结着中国人最为显著而敏感的情愫。

本文作者是一位从小县城考进北京名牌大学的80后。在外追寻多年的他,回想起自己与父亲的30年,想起当年面对父亲的阴郁,打算闯荡世界,不鱼死网破不足以明志,想起自己曾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家庭束缚,进入一片广阔的天地。然而大城市带来的,却是另一种撕扯。不仅如此,过去数十年代际变迁的结果,并不完全是进步话语中的解放与幸福,也不是一路奔跑无碍的狂欢,而是无形中带有一丝俄狄浦斯式的命运感和悲剧感。

转眼间,作者自己也已身为人父,也会想,该不该像父亲当年要求自己一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如何克服命运的局限,为了一个缥缈的人生理想,忍受挣扎的少年时光?80后这代人一起见证了父辈肩扛重担、解放自己的孩子,也一起见证了父辈的衰落,这是时代的宿命。那么,面向未来的人们,又如何挑过这“因袭的重担”、打开新的宽阔和光明?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今日除夕,祝各位读者朋友虎年吉祥、幸福安康!

父亲与我三十年

“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 一

“火车上小心,到了武汉给我电话。”

父亲站在春运的绿皮车厢外,车门像一个巨大的鼻孔,把黏稠的人群吸进去。

衰败的县城火车站有如一道布景,映衬出父亲起于青萍之末的衰老。

他从肩上把沉重的行李从窗口递给我,“响两声就行了,我给你打过去。”

我大学毕业之后的半年,工作和读书都没有着落。在河南老家过了一个愁云惨淡的春节之后,我给一位平素待我不薄的大学老师打电话,问问有没有可能在他的研究所谋一个秘书之类的职位,他答应试试看。带着决绝的信念,我收拾好行装,打算从此闯荡世界,把这个令我纠结的家庭抛在脑后。

现在回想起那段曾经令我压抑、愤怒的青涩时光,竟有一丝无关痛痒的恍惚。想要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居然如此艰难。 而当时父母的阴郁和亲戚的奚落,让一个二十出头、满脑子被形而上的问题填满的小青年觉得有如世界末日,不鱼死网破不足以明志。所有问题的核心,现在看来,无非是一个80后青年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不被父母承认而已。

我到武汉上大学的1998年,一些人文书店还能看到1980年代“文化热”之后的出版遗骸,比如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美学四讲》,王小波的小说,海德格尔等等。对于一个从小就对“政治思想教育”满腹狐疑的文科生来说,这些东西远比大学课堂里的“九五规划教材”有意思得多,而当时流行的哈耶克,简直让我陡然觉得多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带着青春期的叛逆,我像上足了发条一样和这个世界较劲。经常像个哲人一样,抽着一块钱三根买来的“白云”,皱着眉头在宿舍楼顶平台俯瞰着脚下芸芸众生。我由衷地鄙夷那些中规中矩,英语和法学理论都能考98分的同学,以谈论科斯、布迪厄等生僻的学术大师为能事,以 “三农问题”、“左右之争”为挂怀。1999年之后,大学扩招,学费陡涨,身边那些“98分同学”也渐成异类,很多人谋划着做点生意,或者准备出国,我这样不务正业的学生就更加边缘。

每个学年的寒暑假,是我和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只有这段时间我和父亲朝夕相处,彼此口诛笔伐。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水火不容,一言不合我就摔门而去。我像个愣头青一样冲决家庭的罗网,认为个体意识的成长一定伴随着精神上的“弑父”,而父亲完全是专制主义的金牌代言人。我捧着《拯救与逍遥》之类的书,幻想着自己像舍斯托夫一样去撞那道无形的墙。

在我眼里,父亲无法容忍任何异端,连我的发型、服饰都要无端指责,更不要说我那夜读昼伏的作息时间以及各种奇谈怪论。而大学毕业之后的考研失利、工作无着,更被他看作是我多年来“懒惰、不务正业”种下的恶果。至于我那段时间灰色的心情和郁结,父亲好像根本就未加留意,我被这种十分功利的“唯目的论”伤透了心。我像个激进的左翼文人一样,认为“家”是一切专制和不平等的渊薮,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充满了丛林法则,一天都呆不下去了。

我在潮水般南下打工的兄弟姐妹们的缝隙中挤上火车,数九寒天出了一身大汗。身边染黄头发的小妹正连拖带拽把没挤上车的同伴从窗口拉进来,交错中看到父亲闪烁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嘴唇,我低下头不去看他。

火车开动了,黄发小妹和同伴大声和窗外亲友挥手告别,站台渐行渐远。父亲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条毛巾,抽打混乱中蹭在衣服上的灰尘,接着是鞋子。我看着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眼圈有点胀。

▍二 

我家祖上是地主,其实也仅比贫穷人家多了几亩薄田,并无雇工,但也算是耕读传家。祖父兄弟几个都上过私塾,祖父写一手好毛笔字,多年后我在老家的后墙上看到他几十年前写的村名,颇有颜氏风骨;五爷善国画,幼时见过他的虎啸山林图,呼之欲出,令我惊骇。

父亲出生于1950年代,兄妹五个。父亲年幼时,祖父作为地主已经被打倒,整日批斗,加上祖母去世早,无人看管,常年在惊恐不安中度日,很早就开始了少年樵夫生涯,捡柴到集市卖,编草帽、藤筐换点盐,据伯父讲,还常遭村中恶童追打。父亲很少向我提及这段历史,我只在他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读到一节,说有天晚上卖柴回家,祖父刚结束一天的批斗,耳根处不知被谁刺了一刀,鲜血淋淋,兄弟姊妹不敢多言,低头默默吃饭。我懂事后,似乎听母亲提起过当年殴打祖父的凶手,父亲回报的还是默默。

小学毕业后,村革委会主任拒绝让父亲升初中,挨了一年还复如此。大姑带着腼腆的父亲到主任那里求情,当时的忍辱负重、低声下气已无法追述,可以想见一个狂乱的年代和乖戾的人性,给生性懦弱的父亲造成怎样的烙印。费尽周折读完中学后,父亲当然没有上大学的权利,在一所乡中学当语文老师,暮鼓晨钟,如履薄冰。我认识几个父亲当年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地向我描述当年的父亲是如何勤勉,如何五更即起夤夜不眠,一心扑在教学第一线。我猜想,父亲应该是怀着一颗“黑五类”报恩的心,竭力赎掉出身带给他的原罪。

进入1980年代,随着我的降生和生活的渐趋平稳,父亲开始写作,给一些报刊当通讯员。大约1984年前后,父亲的一篇通讯作品获得了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还在思想道德教材中学到这篇作品。这次获奖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当年30岁左右的他被拔擢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从此步入仕途。

我上初中时,父亲到乡镇当党委书记锻炼。我老家在黄河故道,有治水的传统。那年春天,黄土地刚刚解冻,父亲带领全乡的青壮年劳动力疏浚河道,身先士卒,不舍昼夜地赶工,落下了腰疼的毛病。1990年代,乡村乱象已呈,追缴超生罚款,动辄扒房掀屋;各种摊派,“层峦叠嶂”。个中情景,李昌平后来都报告总理了。父亲天性善良,我曾跟他下乡,田间地头,随处和老农攀谈,绝无一点“干部”的架子,但各种摊派收不上来,乡财政自然吃紧,下属多有怨言。于上级,他也不予打点,像一个农民,宁愿把余粮给儿女吃了,也不愿进行一种投入产出式的官场博弈。对他而言,最大的成就,就是看着他的产品——我,能好学上进,出人头地,突破他因为出身带来的局限。而当时的我,说来惭愧,正在各种港片的刺激下,过着一种牯岭街少年般的生活,和一帮不良少年啸聚街头,在校园内横冲直撞。

好几年前,我在一篇写父亲的文章里说,父亲以一种清教徒式的禁欲苦行,和近乎自虐的奋斗理念,走过他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现在看来,似乎还不仅是这样。

人是时代的儿子。

他由衷地认同现在的时代,却从未想过记恨过往。一些时代的弊病,他当然看在眼里,却以清者自清的姿态置身事外。也就是说,他自动过滤掉了三十年来的另一种无序,而把艰苦奋斗当作最高的人生准则。

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他以没有上大学为憾(1980年代上了一个大专),便在四十多岁时自修了一个成人自考本科。考试前的数月,他每天5点多起床温习功课。我告诉他自考监考很松,他不以为然,非要亲力亲为考出将近满分的成绩。他半生清廉自守,却也无缘青云直上,最后在1990年代末一次全省公开招聘中,考到异地为官,并以此证明“这个时代还是相信真才实学的”。

我们举家迁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父亲像头老牛一样躬耕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报答这个时代给他的另一份恩情。我第一次踏进那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和父母布置简陋的居所时,酸楚无端。他们和千百万被时代挟裹着涌往各地的打工者一样,自食其力、朴实勤劳,却又无法改变冥冥之中的宿命。

▍ 三 

几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父母把人事不省的我拖回家中治疗。转了几次院后,我的肚子像个吹足了气的气球,一戳就爆,身上插了三根输液管。主治医生说再观察一会儿,不行就开刀。我听他在门外和父亲耳语,好像是说你这孩子要是熬不过今晚的话,说不准就完蛋了。说完又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要坚强一点,以后还有大好的前途云云,让我感觉像在安慰一个要枪决的犯人。父亲愁眉苦脸地蹲在病房门口抽烟,我虚弱地央求他别抽了,呛得慌。他像扔掉一团火一样把烟甩了,狠狠踩熄,我从未见他动作如此利索过。他双手撑在床边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睛由于几天不睡而充斥着血丝,胡茬像冬天的残草般布满又黄又黑的脸。在那个无边的黑夜,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家族血脉的绵延,自己身上承载着父亲毕生的重托。

命运兜兜转转。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考进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到“体制内”就业、成家,一切显得顺风顺水。少年时的种种乖张也似乎渐渐消退,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好像变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类似客套的东西。父亲已经习惯抽烟时给我一根,我也习惯了父亲打电话问完我的近况后,貌似不经意地提起某个亲戚朋友遇到的麻烦,问我“能不能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下”。

我曾经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家庭的束缚,进入到一片广阔的天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然而大城市带给我的,却是另一种撕扯。

在这个急速现代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块化石,层层叠叠,积淀了太多变迁。想想父母的背井离乡,和自己十多年来的漂泊,常常让我不知身在何处,又去往何方。社会学家说,这是一个无根的现代性,我却感受到了作为个体的无根感。弗洛伊德教会了我们“弑父情结”,时代也不断地“弑父”,问题是,“弑父”之后怎么办?

所以,我常想起鲁迅所说的“因袭的重担”。我们如何背负这因袭的重担,又如何肩住黑暗的闸门?我又回想起当年,说起文革时殴打我祖父的凶手时,父亲的默默。和家族史一样,时代如何让仇恨及身而止,让一切痛楚、怨毒,停留在自己的肩头?

想起当年姜文导演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上映时,我读到一个朋友的影评,“爸爸的爸爸死了,儿子的儿子生了。一辈子接着一辈子,总有枪声响起,也总会有安息。家族的理想,和族群的理想一样,都经过死亡,也经过新生”。

转眼间,我也身为人父。深夜不寐时,我也会想,我会不会因袭父亲“严于律己,亦严于律人”的苛刻?会不会像父亲要求自己一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如何克服我命运的局限,为了一个缥缈的人生理想,忍受挣扎的少年时光?我和这代人一起见证了父权的衰落,父亲的背影从高大走向衰老,这是家族史的宿命,也是时代的宿命。而我要做的,只是肩住自己的闸门而已。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 ,原题为《父亲与我三十年》。 图片 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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