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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志 | 岸上人怀恋着水上的一生

2022-02-04 14: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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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访并文 | 凝雨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编辑 | 林子尧

编者按:

中国传统农历的新年,象征着一场新的轮回。在漫长的人生里,是这样顺应着节气、天文变化的历时里的节日昭示着一次次新的希望。家族志的一篇文章里写道:“称呼某地是家意味着人类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曾)依附于某一片土地,这显然是一种示弱的姿态。”在中国传统里,以家庭为单位的精神依托把人与人联结起来,因而在纷乱流离的生活里,人在时空中始终有一个确定的坐标,通过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

虎年新春,湃客镜相联合北大传播学课程的作者们,共同书写家族历史。并以自身童年至青年视角的转换,折射出几代人沟通、理解和凝视。是在代际轮回里生生不息的传承——文化与情感,故土与新人,赋予了中国人“家”的精神归属。

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常常自己看着电视,听着他们两个和村里的其他老人一起聊天。一直以来,爷爷奶奶家都是街坊邻居茶余饭后闲聊的场所。他们的平生遭际,如此真实地刻在岁月里。

太公是岸上人,因而对于土地,爷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太公有脚疾,算是半个残废人,生儿育女一辈子,只能做些轻活以贴补家用。爷爷上了五年学,五年级时因为一些原因中断了学业,风波过后,只能告别学校,开始没日没夜地干活做事,下地农耕,上山砍柴,修渠道,建水库,和那个时代的人一同早起晚归。后来,爷爷凭借自身能力当上了队长,喊出工,搞分配,颇有些威风。

但爷爷从来不是一个威风的人,只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做一份事,拿一份钱,不争不抢。70年代担任生产队队长,千禧年后再次出任队长,负责村上五队的有关事务。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爷爷有段时间晚上经常出门。每次问奶奶,奶奶都说,爷爷去别人家收医疗保险费去了。那时候缴费还没有实现电子化,爷爷不想麻烦别人送钱上门。于是到了该收费的时候,爷爷就会趁着晚饭后,每家每户上门收钱,再自己一个一个登记好。

通往别人家的路上,满是他的足迹。

酉乔的“老屋下”

岸上人的称呼,是与水上人相对的。而我会知道水上人,是因为奶奶。一直到七岁,她都生活在船上,往后一直怀恋着这短暂的船上生活。

小小的蓬船,住着老外公一家四口人。船篷是自己做的,用竹篾和粽叶搭在船上。蓬下分为三格,靠近船头的一格放着做饭用的灶,其实只是一口和着土和泥巴、带上一个烧火口的瓮。船尾那头的一格用来睡觉,这一格被人为地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面睡人,人的上面横着木板,板上摆放着一个木制的小菩萨。菩萨是用来祈福的,保佑在水上颠簸过活的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面对茫茫河湖,小菩萨是漂泊无依者的定心针。两格中间,留有狭小的供人坐下的地儿。

老外公家几代都是水上人,船也就一代代传下来。倘若船坏了,便花钱请人再造一艘。世世代代,生活也就这样继续着。老外公是渔业社的,每天只是打鱼、晒网。那时候省境内水域比现在更广阔,每年涨水好几回。每次涨大水,老外公就撑着他的船到处载人出门,不过不收费,算是顺路也算是卖个人情。

生于水上,长于水上,奶奶摇橹的技艺几乎是天生的。老外婆从岸上来到水上好几年,始终不能熟悉如何摇橹、如何撑船,甚至比不过几岁的奶奶,加之年岁日长,于是,奶奶五六岁时就接替了老外婆的位置,配合老外公摇橹,和老外公一起撑着船四处奔忙,上至士安,下至十昌。河水水深阻力大,奶奶除了卖力摇橹以外,别无他法。

打鱼时,从船上撒网,船网一齐漂行。如果遇到洋船,奶奶须负责打灯,让洋船避让。所谓洋船,指的是载木头的货船。那时候,洋船上的人也会主动避让,大船小船两者相安无事。打鱼所得并不多,多则三四角,少则分文无收。奶奶一家虽然以打鱼为生,但其实并不经常吃鱼,因为舍不得,更多的时候只是嚼着蔬菜。奶奶以为,日子会继续这样下去,或者直到结婚,或者结婚之后也一直在船上飘荡,直至生命终结。

只是,那时候打鱼完全顺遂天意,天却不遂人意。撒下去的还是那张网,能收上来的鱼越来越少,奶奶一家生活日渐困窘。1966年,老外公被“下放”,奶奶从水上来到岸上。上岸之后的落脚点,是这群水上人自己选择的。水上人一直漂流四散,最终上岸了,他们也没能聚拢。之前经熟人介绍,老外公在木滩买了自己的第一间也是唯一一间房。房子不大,奶奶试着走过,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只消四步。不过,它也终究是个家。因此,老外公选择在这里落户上岸。奶奶一家姓曾,贸然闯进刘姓为主的木滩,常常被歧视,只是生活还要继续,看不起就看不起吧。

和爷爷当年类似,上岸之后的奶奶扛过锄头,割过稻子,修过水库,挖过渠道。当老外公年纪大了,不能再劳作时,奶奶和她的哥哥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五口(彼时奶奶的妹妹已经出生)的责任。

日子一天天捱过去。日复一日这样的集体劳作,让奶奶对岸上的生活感到莫名的排斥,总是追忆曾经在船上的生活,虽不富足,然四处飘荡,自有一种自在感。

《边城》中翠翠在船上

虽然奶奶贪恋水上生活的广阔,但是水上人的时代,对于奶奶来说,已经是终章。尽管奶奶厌弃强制性劳动,然而即使在结婚之后,她依然困在“被管理”的笼子里,无力挽回。

爷爷奶奶是经过介绍认识的,他们两个相互支持,直到今天。

结婚之后,奶奶从木滩来到酉乔。在两个人的小家里,奶奶多了家务需要操持。白天依旧出工,晚上回家打猪草、做家务。单干分地时,太公和太婆被分散到两个儿子家里,由两个儿子分别赡养。这一举动,为两户家庭各增加了大概一亩地。只是没想到,这夫妻俩,从船上吵到岸上,老来却分离。

单干之后,笼子被打破了,只是生活的压力有增无减。种田耕地已不能满足家庭开支,爷爷奶奶只好四处开拓副业。上山砍柴烧木炭,下山之后挑去卖,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日常事务了。

在爷爷这房的某个亲戚家里,奶奶经常看到有人在做豆腐,便利用自家种的豆子,进行了一次制作豆腐的小试验,一次就成功了,由于她做的豆腐更紧实、更有弹性,豆腐很快全部卖出去了。于是,奶奶开始了她的“豆腐西施”的生活,爷爷也参与其中,帮奶奶打打下手。

凌晨一两点起床,漂,磨,烧,舀,滤,加入磨好的石膏浆点卤,放进箱里或盆里,用石头压在其上,将水分挤出,按照箱板的纹痕切块之后,将豆腐块放入水中,最后挑起水桶,拿到街上叫卖。小小豆腐块的背后是长时间的操劳。当奶奶提着水桶上街之后,爷爷就上山砍柴。而当“捡豆腐”的买家把最后一块豆腐买走之后,奶奶也会上山挑柴。一百多斤的柴禾,往往需要爷爷或奶奶长途跋涉。单独挑到江的另一边。

酉乔在水东,也就是江的东边。然而水西,即江的西面地区,才是柴火的主要市场。奶奶或者爷爷常常一个人背起百来斤的木柴来到江边,和其他人抢着渡河,甚至在上了渡船之后,在一片混乱和拥挤中,爷爷奶奶会被无意推下水。被别人捞起来时,爷爷奶奶也不忘捞起用于售卖的柴禾。而被捞起之后,他们仍然需要在混乱中抢着渡河。

落水之后,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为生计奔忙的心,却并不在意寒暖。

世纪之交,爷爷奶奶放弃了做豆腐,转而将副业瞄准于在窑厂烧砖,在工地和水泥、搬砖,在山上护林伐草……爷爷奶奶尝试过各种赚钱养家的方式,最后发现做小工比卖豆腐更划算。那时候,爷爷奶奶已经攒下来好几万块钱。用这些钱,他们在XXX国道旁买下80平方米的地皮。为了守住它,爷爷奶奶四处借钱,欠下一屁股债,更加卖力地钻营副业。四处辗转,到不同的地方做基本相同的事情,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七点回家,辛辛苦苦一整天却只拿十几块钱的工资,对于爷爷奶奶而言已是常态。县城里的公园、学校,开放商经营的房地产,乡下的房屋、水渠,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XX国道及其附近

我时常问他们为什么不外出打工,就像我父亲那般,毕竟“春风”不是同等地拂过所有地区。每当我问起这个问题,他们只是愣一愣,摇摇头,然后笑一笑,说:“八十年代水东人搞副业可以过得下去,出去干嘛呢?九十年代以后自己也年龄大了,出不去了。”我看着他们,觉得他们的笑里有着些许尴尬,或许是因为并没有人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在身强力壮时“出去”,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其实,询问他们选择留下的原因,已经毫无意义。他们一直渴望离开,不是为了务工而离开的离开,而是与赚钱无关的那种出走。生活的担子压在他们身上太久,不管习不习惯,他们大半生都在匍匐前行。他们不祈求完全解脱,因为田地与杂活给他们安全感。他们所心心念念的自由,只是能够自主地选择停下,并且在停下时,自己可以有机会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对于自我的压抑,只需要短暂的释放。他们是人,正如我们也是人。

他们一直在酉乔这个小地方徘徊,在年复一年地做着和十几年前一样的事情。在工地上、山林间、窑厂里的,似乎一直是他们。在家里带小孩的,也是他们。或者正因为如此,他们从不掌控我的父亲和叔叔,而是让他们自由选择,让他们拥有不一样的可能。

只是,当他们把黄金世界承诺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九十年代中期,“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的话语传遍了整个酉乔村。那个时候经常有人从广东寄钱回来。当时从广东寄钱回来只能从邮政局写汇票,需要八天左右才能寄到老家。邮递员在祠堂门口叫一句“XX家寄钱回来了,过来取下汇票”,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心生羡慕,然后叽叽喳喳地说上半天。看着从广东回来的人头上打着金刚钻(以前的一种定型发胶),身上西装革履扎着领带,脚上的皮鞋油光锃亮,听着他们唾沫横飞地说着广东如何好,父亲心里蠢蠢欲动。在爷爷奶奶的同意之后,父亲和他的朋友从窗户口爬进人满为患的列车,驶向了他以为的新生活的起点。

爷爷奶奶,则被抛弃在了乡野之间,仍然在田间地头、工地山林中劳作。然而,究竟是谁抛弃了谁呢?或许是时代抛下了所有人。任何一趟列车,都没有能力将所有人载到自己心仪的目的地。即使爷爷奶奶当初去了所谓的发财宝地,也不过是像父亲一般,在大好年华之际漂泊在外,丢下父母孩子,在社畜生活与劳动中灰头土脸。或者说,像我的外公外婆那样,在中老年的年纪,挣扎着适应年轻人聚集的职工市场,在机械操作中被指指点点,然后越发空虚。

而这,不正是爷爷奶奶所厌弃的吗?正如他们厌弃昔日集体劳动的强制性一般。

“为什么要去做小工?”

“当然是赚钱了,没钱怎么过?”

“做小工不会累吗?”

“当然会,腰酸背痛的。但是比之前吃工分的时候更自由。你想去就去,想休息就休息几天,挺好的。”

“做小工是主业还是种田是主业?”

“肯定是种田了。”

“为什么?怎么我一直觉得你们经常出去做小工呢?”

“没有,只是最近几年你弟弟妹妹都去县城里上学之后,才多做了几天。在家里种田,可以有米有蔬菜,做小工的话主要是赚点零用钱,贴补家用。能多赚点就赚点吧,反正想去就去,挺自由的……等你以后赚了钱,带我们去北京去上海旅旅游就行。”

原来,他们理解的自由,是对于强迫性的抵抗,是对于后代幸福的期望,是自我选择地权利,是走向远方的可能。然而这种自由,真的是自由吗?他们选择了不适合他们年龄的体力劳动而非轻活,他们选择了零工与农耕而放弃纯粹的休息,这算是自由吗?他们对于自由的朴素理解,建构在他们的时代经历上。同时因为我们多元化地解构和重建好坏标准,因为这个时代丧文化不断发展,这种朴素显得弥足珍贵。或许不是最好的他们错过了最好的时代,而是时代变了,但是他们依然纯粹,尽管这份纯粹包含着由年龄带来的辛酸与无奈。

难得旅游的爷爷奶奶

去年十月,爷爷在县城的某个工地倒水泥时,手指不小心卡到搅拌机里,左手断了三根指头,甚至小拇指的半截被机器活生生地吞了,被送到医院紧急处理。经过大半年的休养,已经好了许多,不过手指仍然有点木(麻),依然在肿着。小拇指剩下半截的失落,或许就是爷爷当时和现在的失落吧。只能呆在家里,就像太公曾经那般,看着奶奶依旧里外操持,爷爷多少有些不适。

昨天,奶奶到地里替别人插秧,一天二百多块钱。早上四点起床,五点骑上电动车从家里出发,赶到别人的地里。顶着烈日,一直忙活到晚上七点多回家。和她同去的,是曾经也和她同去其他地方做小工的“同事”,大多六十上下。是啊,奶奶今年已经六十多了!

今天老家下了场雨,虽然没有下一整天,但也确实拦下了那群忙去赚钱的老年人。爷爷奶奶家里摆着一张桌子,是为了打扑克而特意搬到一楼的。奶奶在内的四个人坐在桌子旁,饶有声色地打着扑克,随着牌局嚷着笑着。外一圈坐着或站着感兴趣的看客,为人叫好或遗憾,甚至出点小主意。爷爷不爱玩牌,坐在离牌桌较远的地方,和其他人聊着。人们随时聚拢,随时散去。

所以,明天呢?明天,爷爷奶奶会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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