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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再出发:中欧关系如何走出立陶宛?

特约撰稿 黄境
2022-02-09 18:05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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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德国大选;年底,“后默克尔时代”新领导班子上任。目前看,虽德国激辩对华政策有段时间了,但新政府对华务实,磨合短于预期。今年4月法国大选,如马克龙连任总统,法国对华政策也会有很强的延续性。

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备受瞩目但却因疫情而一再延期的中欧“全家福峰会”(欧盟以及所有成员国领导人都将出席)很可能于“二十大”后召开。进入新政治周期的中国和欧洲大国,如何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外交形式推动中欧关系“再出发”,是今年十分值得期待的一个看点。

今年中欧领导人要想办法解决去年留下的两个任务:一为“中欧投资协定”,二为“立陶宛”。

欧方原计划于今年上半年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这也是为什么在2020年12月30日中欧举行视频峰会并宣布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时,欧盟及法德领导人同时出席(德国当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而法国于今年上半年任轮值主席国)。

但是,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批在欧盟遇到了阻力。由于去年3月的涉疆制裁战,欧洲议会于去年5月底通过决议,表示将冻结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批程序,直至中方解除制裁为止。为推动协定而花费了大量精力的欧盟官员对此十分失望,却有苦难言;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到年底才忍不住抱怨称欧盟在贸易协议批准上是“有问题”的。

关于中欧投资协定,欧内大体分两派:以欧洲议会及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协定须与所谓“新疆、香港等问题”挂钩;而以欧盟委员会、法德政府、欧洲商界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贸易协定或投资协议都不是让人尊重人权的司法工具”(欧盟驻华大使郁白所言)。在2021年3月,欧方在同一天透过媒体透露制裁消息以及公布中欧投资协定的承诺时间表,以期搞平衡。不过这个如意算盘被中国的反制裁打乱。年底,中方代表前往欧盟探讨转圜之道,但当其时欧盟内相关讨论已完成大半,维持制裁决定基本已下。换言之,欧方制裁将从今年3月起再延期一年。

欧方实际上已经开始反省自己的做法。去年6月美欧峰会的联合声明指出“我们打算在使用制裁方面加强合作”,但要“避免对欧洲和美国利益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反映出欧方对制裁有悔意。去年底,欧盟虽决定维持涉疆制裁,但没有像美国一样追加制裁。美国因新疆问题而外交抵制今年的北京冬奥会,希望盟友跟进,欧盟以及绝大部分欧洲国家顾左右而言他。

中欧投资协定开始是个经济问题,但经由“制裁战而后冻结”这一路径,已演变为中欧经济往来、东西意识形态之争、全球产业链重塑等复杂问题的集合体。如何让被视为中欧关系“试金石”的中欧投资协定生效,考验中欧政治家的智慧。

另一个中欧需合作应对的则是立陶宛的“溢出效应”。立陶宛去年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并允许台方以“台湾”的名义在立设代表处,导致中立关系降至冷战结束后最低点。立陶宛此举,有国内政治的原因——2020年底上台的新政府执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也有国际政治的原因——这在立陶宛对华出口萎缩后美国给予立陶宛6亿美元出口信贷便可见一斑。

就欧盟整体而言,并不乐见中立交恶。虽政要纷纷表态要和立陶宛“团结”,但媒体上不乏对立陶宛“绑架”欧盟的质疑。欧盟显然并不希望事态升级,媒体甚至在去年11月透露欧盟推迟了一项提升与台湾贸易关系的保密计划。在立陶宛向欧盟多次求援后,欧委会仅表示可能会将中立贸易争端交给世贸组织解决。当然,欧委会去年底提出的“反经济胁迫工具”提案或在今年通过,那样的话欧盟可能会有更多的政策选择。

德国商界尤其急于解决立陶宛问题。德国波罗的海商会致函立陶宛政府,称中立紧张关系已令在立德企陷入困难,呼吁有关各方尽快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而德国联邦工业协会则指责“个别国家”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与欧盟政策“不一致”,强调“与中国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关系仍然很重要”。

立陶宛升级对台关系,表面看是轻率小国犯下的“马前卒”闹剧,但也折射出西方眼中台湾在产业链、印太战略、意识形态价值上的提升,从中可以窥见出西方对华政策的调整。为了处理好立陶宛问题,确实也需要欧盟以及欧洲大国出面,共同把住中欧关系的航线。

除了“中欧投资协定”和“立陶宛”两个任务,今年中欧领导人还需要在中欧关系上找到共同的定位。因为从去年起 ,“定位偏差”开始困扰中欧关系。

中国与欧盟在1998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在美国行单边主义出兵伊拉克的背景下,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期间,双方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四大伙伴”为中方所提,堪称新时代中国对欧工作指南,而其为欧方“笑纳”亦表明中欧地位之平等、合作之宽广确已达一新高度。

然而,欧方在2019年单方面改变了中欧关系的定位。当年3月12日,在中欧领导人会晤开始前约一个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中欧关系的“十点建议”供欧洲理事会讨论。此份建议对中国做出了四个定位: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战略界多称此为“三重定位”,即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

中方并不认可这一定位。中国外长王毅在去年年中会见马耳他外长时首次对欧盟的对华定位发表评价,称其“相互矛盾,相互抵销”;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更指欧洲在对华政策存在“认知分裂”。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去年底在接受英《金融时报》采访时谈及制裁战,表示:“这是冷战后30多年中欧之间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它本不该发生。究其缘由,恐怕要追溯到2019年3月欧方出台的对华政策文件。它给中欧关系作了一个新的定位,就是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中方始终不认同这样的定位,因为把伙伴当成对手,就难免使双方的合作出现大的问题。”

欧盟以及欧洲各国为何对“三重定位”“敝帚自珍”呢?在欧方看来,“三重定位”至少有三大“优点”:

其一,欧内各国、各行、各界对华看法分歧太大,在“多重定位”提出之前,中国成为欧洲内部重要的“分裂”因素。欧盟既要统合对华政策,就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对华定位。“三重定位”最早在2019年初由德国商界提出,经德国推荐至欧盟后便迅速为各国广泛接受。

其二,在中美对峙之下,欧盟及欧洲国家也只有持对华“多重定位”才能在中美两个大国间游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不得不对抗时对抗”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欧洲对华“三重定位”的影响。

其三,“三重定位”为欧方与中国打交道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三重定位”的核心奥妙,在于将经济与意识形态相剥离,以便欧盟分头处理。“中欧投资协定”与“立陶宛”都是欧方将“三重定位”的这一“优点”付诸实践的好例子。欧盟与中国达成中欧投资协定,显示了要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的决心;随即欧盟又在价值观议题上做出强硬姿态以示平衡。立陶宛等一些欧洲国家加强与台湾往来,但又幻想着这样不会影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经过去年一年的“实战”,欧洲眼中“三重定位”的第三个“优点”被证明行不通,因为中国 “不吃这一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欧方不能指望一方面讲合作,一方面搞制裁”,或更通俗地讲不能“吃着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换言之,欧方想把经济与意识形态分开处理,中方却要把经济与意识形态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方立场导致欧内强硬派在情急之下选择了走向“一损俱损”。

经中方多次提点,欧方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定位偏差”的存在,也多次在内部重新评估中欧关系。只是,欧方目前似乎很难找到其他同时兼具第一和第二个“优点”的中欧关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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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

    责任编辑:单雪菱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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