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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2》非常适合做家务的时候观看
《欢乐颂》第二部存在的大多数问题第一季也都有,但与第一部不同的是,第二部几乎没有什么美誉度可言。


如果有一类国产剧被归为“下饭剧”,是专门搭配吃饭时段观看的,那么《欢乐颂》第二部算是开了“家务剧”的先河。

电视剧舒缓的节奏缓解了机械性家务劳动的疲惫感,家务难以避免的轻微噪音调和了电视剧松散的情节结构和毫无起伏的剧情,漏掉的部分构成了观众想象的空间——反正许多镜头看或不看,并不会影响后续部分的观看,即便漏掉了经典场景,配合宣传营销,社交网络上也会有动图和短视频剪辑。

第一部在技术和人物处理方面并不算最出众的,但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十二楼的五位女性,以“欢乐颂五美”的集体形象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上;
《欢乐颂》的编剧获奖;
第二部收获的社会关注度成功转化为对视听市场份额的全面占有,出品方也硬气起来,反击市场“蹭热度”的行为……
但需要意识到的是,已经面世的两部《欢乐颂》电视剧都是社会意义大于作品本身的。被附着在“欢乐颂”之上的东西成就了《欢乐颂》,而电视剧本身严重过誉了。

首先,两部《欢乐颂》体现的无一不是商业文化,或者说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是受资本和利润驱动的,同时又被现代社会视为自我展示、彰显自身各种属性的标志。
《欢乐颂》可以算是正午阳光植入商业广告最多的作品,植入方式从产品形象展示渗入到台词。
换个角度讲,《欢乐颂》本身就是依托消费文化确立自身的,从买花买巧克力,到买车买房买地买楼,“五美”和她们身边的男人,无一不是靠这些来确立自身所代表的人群,并彰显自身特性的。

《欢乐颂》中的“奋斗”,某些时候看上去更像是挣扎。但“个人奋斗”总体上还是这个时代所提倡的,是正向的,有积极意义的,有能量的,主流的。

《欢乐颂》一直在强调“上海”这个城市符号,而上海作为国内无可争议的一线城市,本身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城市典型性。
《欢乐颂》本身并没有什么上海地域特征,但它坚持并反复强调这个地域符号,配合频繁的插曲和对城市生活的符号化展示,让第二部看上去像是去奢侈品化的《小时代》。

但随着人物生活的展开,以刘涛饰演的安迪为代表的独立事业型女性,逐渐成为年轻女性投射自身期望的对象。

即便女性错过了二字头的青春,也不一定意味着事业和感情生活就不再有春天——虽然这种投射通常排除了许多先决条件,比如外在条件足够好、外部环境足够包容等。

依照大众文化的四个特征,从狭义上讲,只有特定人群在特定区域中创造的这种文化,才能成为被主流市场消费的对象。
但是由《欢乐颂》主人公身世背景衍生出的题外话,也就是原生家庭、阶层固化等问题,切中了多数人的要害,形成了一种群体性讨论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电视剧《欢乐颂》被用来作为各方论点的论据支撑。由于电视剧是公众可以并且十分容易获取的,因此,它为大多数观众构建了统一的讨论前提,使得对话和交流成为可能。

《欢乐颂》看似是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互助互惠的故事,但不同类型的女性之间的斗争又从未停止。但这种“明争暗斗”与后宫题材电视剧、职场商战题材电视剧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说后宫剧解释的是为了晋升、改变命运而发掘人性之恶的故事,那么《欢乐颂》则是一碗表面上飘着鸡油的热汤,姐妹情谊可以抹平智力、能力、身份等构筑起来的鸿沟。

而反复讨论之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总有陷入祥林嫂困境的可能。驴拉磨式地围绕着同一个圆心打转总归是不高级的,因为反复诉说会显得缺乏自我节制、不够克制,也违背了《欢乐颂》展示的核心人群的基本价值观。


可当“男女关系”成为《欢乐颂》第二部唯一剩下的东西,整部电视剧就变得无比单薄了。
《欢乐颂》留给观众对浪漫关系的想象本就不多,可看性也大打折扣,检验观众对电视剧黏度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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