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重读汪曾祺文与画，寻访他与上海的往事

【编者按】1997年5月16日，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意外辞世。

随着时间的推移，汪曾祺的影响愈加深远。今天是他逝世20周年的日子，“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翻检旧文，重读汪曾祺的文字与书画，寻访汪曾祺年轻时与上海的一些往事，以缅怀这位可爱的老人。

“我的故乡是高邮，风吹湖水浪悠悠”——都知道汪曾祺先生的故乡是江苏高邮，大半辈子生活在北京，然而，汪曾祺与上海其实也有着极多的交集。

汪曾祺水墨画作

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上海当然不是汪曾祺的故乡，而只是汪曾祺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驿站——或者说是相对重要的一个驿站，这里有他的“听水斋”，就像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记录着汪曾祺踏入社会初期的困顿、迷惑与希望，在这里，他收到沈从文的那封著名的信：“你手里有一笔，怕什么？！”也因此，这里诞生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集《邂逅集》（其中的一些小说与其后影响极大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可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里还记录着现代中国文化史一段让人难忘的回忆：除了相聚于巴金与萧珊家中的沙龙，年轻的汪曾祺、黄裳与黄永玉，各自身着一套蹩脚的西装，旁若无人地闲逛霞飞路，说着一套“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啸聚江湖，臧否人物，一年之后却各奔东西——数十年后，却又以各自的文化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那真是一个让人倾心的时代。

“听水斋”缘起

汪曾祺1944年自西南联大毕业后先在昆明的一所中学教书，并与施松卿相恋。两年后，施回故乡福建省亲谋职，汪曾祺也辗转来到上海，然而，抗战胜利之后的上海，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找份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在屡屡碰壁后，陷入困境的汪曾祺甚至想到了自杀，最后惟有写信向远在北京的恩师沈从文诉苦，结果沈从文回信罕见地把汪曾祺大骂一通，最后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的回信自然让人想起他初到北京在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情况下凭一支笔打天下的往事，那才是真正的困顿，然而沈从文凭着湘西人骨子里不认输的那份执著，终于用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他要他的爱徒也拥有这份执著，惟有以骂的方式才可让年轻的汪曾祺醒悟——骂归骂，爱徒心切的沈从文也动用各种关系帮助汪曾祺，最后通过好友李健吾终于给汪曾祺在民办的致远中学找到一份教国文的工作。

而汪曾祺所谓的“听水斋”也因之落户于原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致远中学。

汪曾祺六十七岁时的书法作品

汪曾祺对于“听水斋”惟以一篇《星期天》记之，虽为小说，可以看得出就是来自于他当时的真实生活：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因此，学生不少。学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教学楼”的后面有一座后楼，三层。上面两层是校长的住家。底层有两间不见天日的小房间，是没有家的单身教员的宿舍。

此外，在主楼的对面，紧挨围墙，有一座铁皮顶的木板棚子。后楼的旁边也有一座板棚。

如此而已。

……我教三个班的国文。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吃了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后，就回到学校里来，在“教学楼”对面的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很喜欢这间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

狭义地讲，“听水斋”其实就是汪曾祺睡觉之所，在教学楼后面后楼（三层）暗无天日的底层，在那里，他听得到“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故名；而另一层意义上，他批改作业以及创作之所却是在教学楼对面的“有铁皮顶的木板棚子”，他在那里听到的则是雨声，“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同样算是“听水”，就像沈从文常常称“中国南方的阴雨天气与流动的水”对他创作的巨大影响一般，上海的阴雨天气以及一声“白糖莲心粥——！”悠长的叫卖声对这位年轻人创作的影响似乎也是致命的——“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

汪曾祺《李长吉》

也是在那样的回忆往事的基础上，汪曾祺作品终于呈现出与来上海前所写的《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受西方纪德、萨特、伍尔芙等影响的意识流小说完全不同的风格，初步风貌因之终于成形，读篇末注明“1947年初，写于上海”的《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可以看出，这组文章已基本奠定了汪曾祺其后的著名的《异》《大淖纪事》等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近于大写意风格的故里回忆小说，那是沈从文真正教出来的文章，而所谓的汪曾祺“大器晚成”之说则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历史的播弄——他在解放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根本写不了那种主流界所认可的小说散文，就像沈从文那样，故惟有掷笔不写，而写京剧剧本则是为稻粱谋所致，这个巨大的人生转型，就像沈从文转型从事文物研究一样，虽也算兴趣，但却非真正的兴趣所在。

汪曾祺《岁朝图》

“听水斋”交游

年轻的“听水斋”斋主汪曾祺在致远中学拥有相对安定的职业与生活后，读书创作之余，自然少不了交游。汪曾祺在《星期天》中自述：“星期天，除非有约会，我大都随帮唱影，和（同事）XXX、XXX、XXX……去逛兆丰公园、法国公园，逛城隍庙。或听票友唱戏，看国手下棋。不想听也不想看的时候，就翻《辞海》，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是一本很有趣的著作，文笔极好。我对这本书一直很有感情，因为它曾经在喧嚣历碌的上海，陪伴我度过许多闲适安静的辰光。”

汪曾祺旧影

黄裳旧影

黄永玉旧影

更值得记下的则是他在心灵上息息相通的朋友，一黄裳，一黄永玉，当然，还有巴金与萧珊在霞飞坊的家。

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而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传人，当黄永玉来到上海后，两人立刻开始交往几乎是必然的——黄永玉后称“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两人初次见面的次日，汪曾祺就写信向沈从文详谈见面细节，而当时的沈从文尚未见过这位长大后的表侄（沈与黄永玉第一次见面在湘西，彼时黄永玉尚年幼）：

昨天黄永玉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接近……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

信中且说及黄永玉不想再在上海呆下去，欲回湘西而遭到汪曾祺的反对：“我直觉的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甚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1947年7月15日致沈从文）

而2008年黄永玉与李辉的谈话中对与汪曾祺的交往如是描述：

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舍。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中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

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一打岔，我忘记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在上海，他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能估计得差不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能估计出来。他的小说，《邂逅集》里的作品没有结集出版前，我每篇都看过，有的段落还背得出来。

他当时学着画一点儿康定斯基的抽象画，挂在墙上。

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故事》，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 有一次，他来封信，说在秋天的黄昏，山上有一堆茅草，一只老虎钻了进去，阳光照在上面，有茅草和老虎花纹的线条，你能刻这样一幅木刻吗？

——黄永玉的回忆是温馨而感人的，彼时的汪黄二人就像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所写的那样，彼此发自内心地欣赏，黄永玉可以背得出汪曾祺小说的段落，称其“简直浑身的巧思”，“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而对于书画有着极高感悟力的汪曾祺可以建议黄永玉如何控制木刻的线条，如何欣赏齐白石，甚至向沈从文说出“投资”年轻黄永玉的建议。

世事与人事的复杂虽然使得两人的友情在其后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即使这样，经过了1970年代后的疏远与隔膜后，黄永玉在汪曾祺辞世十多年后依然说出这样的话：“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这应当是一句实话。

汪曾祺书法《万古虚空一朝风月》

再回到另一好友黄裳，最初他是如何与汪曾祺认识的呢？目前似无文字记录，90多岁的黄裳先生由于听力原因那时已无法对话，2010年2月25日，在汪曾祺诞辰九十周年前三天，我致信黄裳先生问能否写些片言只语回忆与汪曾祺在上海的往事，包括“听水斋”，原只是试着问问而已，并没有抱有多大的希望，没想到次日下午黄老女儿就致电我说黄老稿件已写好，“来取吧！”——那种爽落几乎都让我怀疑是不是听错了，实在是意料之外的惊喜！两人相知相契之深于此亦可见一斑。

去黄老家中，放下一束百合，却发现茶几上已躺着几页稿纸，起首书三字：“忆曾祺”，老人随后从书房踱出来，目光炯炯，看着我，又有一种温情。和他说话，老人只是嘿嘿微笑，嘴角微动，并无其他反应，一边的容阿姨解释说：“他完全听不清了，正想着给他装个更好的助听器呢！”只有以手势向老人多次表示谢意，无奈之下，和容阿姨闲话几句后告辞——几乎出门一下楼就在小区的树荫下展读尚有黄老余温的稿件，字里行间，与汪曾祺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历历可见，黄裳且提及与汪曾祺在上海经常去三马路上的“四川味”，“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随后又与他相伴去古书铺看书——虽然汪曾祺那时不太喜欢线装书，两人买书后即又赶往巴金家中谈天，即汪曾祺在《星期天》中所说的“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间或，他们还可一睹萧珊的茶艺功夫。

汪曾祺作品《蝴蝶花》

那时的汪曾祺与黄裳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黄老文中说：“杂以笑谑，臧否人物，论天下事，兼及文坛，说了些什么，正如随风飘散的‘珠玉’，无从收拾了。”我想，沈从文、巴金、梨园，还有两人都爱的晚明风气，比如张岱、余怀、柳如是，当然，还有心宜的吃物或许都是话题之一吧？

两个志趣相投的好友面谈不尽兴，近在咫尺，居然仍要通信，黄裳忆云：“那时彼此虽常见面，但他喜欢弄笔，常有信来，天空海阔，无所不谈。蝇头小楷，颇以书法自喜。所谈以京剧界动静为多……这与他以京剧院编剧终不无香火因缘。”

黄裳文中仍未提及他如何与汪曾祺相识，或许，老人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

黄裳手稿《忆曾祺》手迹

回家再次翻阅《黄裳文集》时才发现，两人的相识或许就在巴金的家中，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且是巴金夫人萧珊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友，汪去巴金家中闲谈是很自然的事，黄裳则是巴金哥哥李尧林的学生，李曾给黄一信，说如有困难可以找他的弟弟巴金， 黄裳在《关于巴金的事情》中记有：“1946年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霞飞坊59号去访问，又见到巴金和萧珊。从这时起，我就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二楼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一张圆台面以外，就是几只破旧沙发，这破旧的沙发，这就是当时我们称之为‘沙龙’的地方。朋友来往是很多的，大致可以分为巴金的和萧珊的朋友两个部分。不过有时界限并那那么清晰，像靳以，就是整天嘻嘻哈哈和我们这些‘小字辈’混在一起的。萧珊的朋友多半是她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这里面有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好象过着困窘的日子，可是遇在一起都显得非常快乐，无所不谈，好象也并不只是谈论有关文学的事情。”其后又有文云：“……萧珊有许多西南联大的同学，如汪曾祺、查良铮、刘北汜。”

也因此，黄裳与黄永玉的相识或许也是通过汪曾祺，巴金家中的谈论不知有没有黄永玉的份，但霞飞路上的“月旦人物，口无遮拦”则大多是有份的。

回到“听水斋”里的汪曾祺除了翻来覆去地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创作成绩也是不少的，除了在巴金主编的刊物发表一些文章，还有，画画，比如黄永玉所说的康定斯基的那种画（真想象不出汪曾祺画康定斯基会是什么样子），我平白地觉得应当还有书法。汪曾祺晚年所写书法中，除个别刻意之作未见佳妙外，一幅致黄裳的信笺尤其风神逼人，行云流水，几乎直追东坡风韵。

年轻时的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直至1948年初春方发生了变化，汪曾祺的恋人施松卿当时从香港转到北大外语系任教，而沈从文也在那里，种种原因使得汪曾祺决定离开上海到北平。

汪曾祺回忆临别前的“听水斋”时写道：“我临离开上海时，打行李，发现垫在小铁床上的席子的背面竟长了一寸多长的白毛！”

寻觅“听水斋”

汪曾祺的“听水斋”现在还存遗迹吗？

这样的念头到上海后似乎一直并未在意，也未刻意去找，只是知道大致在霞飞路（今淮海路）北面一带，因为霞飞路太长了，汪曾祺在文字中只说了致远中学南北所处的方位，对于东西向则全然没有交待，如何去找？然而前几天和外地一位朋友聊起在上海的汪曾祺，朋友忽然说：“致远中学就在延安中路成都路以西，没事时不妨一访。”这真是意外——我所在的单位地处延安中路近陕西路处，原来“听水斋”与我相隔并不远，朋友且转来一篇汪曾祺的学生林益耀先生的回忆文章，记云：“致远中学在延安中路（原福煦路/中正中路）……它坐北朝南，东边不远是成都路，转角即著名的新长发栗子店；西边以狭弄与里弄‘福明村’相隔，狭弄可通向大沽路，再北面依次为威海路（原威海卫路）和南京西路；对面为九星大戏院，东侧也是一条狭小短弄，可通往巨鹿路（原巨籁达路），再南面依次为长乐路（原蒲石路）和淮海中路（原霞飞路/林森中路）……在延中绿地开辟前，校舍一度曾为某夜总会。以上有似‘六朝’遗迹，不复可寻矣。”

这段话其实说得已很明确了，致远中学即在今成都路西的延中绿地一带。

忙完了手头的事，抄下这段话，当天黄昏时便沿延安中路向成都路方面步行而去，渐次过了陕西南路的马勒别墅、木偶戏团、明德里，茂名路，然后是瑞金路，高架桥下，稀稀疏疏的绿意已在眼前。

上海延安中路沿线的老弄堂

这是延安路高架南端一片狭长的绿地，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中心无疑是十分难得的，茂林修竹，草地曲径，行走其间，任怎么想也不会将之和一个阴暗潮湿“小铁床席子背面竟长有白毛”的屋子扯上关系，然而，越往东走，水声渐响，再走，声音越大，且悦耳之极，然而目之所及只是大片曲折起伏的草地，根本看不见水在何处——走近才知道，原来大片的绿地之下竟挖了一处下沉式广场，弯而活跃的线条下面，藏着一处不小的露天灯光喷泉与商铺，水声便是喷泉发出的，这样的创意不得不说巧妙，既照顾了公共绿地的需求，也在这一黄金宝地硬生生挖出一片商机，朝下看时，似乎仍有不少店铺在装修，大概这一地下广场与商铺也是竣工不久吧。

下沉式广场之上，竹林掩映中，且可看到一座老旧的三层小楼，看得出是建设绿地时专门保留下来的老建筑，走近前去，铁门虚掩，里面正在装修——莫名竟以为这或许就是致远中学的校舍，然而问一位正在扫地园艺工人，才知道是历史老建筑中德医院。

邻近延安中路且有一座小小的篮球场——这是专门留出的一处社区球场，也就四五十平方米，紧邻延安中路，四周以高网相围，五六个中学生，正在里面跳跃蹦掷，依稀让人感觉些许校园的气息。

然而这里毕竟仍是一处绿地，再走几步，便已是成都南路了，林益耀先生所说的“东边不远是成都路”，那么，“听水斋”就当在紧邻成都路的这一带了。

步行至成都路与巨鹿路的拐角处，折行几步，丛丛绿草灌木间忽然发现一处石碑，原来是“药草园”三字，又有介绍说此处为延中绿地L4地块，分为“常用药草区、香草区、荫生药草区和岩生药草区”4个区，植有薄荷、何首乌、板蓝根、白芨、鸡血藤等药草，石碑之后，一处丛生的植物，很普通的样子，旁有木牌——上书“金银花”，原来这就是金银花，汪曾祺在《矮纸集》代跋中曾说：“我家的后园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有一年夏天，它忽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的、黄色的花。原来这是棵金银花。我八十年代初写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

所谓夫子自道，对于在1949年以后长期“不开花”的原因，汪曾祺说：“（文学）得为‘政治服务’，我写不了那样的小说，于是就不写。八十年代以后为什么写起来了呢？因为气候比较好。”话说得很平淡家常，然而其中自有一种难言的沉痛。

“听水斋”原址附近保留有这样一处“药草园”，对于我这样喜爱汪曾祺的读者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惊喜——毕竟，老头儿在这里最爱摩挲展读的就是《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可以讲，这本植物图书见证了老头儿骨子里的“平生最爱是天然”，也奠定了其后他写作的方向所在，包括那些他所爱谈的野菜、食物、花草，药草园这些留着些许药味的植物与他的小说或散文一样，如果只理解为闲适或平淡那是大错特错的，汪曾祺有人间世的悲悯在，所以才能融奇崛于平淡，寄沉痛于平静，而其深处则在于对于世道人心的修补，所谓“人间送小温”是也。

复沿巨鹿路西行，路北是延中绿地，再北面，闪烁的延安路霓虹灯后面一片都市的繁华，而巨鹿路南，则完全是一幅市井人间的景象——就像高邮汪氏故居所在的老街一般，世俗热闹生活的背后，却自有一种千百年相承的安谧与人世的温暖——香烛店、五金店、杂货店、烧饼店、油条店，渐次而立，一个杂货店的胖子大概吃过了晚饭，很惬意地用一只耳扒掏着耳朵，我怀疑他刚刚打过了几个响亮的饱嗝，还有烟酒店、便利店、快餐店、鲜花店……快餐店炒好的菜一律放在门口，有肉圆、红烧肉、豆芽、芹菜、百叶结等，女主人眼睛似乎有些发白，拿着一次性饭盒，做出随时可以盛饭盛菜的架势，见我留意，立即提议：“来个两荤两素？”旁边的弄堂口，两三个帮工正忙着在洗刷鸡鸭，蓦然让我想起《鸡鸭名家》中的开篇之语：“父亲在洗刮鸭掌。每个郯蹼都掰开来仔细看过，是不是还有一丝泥垢、一片没有去尽的皮，就像在作一件精巧的手工似的。两副鸭掌白白净净，妥妥停停，排成一排……我小时候就爱看他用他的手做这一类的事，就像我爱看他画画刻图章一样。”

这样的一幅浮生世象图，身居“听水斋”的汪曾祺步出小小的校舍时也应当是见过多次的吧，或许启发了他的故里小说也未可知。

时已薄暮，折回走，弯进一个弄堂，老上海的生活气息顿时扑面而来，这是一处红砖砌就的老式里弄，七十二家房客蜗居的景象似无多大改观，透过人家昏黄的窗户依然可以看到几户合用的煤灶，一个阿婆大概正在炒菜，可以听到青菜或韭菜等落锅时“嗞嗞”作响的声音，身后不知什么地方有谁在问候：“吃过了？”另一面便立即作答：“吃过了，吃过了！”寒冷的空气里，这声音透着一种暖意与温馨。

小小的弄堂路中，一个不知谁家的孩子忽然就快乐地转着圈子，就那么简单地转，旁若无人，那么单纯地快乐着——这孩子忽然让人有些羡慕：大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单纯地快乐呢？

弄堂并不长，很快就过去了，那边是长乐路，看了下这个里弄的名字，想把刚才的所见都记点下来，这才想起没带笔来，再折进里去，居然有家小小的杂货铺，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劲扒饭，他的身后是一箱箱的酒，杂货柜似乎都有些歪斜，问他有没有笔卖，他看了我一眼，停止了咀嚼，说：“没有卖的！”见我有些遗憾，顿了顿，忽然说：“我这里只有一支记账的笔，你要的话拿去吧！”

这也真是意外，见我迟疑，他直接从饭碗底下掏出那支圆珠笔，站起来，似乎不由分说地递给我，“不值钱的！”见我掏了一元钱给他，遂又憨厚地笑笑，道了谢，也就收下了。

平时也经常愤世嫉俗地说这是个物欲的社会，然而面对这个在上海里弄谋生的外地朴实小伙子，却蓦然觉得那些评论对于这些朴素的人完全并不适用，汪曾祺文章中所写多是人心的善与美，而其背后的野心则是与沈从文一脉相承的民族品德的重造，而面对这个小伙子，忽然竟对这个民族平增了许多信心——就如沈从文在《长河》中所言，总有些是变的，但也总有一些是不变的。

比如，世事尽可以变化，但老上海弄堂深处昏黄的路灯下那声“白糖莲心粥——”悠长的叫卖声，还有老上海记忆里热白果的香气，却似乎一直在某个时空而存在，从这一角度而言，汪曾祺在上海的“听水斋”也是会永存的。

汪曾祺作品《秋色无私到草花》

【对话】汪曾祺之子汪朗：他的傲是对文学主张与人格的坚守

顾村言（下简称顾）：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喜欢汪老的读者越来越多，你觉得汪老真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汪朗（下简称汪）：刚刚回父亲的家乡参加纪念活动回来，其实我们和老头子从小太熟了，他有篇文章是《多年父子成弟兄》，他在我印象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作家，更不是什么大名人，我们那时都叫他“老头子”。

他的作品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说明他的东西与当代人的心理有更多相通之处，可以打动人心。其实老头子对这一点生前也一直很自信，还没什么影响时他就说他会进文学史，我们当时都逗他：“你别臭美啦！”特别是我，是经常（开玩笑地）打击他的。

顾：汪老的写作也被认为较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古典精神，其中更有一种悲悯的意味，但仍有一些人认为汪曾祺是隐逸与闲适的，您如何看？

汪：他绝对不是隐逸与闲适，只不过有些东西他看得比较透，也看得比较开而已。老头子年轻时就比较傲气，到老了依然，这种傲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坚守——这是他傲的根本，他说他有多少传统士人的骨气，那也未必说不上有多少，但他起码知道自己哪些可以干，哪些不可以干。如果非让他写为政治服务的小说散文，他绝对是写不来的，所以他在相当长时间里宁愿放下笔，再去找些事做做，他有一段时间对文物研究也很多的。

顾：黄裳先生应东方早报之约写过一篇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上海的文章，汪老生前有没有对您谈及在上海的往事？

汪：也说过一些，但不是太多，他离开昆明时我祖父在镇江，本想给他找份在银行的事做，但父亲不愿意，所以就留在了上海，先与他的同学朱德熙同住，后来找不到工作，才写信给沈从文，最终由李健吾介绍在一所民办中学教书。那时他与黄裳、黄永玉关系非常好，与黄裳认识好像是因为巴金吧。

顾：小说《星期天》对上海生活的记述挺多的，是实情吧？

汪：虽是小说，但都是实情，只是人名不同而已，比如里面提到痛打美国兵的赫连都就是电影明星中叔皇，就在那个时候父亲跟着中叔皇学会了跳舞， 1980年代还表演给我妈看过。他在上海教过的一位学生的小孩到北京上学时还来过我们家。

顾：汪老生前一直有着极强的创作力，您觉得如果他还在世，会有什么创作呢？

汪：70岁以后他一直在构思小说《汉武帝》，起初是想写中篇，但后来又想写长篇，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写这样的小说工程量太大了，他一直没有动笔。和一般人的想法不同，他是想把汉武帝写成一个“变态狂”，但这一构想是不是立得住，他一直在琢磨。不过我一直想象不出如果他真写《汉武帝》，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本文原载《东方早报》，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