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油画《教授们》的背后：复旦一场答辩请来六位泰斗

一面陈列书刊和锦旗的透明橱窗，一方印花桌布，一个个茶杯和汽水瓶……六位老先生一字坐开，或提笔记录，或手拿讲纸，若有所思。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图书馆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副油画《教授们》。

那是1988年7月，复旦大学首届新闻学博士答辩会的现场。张隆栋、钱维藩、舒宗侨、宁树藩、余家宏，新闻教育史上德高望重、桃李天下的几位大师齐聚，组成堪称“豪华”的答辩委员会。

一位老者坐在长桌一侧，手里一支烟，一根拐杖，眉宇间一股铮铮之气。他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召集者、复旦新闻系老系主任王中。当天参加答辩的，正是他带出的恢复高考后复旦首位新闻学博士——高冠钢。

“你可以沉默不讲，但是你讲的话，一定要讲真话；你可以讲错，但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去迎合别人说话。”王中先生的教诲，与答辩会临近结束时相机抓拍下的画面一起，深深印在高冠钢的记忆里。

这一场师生缘，始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黑暗中的一束光，点燃了崇明知青高冠钢的理想之火。在复旦新闻系，总觉得“没学够”的高冠钢，从本科读到博士，一呆就是十年。

最开心的春节

“文革”开始那年，高冠钢刚进小学。他从入学第一天就知道，自己很可能没有机会上大学。那时正好出了一本书《乒乓群英》，他觉得打乒乓能为国争光，以至于投入在打乒乓上的时间还多过上学读书。

高考恢复时，高冠钢中学毕业不到半年，正在崇明岛插队落户。高考恢复消息公布的时间距离考试时间已经很近了，高冠钢赶紧叫父母在上海市区买了很多备考书，寄到公社。当时考大学不仅要看成绩还要看生产队写的评语，高冠钢也只能边做工边学习，不敢离开农村，回市区家中安心复习。

“我们早上6点钟下地，大概干到晚上6、7点钟结束，一天劳动10到12个小时。干完了以后吃完饭，7、8点钟左右，我就开始看书复习，一直到凌晨2、3点钟，就睡3个小时，再下地干活，一直到高考。”高冠钢回忆，这样高强度的备考时间表，持续了好几个月。

高考那一天，高冠钢和其他考生一起，4点钟起床，吃过早饭步行1个小时，6点前赶到公社的汽车站。这才坐上了赶往考场的唯一一班车，走上改变命运的考场。

幸运的是高冠钢的努力没有白费，1978年春节，高冠钢接到了公社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被复旦新闻系录取的消息。相隔四十年，高冠钢仍然认为，那是他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春节。

当时复旦文科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顶尖的，而新闻系又是文科中考分最高的。此前，包括高冠钢的同学、父母都认为，他的志愿不应该“报得那么高”，他自己对于能否考上复旦也没有报太大希望。

之所以报考全因对复旦的仰慕。从初中起，高冠钢就经常坐车去复旦看大字报，对“文革”中复旦办的全国知名的杂志《学习与批判》耳熟能详。

考进复旦后，高冠钢才更加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在他身边的同学里，绝大多数都是读书积累很多的“老三届”，和他一样接近应届、年龄较小的同学只有10来个。知识上的差距很快显露出来，“我们小同学觉得，要更加努力去读书”。

于是，图书馆抢位置成了每个学生晚上必做的事情。白天都在上课，晚上是自修时间。图书馆抢不到位置，只能再到文科教学楼去抢。

书也是每个学生最渴望的。“文革”中，许多世界文学名著被封为“大毒草”，现在终于可以在图书馆看到了。复旦一教底楼教室还被改成了复旦书店，虽然很小很挤，大家都十分遵守秩序排队购书。上个世纪80年代最有名的丛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高冠钢就是在这里买的，“每出一本我们就买一本，那时非常流行。”

乒乓队与黑板报

在校园里，高冠钢也没有扔下从小就练的乒乓球，一入大学就加入了乒乓球队，成为队长，一直打到硕士毕业。他最好的成绩是打入上海高校联赛单打前十六名，双打第二名。不过，令高冠钢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获得的荣誉，而是当时一周3个下午的训练，“每次训练都会给我们发一张晚餐券，还会发鞋子、衣服等物资。”

本科期间，高冠钢还做过复旦团委宣传部部长，讲起组织黑板报评比，颇为兴致盎然。现在的光华大道当时被学生们称为“南京路”，两旁全是黑板报，每个系都有一个版面，一到两个礼拜就换一次，每学期评比一到两次。复旦黑板报在上海高校里非常出名，每到周末，其他学校的学生还会专门跑来看。“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这几个系黑板报是最好的，评比第一名大多是被这几个系夺走了。”

到了研究生时，高冠钢升任团委副书记，首创的团学联制度沿用至今。对这一创新，高冠钢打趣道，“研究生那个时候太忙，一个团委一个学生会太麻烦，并起来做一个机构，就是一个团学联。”

作为团委学生干部，高冠钢还获得了一个“特权”，在寝室十点熄灯后，他可以跑到团委办公室开灯看书，把体育和学生工作耽误的学习时间补回来。每天一两个小时，12点才回宿舍。第二天一早起床，紧接着就是晨练、背外语。

在忙碌的学生工作外，高冠钢在宿舍区也结识了许多挚友。读硕士时，高冠钢和经济系的硕士生们住在一起，这其中就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我们那个时候常在一起聊天，吹牛。”

更巧的是，当时一位国际政治系硕士生，也是复旦足球队队长，如今和高冠钢在美国做起了邻居，两家只隔一栋楼。高冠钢说，现在在硅谷大概有几千个复旦校友，其中有二十几个复旦新闻系历届毕业生，常常聚会聊天。

回忆大学时代的收获，高冠钢感慨，一个是学习知识，一个是建立人脉，最重要的是正直的人品、宽厚的待人之道，都令他受用终身。

“言必有据”

复旦十年，高冠钢想起恩师们，尤为感慨。“‘文革’中断十年后重返学校，老师们非常想把他们的知识教给我们，我们也非常愿意学，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地方。”

本科阶段，杨烈教授的外国文学史深受高冠钢和同学们的欢迎，以至于杨烈教授在上了一个学期的外国文学史后，主动要求为这个班的学生再上一节课。这门课的笔记也成为了高冠钢的同学在大学最珍贵的记忆。“我们还有大学同学保存了他全部的上课笔记，我动员他在77、78级捐赠的时候拿出来，他还不愿意，说‘这是我最珍贵的大学的东西，捐了就没有了’。”

宁树藩教授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与人大教授方汉奇齐名，有“南宁北方”之说。大四那年，他给77级学生开了一门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课程，那也是高冠钢第一次听宁老师讲课。“本来我以为报刊史是一门非常枯燥的课程，但是当宁老师走进教室，走上讲台，他的讲课充满了激情，从此以后就把我带到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高冠钢后来回忆。

那堂课后，他就找到宁树藩老师，请他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宁老师满口答应。就在那一年，宁树藩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生，高冠钢没做考虑马上报考。他一共招了2个硕士生，另一个是高的同班同学武伟。几乎每个礼拜至少有三天，高冠钢都会去宁老师家中面对面讨论。

硕士毕业，正值教育部批准开展新闻学博士教育，首批授予的两位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分别是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和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高冠钢觉得没学够，再次报考，1985年春天，他又与武伟一起成为王中的博士生。

当时，王中先生已经70岁了，年迈体弱，因此新闻系还请了宁树藩做他们的副导师，又带了他们三年。

其实那时，宁树藩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他习惯粗衣简食，全身心投入到新闻史研究，和学生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言必有据”。

除了复旦新闻系资料室，徐家汇藏书楼是当时上海主要的一个收藏报纸和刊物的地方，但两者刚好在市区的东西两个角落。“我还记得每次我们要坐55路公共汽车换26路再到那边查阅资料，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宁老师一有空就和我们一起去。”高冠钢说。

“一定要讲真话”

高冠钢对王中先生并不陌生，早在刚入读复旦新闻系时，就常常在新闻系资料室里看到他。每次借书，王中都是笑嘻嘻地和他打招呼，帮忙找资料。后来他才从别人处听说，“这个人就是‘大右派’王中。”

王中1956年在《新闻学原理大纲》书稿里的一系列主张，令他饱受批判，从1957年起划为右派，整整22年，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错”。

1979年1月，王中终于得到平反，恢复党籍、职称与行政职务。到了9月，他正式“复出”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在就职大会上，他对全系师生发表就职演说，不断强调，新闻要讲真话，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他说：“新闻系如果培养出一位布鲁诺，就是我们的光荣！如果培养出100个姚文痞（指姚文元），那是我们的耻辱！”

后来，王中也一直这样教导高冠钢，“你可以沉默不讲，但是你讲的话，一定要讲真话，一定要讲心里的话；你可以讲错，但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去迎合别人说话。这是不允许的。”

“他说，如果你将来也变得为了迎合别人去说话，不说你的真实的话，（就算）我死了，我的鬼火也不会放过你的。”先生的话，让高冠钢铭记一生。

令高冠钢更觉幸运的是，王中一共只带过3个学生，除了高冠钢和武伟两位博士，就只有恢复高考后的首批硕士生李良荣，他后来也留在复旦新闻系任教。

高冠钢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论美国新闻学的若干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用了两年方告完成。其中1986年至1987年，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专门为论文搜集资料。这也得益于王中的指导。

“当年王中教授被打成右派，批判他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权威’。他就跟我说，其实我对西方新闻学并不那么了解，别人说我是权威，我至少要搞清楚这个东西，才能当权威。”高冠钢回忆，王中给他定下这个博士论文题，就是希望他了解美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以及新闻学和传播学在美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当时来看这一研究还是比较超前的。

“豪华”答辩会

王中和宁树藩指导高冠钢都十分严格，三人常常在一起讨论，不仅是博士论文，还有其他的问题和观点，一个礼拜会有好多次。和宁树藩一样，王中也要求高冠钢每讲一句话都要有材料证明，而且不能只有自己同意的材料，正反方面材料都要有。

当时，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对各种学术问题常有争论。高冠钢的博士答辩会前，王中特地对他说，“一定要请人大新闻系的教授参加，而且一定要请他做答辩委员会的主任，让他们来评判，你要经得起他们的评判。”可见其对学术的严谨态度。

后来，果然请来了人大教授张隆栋做答辩委员会主任。他是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先驱，最早一批将西方传播学理论引入中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包括舒宗侨、钱维藩、宁树藩、余家宏。

舒宗侨是复旦新闻系培养的抗战名记、摄影家，解放后在复旦新闻系任教，1986年刚刚退休，被学界称为“中国新闻教育界最年长的教授”；钱维藩是民国时代的英文报刊记者，在上外长期从事英文翻译和国际新闻教学；余家宏在复旦新闻系从教40余年，同样是资深的新闻学界前辈。

答辩会前，提早3个月，高冠钢已经给他们发去了论文，此外还有约20位教授参与了书面评审，可见博士培养的严谨。

长达3个小时的答辩，并没有让高冠钢感到紧张，相反他觉得整场答辩会更像是自己在和5位教授讨论问题。几位教授也保持了谦逊之风，有教授还在评论中自陈，自己没有看到过这些来自美国的一手材料，更多是从逻辑推理来评判。

答辩临近结束时，高冠钢的太太用相机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刻。20多年后，2015年初的一天，高冠钢在家整理房间时，无意间找到了这张照片，顿时激动不已，马上翻拍下来发到班级微信群。而这也促成了复旦新闻系77级校友的一次集体捐赠活动。

他们众筹请一位知名油画家将照片临摹为一大幅油画，于当年9月捐赠给复旦新闻学院。高冠钢博士毕业留校教了两年书，后赴美从事了20多年IT事业，那次也专程回到母校。

“复旦新闻学院十年寒窗，老一辈教授们的精心栽培，毕生受用，终身难忘！”无论那时还是今日，高冠钢的感言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