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历史学家何时……站出来？

《历史学的使命》，[英] 约翰·托什著，刘江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版，52.00元

关于历史，有不少古老的“老生常谈”，如“历史有什么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然后他自己加了一句：“嗨，这话真是击中要害！”话说得够狠的，但是在逻辑上却有问题：最起码不是已经学到一样东西了吗？还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说得比较老实：在证明历史的其他用处之前，起码可以肯定的是研究历史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可以触发兴趣。十几年前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的《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虽然同类的史学导论性著作有不少，而且有些作者的名头比托什还要大，但是总觉得他的全面而清晰的阐释是最出色的，留给读者的只是领悟深浅的问题而已。

近日读约翰·托什最新的修订版著作《历史学的使命》（原书名Why History Matters， 2019；刘江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发现它的出发点很可能是《史学导论》的第二章“历史学的功用”，但是从中发展出新的系统性的史学方向：“应用史学”和“公众史学”。从历史研究的功能和现实意义来看，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有现实感和最接地气的专题性史学导论著作。就这个研究视觉与具体议题而言，本来中国历史学家也是很有（或者是更有）感受和发言权的，但好像还没有读到比托什更有针对性、更有现实感的著述。

该书原书名是“Why History Matters”，译者说“为了更加凸显托什大著的主旨，我没有把书名直译为‘历史学为什么重要’，而是取其‘笔法’，定名为‘历史学的使命’”。（译后记）从原书的主旨来看，这个译法当然是对的。但我有点担心的是因为“高大上”了，可能会掉进语文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说的那种流行语境中。因此可能倒不如直译好一点，不沾那种语境。如果要意译，或许就“把历史学当回事”，口语的质朴中还有一点揶揄的挑战——作者既是向历史学家和政府决策者呼吁，同时也是对大众喊话：历史学是重要的，别不把它当回事！

托什说公众在生活中面对复杂的政策话题，却没有人充分解释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现状是如何形成的，公众也不知道在过去的记录中有什么是与之相关的。（序）这的确是很现实的问题。应该补充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残酷的战争冲突，公众更需要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和现实发展的可能。

这时候就需要历史学家站出来说话。当然，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站出来说话的历史学家未必都是讲的人话，在纳粹时期不是没有为反犹和德国侵略战争辩护、叫好的历史学家；二是历史学家如何才能站出来，也是个问题，托什并没有站在“使命”的道德高地上要求历史学家，更没有把责任推到历史学家身上。社会不能没有历史学家，但在关键时候也不能光靠历史学家。我说约翰·托什的这部书很接地气、很有现实感，就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论述的重要议题。

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让社会能更明智地处理棘手的公共问题——作者的这个观点其实就是对该书最浓缩的概括。当然，光是依靠历史学家是不够的，因此作者说：“我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要说明，在更广阔的层面理解史学思维可能会更接近培育批判性公民这一理想。”（第1-2页）应该以史学思维培养公众，因为知识是一种权力，关于历史的知识更是一种重要的权力。但是作者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关于历史知识的权力分为两种。一种掌握在某些人手中，把人们牢固地捆绑在对过去的同一性叙述之中，历史被用来灌输和强化认同感；另一种权力掌握在有作为的公众手中，是他们观察世界、认识现实的思想资源。在生活中这两种形式的权力并非泾渭分明，但两者仍然有显著区别：第一种权力使人们保持言辞上的一致，第二种则让思想获得权力。作者说他探究的是第二种权力的功能，考察如何将其运用于处理当代问题。（参见第2页）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一是“应用史学”，指基于学术追求而构建的历史知识；同时，这些历史知识又与当前公众关注的问题有关，要让史学承担社会责任。另一个是“公众史学”，虽然有多种不同含义，其内涵需要被详细界定，但共同之处是历史应被公众而不是学术界占有，因为大部分读者是普通大众。因此作者将“公众史学”理解为同时也是一种专业史家将其知识提供给大众的传播性工作。（第3页）具体来说，是指专业历史学家通过新闻、电视节目或政策建议使他们的工作引起公众注意，也是指与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联合开展的史学工作，以及支持和建议普通人通过口述史、家族史及其他社群内的项目开展史学工作。（105页）作者认为，历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使青年人具备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面对目前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不会不知所措，能够区分当下短暂或持久的现象，能够使时代中正在进行的变革与自己建立联系——“这些都是‘用历史学来思考’的要点。本书各章将展示这些要点在培育积极有为、参与性强的公民之精神素养方面的作用。”（第3页）

在上述两个核心概念之中，“应用史学”的概念显然更为复杂和更有争议性。因为恰好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揭示了应用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中的阴暗面。“对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来说，‘经世史学’确实令人产生不安。纳粹德国和……对历史学术性的歪曲是众所皆知的……”牛津大学中世纪学者V.H.加尔布雷斯（V.H.Galbraith）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最近国外的经验表明……带着实用的偏见来进行历史研究是可行的，但坦率地说，其代价是将历史研究变为宣传工具……事实上，不可能从历史中获得回报。”（19-20页）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应用性避之不及。托什说，历史学家个人生活在极权主义之下的体验有助于解释为何学术界对“经世史学”充满敌意。（20页）但是在今天，作者认为历史学家对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互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没有理由因为应用史学在过去曾被滥用、在未来也仍然有这种可能而放弃了历史学对社会负有的责任与使命。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就说过：“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知识可以以不受政治或意识形态影响的方式得到有效运用。”（第3页）他在书中引述的大多数应用史学作品“都是为了增进公众对如何管理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管理社会等问题的认识——这就是最广义的‘政治’”。（21页）“很大程度上，批判性的公众史学的价值就是其所传达的知识的‘张力’。这样的历史学向外行传播得越多，我们就会越明显地看到，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引发而不是结束质疑，在于揭示选项，而不是坚持寻求答案。”（22-23页）无论如何，人们应该相信的是“了解过去，使得我们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能够以更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在的情况，并对现在与过去可能存在的差异，以及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不同变化保持敏感”。（29页）

说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如何使历史学与公众心贴心，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或研究成果，只需要拿出实际的行动——通过正式出版物，使历史回顾与对现实政策的认识结合起来。作者介绍了英国费伯（Faber）出版社在1986年至1991年出版的一套“历史学手册”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该丛书以简明扼要的历史叙述为特色，介绍了失业、住房、违法者的处罚等特定政策领域的历史知识。阿夫纳·奥弗（Avner Offer）是这一丛书的幕后推手，他非常熟悉美国的公众史学，并希望对“应用史学”有更敏锐的感知。丛书中的大多数书都关注特定主题的历史演变，并注意历史记载所揭示的不同政策方法。但是，这些书几乎没有以其历史研究来影响当前政策的意思。（120页）作者没有详细举例说明这套书的写法，我想这些书的作者只是希望为公众提供历史知识作为思考现实政策问题的思想资源，这就是让“公众史学的思考方式在批判性的公共话语中发挥的作用”。（同上）

如果说历史是生活的教科书，那么也可以说生活就是这本教科书的最好推销商——生活中发生的大事、舆情关注的超热点，都可能促使人们从历史书中寻求答案或慰藉。比如两年多前疫情暴发，关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史书就火起来。当历史学家还在沉默的时候，书库中的旧版历史书就已经摆到热销书柜台上来，因为商机来了。由此看来，托什的这部著作还可以增加一个章节：公众史学与图书市场，既培养了公民史学爱好者，又拉动了内需。

总之，历史叙事早已扎根于公共文化之中，给人们带来娱乐，同时也有历史学家正在探索如何在时事热点中运用他们的知识——通过广播、网络以及印刷品——以证明历史可能具有的重要公共价值，证明历史可以成为代议制民主下积极的公民能够调度的重要资源。（第3页）

在传统的出版物形式之外，英国有一个创建于2003年的“历史学与政策”网站（www.historyandpolicy.org）向公众提供最新的与政策相关的史学观点。其意图是既希望影响政府政策的形成，又刊载公众的辩论。自建立以来，这个网站发表了近两百篇历史学家的短文，关注重点是英国国内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对当下最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观点都是运用了历史主义的核心原则来写作，比如按照历史进程进行分析，或在充分考虑历史差异和历史背景的情况下进行类比推理；同时也清楚表明，在谈论超出寻常范围的政策和重要事务的时候，历史学家常能提出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观点。（122页）

托什在书中用了大量实例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舆情与公众历史学的关系，在目前这个经过修订于2019年出版的第二版（中译的依据版本）中，作者还更新了引用的事例，并在附言中增加了关于英国脱欧的实例。该书引言的题目就是“英国在伊拉克”，以2003年4月英国军队参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重大实例，讨论了重视或轻视历史经验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如果2003年时人们了解伊拉克被征服和被殖民的历史，就能对英国的前景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质疑。”（第4页）另一个重要例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在英国的艾滋病恐慌。1986年英国有六百一十起病例被记录在案，在公务员、政界人士和媒体上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大恐慌”，因为人们相信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在记忆中，不曾发生过如此致命的性传播疾病。于是医学史成了备受关注的领域，历史学家、医学社会史权威罗伊·波特认识到在一场由公众恐慌引发的危机中广泛接触公众的重要性，于是在这时候他站出来说话。当时舆情的争论焦点是公众越来越支持采取强制措施对抗艾滋病，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对公民自由的侵犯。波特和他的同事们以历史回顾证明了强制不仅侵犯公民自由，也无法阻止传染病传播。十九世纪中期，鉴于士兵和水手的性病感染率很高，政府制定的《传染病法案》（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要求指定地区妓女中的疑似性病患者接受医学检查，然后拘留她们直到不再具有传染性，从而遏制性病的传播。这遭到了公民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医学界的观点也认为法案是不可行的，二十年后该法案就被废除。道理很简单，当性传播疾病被贴上耻辱标签的时候，患者极少愿意透露病情；采取强制措施时很可能会激怒一些人，这些人的合作对控制该病却是至关重要。波特以这段历史说明应该制定的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政策，因为强制措施在对抗艾滋病时并不会更有效。罗伊·波特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面向社会公众的社论，题目很有意思：《历史学对警察对待艾滋病的反应说不》（History says no to the policeman's response to AIDS）。托什说很少有历史学家敢这么做，但是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准备详细论述他们所发现情况的实际意义。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例子很特殊，“历史学的洞察力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紧迫的实际需求，政府部长也不经常要求历史学家立刻提供意见”。（119页）

关于政府对待历史的态度，托什也有论述。他说虽然“当今英国的政治领导人明显缺乏历史感，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历史漠不关心”。比如官方机构前所未有地参与到所谓“文化遗产”的建设之中，批评者则认为所谓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只是制造豪宅偶像崇拜，以及制造关于过去的文化共识；那些所谓的“教育景点”实际上只是旅游业的附庸。（11页）更有罗伯特·休伊森（Robert Hewison）和帕特里克·赖特（Patrick Wright）等左翼评论家揭露在政府“文化遗产”项目背后隐藏的“政治纲领”，那就是利用人们对当今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怀旧心态，鼓励人们回到由传统价值观统治的过去社会之中。（10-11页）至于那些在电视节目上的历史剧、历史栏目，以及参观遗址、收藏历史文物等活动，托什的看法更是一针见血：“除了少数电视节目以外，上述活动都没有从史学视角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议题产生影响。事实上，这些活动的受欢迎程度减少了从史学视角讨论重大议题的公共空间。我们面临着一个矛盾的局面：我们的社会沉浸于过去，但却脱离历史。”（第6页）

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出现在政治话语中的历史。当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他被要求说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资产。他回答说“我想是我对历史的感觉。”接着他解释了要在历史中认识我们应该反对什么、支持什么。但是托什指出，“在政治话语中，对历史若即若离也是显而易见的。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东西方阵营的冲突使共同的历史叙事受到重视。只有把冷战看作自1945年（如果不是1917年的话）以来各种事态发展的结果时，这一冲突才能体现其意义。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时，公众对此前历史的理解已经开始模糊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1994年写道：‘本世纪末的大多数年轻人，在一种永恒的当下中长大，与他们那个时代共有的过去没有任何有机联系。’苏东剧变意味着我们更没有理由再坚持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了，因为历史已经超越人们熟悉的记忆。”（第9页）谈到政治话语，公众史学并非总是能给公众带来愉悦的体验。一些曾经被封锁、被遗忘的历史真相会令人痛苦和不安，从而能够改变对历史的道德评判。作者列举了历史学家亨利·雷诺兹（Henry Reynolds）撰写的一本关于澳大利亚定居者与原住民关系的书，该书记录了原住民曾经遭受的严苛政策。另外还有历史学家对美国奴隶制历史和英国殖民史的揭露，还有1950年代英国殖民史上镇压肯尼亚茅茅起义的真相，这一事件甚至曾经被称为英国的“古拉格”——作者说“这是一段英国人‘需要知道’的历史”。（112页）

公众史学还有一种模式是比较特殊和备受关注的，那就是历史学家被要求在法庭或公开调查中为与裁决有关的历史事实作证，由历史学家认定的历史事实和正确运用建立这些事实的研究方法对最后的判决起着关键作用。2000年，戴维·欧文（David Irving）起诉德博拉·利普斯塔德（Deborah Lipstadt）和企鹅出版社诽谤的案子就是一例，专业历史学家在庭上的证言否定了企图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观点。另一个案件是北爱尔兰的萨维尔法庭负责调查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事件，当天英国士兵向抗议游行的市民开枪，造成十四人死亡、十三人受伤，法庭请两名作为顾问的历史学家负责审查文件和一些新的材料并发表意见。（113页）但是，托什显然并不认为以诉诸历史来获得权威和结论的方法是最好的，因为这么做可能导致忽视了史学辩论的主要公共职能是秉持对其他可能性的开放认知，他不希望看到仅仅作为仲裁者的历史学家。他指出政治家开出的药方是为了使公众相信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而公众史学则是希望大众认识历史解释的多元性，而不是接受一些粗糙的刻板成见。以开放性的论辩说服人，这是公众史学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保持与公众的紧密联系，为人们认识现实提供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参见143页）

托什在论述中反复指出，虽然公众史学对于帮助社会的正常运作、提升人们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有现实作用的，但是他强调历史学家更愿意发挥的那种作用是历史为理性评价的证据和论证提供训练方式，增强了公民对当前问题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增强了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增强了他们明智地行使自己作为国家一员的权利的能力。

说到底，公众史学是一种公民教育，这一角色更接近历史学科的本质。（126页）在呼唤历史学家站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更愿意看到的是公众史学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