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珍藏三十年的书信：追忆周一良教授

周一良先生早年追随陈寅恪大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魏晋南北朝史、中日关系史、敦煌吐鲁番学诸多领域辛勤耕耘，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令人崇敬的学问大家。周先生去世已二十余年了，但仍可看到学界对他的追怀与纪念。近日整理此前师友往来信件，翻出周一良先生的一封信，顷刻将我的思绪拉回三十年前的1992年。看着这封发黄发脆的信纸，平凡不起眼的信封，以及朴实无华但却流露出哲人风范的文字，我竟有想写一点东西的欲望了。

周一良先生来信信封

1992年九月中旬，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四届年会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举办，我的老师赵文润教授负责这次年会的筹备工作。当时我刚入职唐史研究所不久，赵老师给我分配的会务工作非常独特，这就是在会议期间陪同照顾远道而来的周一良教授、日本的谷川道雄教授。17日，我前往西安咸阳机场接机，见到在学界享有盛名令人崇敬的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和周先生打招呼，说明我是牛致功、赵文润教授合招的隋唐史研究生，现在陕师大唐史研究所工作，奉赵老师指示来接机云云。周先生风趣地说，牛致功教授在北京大学读过研究生，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他还问及牛先生近况，西安近日天气等。18日举办大会开幕式，那一届年会参会的日、韩（当时还称南朝鲜）学者很多，我知道的就有日本的谷川道雄、藤家礼之助、窪添庆文、关尾史郎等先生，韩国学者有朴汉济、池培善、李润和等教授。国内著名学者如朱绍侯、高敏、黄烈、简修炜、黄惠贤、郑佩欣、黎虎、周伟洲、白翠琴等八十余位学者与会。特别是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两地为“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公案，分别派一组研究人员，并带来代表各自主张的书籍与会，成为这次学术年会靓丽的风景线。

会议合影

右一为冯慧福先生，右三为周一良教授，右四为拜根兴，右五为辛长青先生，右六为洪廷彦先生。

会议筹备过程中，著名民族史学者周伟洲教授主持制定了开幕式及会议议程。开幕式上日本谷川道雄先生宣读贺辞，从西北大学请来的一位日语翻译对个别词句翻译有误，在主席台就座的周先生及时提示坐在旁边的翻译，翻译才较为顺畅地完成任务，大家开始有点诧异，随后鼓掌欢迎。下午周先生应邀和历史系的各位老师见面，谈八十年代他的学术研究，以及学界的评价反响等，最后还回答了一些老师提出的问题。

西安那几天天有点凉，周先生携带的衣服有限，我就领周先生到一路之隔的唐史研究所，将我的一件毛衣拿给先生穿，没想到周先生穿起来非常合身，他还夸奖我的衣服好。牛致功教授在会议间隙专程拜访周先生，谈及1959年末因何不辞而别结束研究生学习返回西安，并对当时没有向系领导周先生报告致歉，周先生会意地笑笑而已。还在西安交大任教的胡戟老师，师大历史系的刘九生老师前来拜访，周先生听闻他们各自情况，并多有安慰和指导。

会后组织与会者到西安周边参观考察。我先陪周先生到秦始皇兵马俑、华清池，以及刚开馆不久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地参观。21日，周先生、谷川道雄先生、马驰老师和我乘坐会务组派的小面包车前往法门寺等地。记得当时前往法门寺博物馆的路很难走，要经过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路上周先生问我硕士论文题目，我竟然一时想不起来，非常尴尬窘迫，周先生很耐心，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太紧张了，没有关系的。”他还提到在陕师大唐史研究所工作很好，应该加强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唐代东亚史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等等。其他与会者则坐租借来的两辆大巴前往法门寺博物馆、杨贵妃墓参观，当天下着小雨，返回时雨越下越大，途中一辆大巴的前轮胎竟不翼而飞，司机好不容易才找到；韩国学者说车顶漏水，他们一路打伞，这些均成为与会者吐槽的主要话题，可见当时师大办会条件之艰苦。

作者与谷川道雄、马驰教授合影

作者与谷川道雄教授在法门寺合影

因我的专业方向为隋唐史，而这次会议却是魏晋南北朝年会，故撰写《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的旅游》小文参会。那几天陪周先生来回参观考察，他待人和蔼可亲，其他人问询学术问题，他都耐心地解答，看不出有些大学者常有的不耐烦和不屑。这次年会选举朱大渭先生为新一届学会会长，周伟洲教授为秘书长，大会圆满成功。24日送周先生到机场，临别时周先生一再感谢鼓励我，并说回到北京要给我寄一本他自己的书。

随着持续六天的学会年会结束，我受命撰写会议综述、会议论文简介等，这些文字后发表于《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学会会刊》（第9期）等刊物上，故将周先生给我寄书的事情抛到脑后了。不过，当年12月下旬，我收到老先生17日写好，18日发出的信件及照片，同时还收到老先生寄来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大著。信中写道：

根兴同志

西安开会多蒙照应，至为感谢！照片近才印出，甚歉，寄上请查收！马驰同志请转交。胡戟同志调动事谅已圆满解决。刘九生同志并乞问候。

即致

敬礼！并贺新年

周一良  九二·十二·十七

信件原稿照片

周一良先生寄赠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信封为北京大学的普通黄褐色信封，邮资为0.2元，书信文字为竖写。此时周先生已八十岁了，可能写字手有点抖，如此字迹就有点断断续续。信中提到在西安几天参会及考察活动，感谢我对他老人家的照顾，随信还寄来多张我们的合影照片。九十年代初相机可是缺物，不像现在随时随地都可用手机拍照，好像周先生来时带了一架小相机，故到法门寺、杨贵妃墓，以及临潼华清池等地，他给我们拍照，也请其他人拍合影，故而才有将洗好的照片一并发给我，委托我转交予马老师的合照事宜。信中还提及胡戟老师从西安交大调动工作事宜，其实胡老师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到1994年才最后办妥；刘九生老师曾拜访过周先生，故也让代为问候。就是说，这封信虽只有短短七十五字，但蕴含的意思却很多。

1992年至今三十年已过，这封信先是夹在周先生寄赠给我的书里，后来改放在文件夹。记得1998年五月初我到北京办理留学签证，期间颇多闲暇，曾有想去北大拜访老人家的想法，但又听闻先生身体有恙，所以就没敢前往打扰。而2001年11月听闻先生病逝的噩耗，正在韩国留学的我颇感悲痛。2001年至今二十年过去了，时常想到周先生的教诲，偶尔也会拿出这封信欣赏，以之激励鞭策自己努力钻研学问，取得更多的成果。好在我后来从事唐代东亚史的教学研究，冥冥中与周先生当时所说有所关联，谢谢老先生！2019年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来陕师大讲学，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到珍藏周先生信件的事情，荣教授说这可是很好的史料，嘱咐我好好珍藏。

是的，应好好珍藏这封信。明年为周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年份，撰此小文，表达后辈诚挚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