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申遗”号角下的鼓浪屿原住民

7月初，人头攒动的厦门国际邮轮码头。我在排队近一个小时后，终于挤上了前往鼓浪屿的轮渡。

登船上岛的我是幸运的，因为就在几天前，每天允许上岛的游客人数从6.5万降至5万；而历史上鼓浪屿登岛游客数量的峰值是一天12万——以这个标准计算，有一半以上的游客无缘上岛。

此时，在千里之外的波兰克拉科夫，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进入倒计时。2017年7月2日-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第41次会议将就鼓浪屿“申遗”进行审议并表决。鼓浪屿自2008年起近10年的申遗路，终于要迎来一个结果。

打开五元钱买来的、号称最全的鼓浪屿手绘地图，我试图在密集的景点之间寻找关于鼓浪屿“原住民”的蛛丝马迹——他们在这里世代居住，如今隐身于无孔不入的游客与景点之间，据估计约有7000人；而在1985年，这个数字是25000人。

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而来：他们在哪里？他们为什么离开？

“老鼓浪屿”的荣光

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生长在鼓浪屿的人都承认，他们有很强的身份认同。不同于“厦门人”或“福建人”，他们是“鼓浪屿人”。

鼓浪屿是侨胞之家。仅1920年至1930年间，岛上由归国华侨组织建造的住宅、庄园、别墅就达1200余栋。大批南洋华侨在此居住、生活，投资、建设，逐步建立了完备且先进的社区公共设施，如电话通信、电灯电力、自来水设施等。加之鼓浪屿从1903年起作为公共租界，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企业机构以及大批传教士的入驻，使得这里的现代教育、医疗也走在了时代前列。

吴米纳出生于1971年，是世居鼓浪屿的华侨第四代。他的曾外祖父、菲律宾华侨许经权是岛上十大名宅之一“番婆楼”的主人。在吴米纳的记忆中，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家人仍维持着早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喝咖啡、弹钢琴、早餐吃黄油夹面包。家底殷实加上海外亲戚的帮助，新潮的事物总是第一时间在家中出现，从克林奶粉、桂格麦片，到摩托车、小电影机、相机、收音机，“家里在1980年代初就买了电视机，那会在鼓浪屿乃至整个厦门都还比较少见。”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电视台播放印度电影《流浪者》，街坊邻居闻声而来，“番婆楼”的大客厅里坐了百八十个人，着实轰动了一把。

像吴米纳这样的华侨子弟，过去岛上有不少。他记得，小时候常听邻居议论，说岛上某个人家的银行存款是全厦门最多的，现在想来大概也没有言过其实。但他强调，鼓浪屿人的认同感，并非一种财富上的优越感，而是发达的现代教育及文化氛围熏陶之下形成的印记。

鼓浪屿被誉为“钢琴之岛”。传说岛上“家家户户弹钢琴”，这有些夸张，但许多人家有学习音乐的传统、钢琴密度之高在全国堪称翘楚，这是事实。1990年代当地政府做过调查，岛上有钢琴300多台，居民6000多户，平均每20户人家有一台钢琴；还不包括大提琴、手风琴等等。吴米纳家的钢琴就购置于民国时期，他的母亲小时候弹过，后来他的姐姐弹，在市里的比赛中还获过奖。

在不少鼓浪屿人的回忆中，都提到岛上曾经琴声环绕，走在路上时常能听见居民家中传来的练琴声。岛上走出了殷承宗、周淑安、许斐平、林俊卿等钢琴大家、音乐名人，这里的音乐学校也盛名在外，至今仍有慕名前来求学的外地学生。当地的学者告诉我，这些与过去岛上教会活动盛行有关，唱诗班伴奏催生了钢琴教与学的需求，逐渐形成传统。

鼓浪屿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岛上几代居民都就读过的日光幼儿园，其前身怀德幼稚园是中国最早的幼儿园，由英国牧师创办于1898年。同样是在这一年，英国传教士山雅各在鼓浪屿创办了英华书院（今厦门二中前身），课外活动以足球为最盛，还成立了英华足球队。至今厦门二中的足球队仍是全国中学生足球赛中的强队，学校有自己培养的足球师资和训练传统。

鼓浪屿“申遗”的重点，是其独一无二的“国际社区”属性——这个面积仅1.87平方公里的小岛，吸引了两万多名各国外侨、华侨和中国居民，这里的建筑、教育、历史传统融合了侨乡文化、西方文化与闽南本土文化，他们共同创造了鼓浪屿的黄金时代。

可是，一个令人赞叹和骄傲的居住社区，为什么正在面临居民的流失？

超老龄化社会

在岛上走了几天，便大致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原住民——号称“本地小吃”的店主不一定是，而拖着便携式拉杆购物袋去买菜的老人，和步履匆匆穿着校服的小孩，十有八九就是。

鼓浪屿没有机动车，居民出行只能步行，脚力都很好。我曾见到80岁的阿婆从笔架山上下来买菜，脚下生风，不一会就把东张西望的游客甩在后面。阿婆出生于1937年，曾是岛上玻璃厂的职工，她告诉我：“岛上老人的岁数都很多（大），70岁算是年轻人。这里适合养老，没有车，也没有污染，住的都是老人。年轻人都不在，像我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去厦门（岛）生活了。”

鼓浪屿的人口老龄化十分明显。根据厦门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19.79%，居厦门市各镇（街）首位，而全市平均为6.93%。与此同时，常住人口在以每年3.16%的速度递减，而外来人口的比重则比十年前上升了11%，原住民人口在不断地流失。现在鼓浪屿的常住人口仍有1.7万，有相当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户籍登记在册的原住民中，常住的大约只有一半。

“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岛上。但谢立达是个例外。”吴米纳对我说。

谢立达出生于1983年，22岁那年他决定修缮外曾祖父留下的祖宅“褚家园”，耗资百万将其改造成一家高端咖啡馆精心经营，在当地颇有名气。他很健谈，但对于接二连三找来的采访邀约显得有些无奈：近些年媒体到鼓浪屿采访，往往会联系他，因为他这个年纪的原住民，在岛上确实属于“珍稀动物”。

“我的同龄朋友，应该有90%都离开鼓浪屿了；高中同学四个班，留在岛上的不到10人。”谢立达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岛上没有工作机会。我留在这里是因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但如果在岛外上班，每天乘船、步行，交通拥挤，非常不方便。”他告诉我，不久前他的一个哥们儿才卖了岛上的房子，举家搬去了厦门市区。

由于历史原因，岛上老建筑的产权往往较为复杂，像谢立达那样能将历史建筑以个体户的名义修缮经营的也只是一部分。有些老房子被售卖给企业或个人经营，有些则因为屋主搬离、维修成本高、产权不清等原因常年空置，很快衰朽，甚至坍塌。

阿康的房子就是这样。阿康本名郑勋康，住在吴米纳家的“钻石楼”隔壁，两家是世交。同是华侨世家子弟，阿康的命运在时代的变迁中转了个弯，家道中落，晚年成了孤寡老人。他守着一个偌大的别墅庄园独自生活，直到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政府将其送往岛外养老院，靠低保和在香港的家人维系支持。

别墅没有人住，很快便荒草丛生，大榕树几乎将屋顶掀翻。尽管曾经富丽堂皇，但够不上历史风貌建筑，这栋楼并没有在岛上“万国建筑博览”的格局中争取到彻底修缮的机会。有关单位曾出面维修一堵危墙，并搭好脚手架防止砖瓦掉落、伤及路人，但也只能做到这里。

几天前的一场大雨过后，吴米纳听到隔壁有砖瓦掉落的声音，直觉促使他举起手机，十几秒后便拍到了房子部分坍塌的画面。许多老房子，和它们老去的主人，就这样和鼓浪屿挥手告别。

万恶的游客？

知乎上有个问题：“作为鼓浪屿的原住民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是像在动物园里么？还是天生自带小清新功能？”这大概是一个游客的困惑。在目前的42个回复中，大多数人回顾了安宁幽静、没有游客打扰的童年时光，那是鼓浪屿给他们最深刻的记忆；但字里行间无不表露出一种物是人非的伤感。

喵鱼酱出生于1990年，SChen出生于1994年，他们都在岛上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从高中开始，岛上就发生了很多变化，一开始是（厦门）二中外面多了很多家庭旅馆，后来龙头路（岛上的商业街）多了很多烧烤、吃的喝的……老实说我是很厌恶这些东西的。”SChen告诉我，他感到生活被打扰，比如物价因为旅游的发展而被推高，游客拍照时会闯入民居，夜里有酒吧吵闹等等。喵鱼酱则觉得：“每次回鼓浪屿都发现游客越来越多，卫生变差了。”

统计数据显示，鼓浪屿客流的巅峰在2012年左右。当年鼓浪屿上岛1136.66万人次，国庆黄金周期间单日上岛人数突破12万人次，鼓浪屿客流直逼极限。“尤其是上海、深圳方向的动车开通之后，岛上的游客人数暴增。随之而来的是房租暴涨、物价抬高，路边的烧烤摊多的时候有几百摊。”吴米纳回忆着说。

2014年以后，政府陆续出台调控方案，将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分流到不同码头进岛，控制日均上岛人数，并在票价方面实行外地游客票价往返30元、而本地居民为8元的规定。同时为了申请“世遗”启动系统整治，包括清理占道经营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岛上疯长无序的商业。

然而生活空间被游客挤占已经是既成事实。岛上住着著名的诗人舒婷，她曾在《老房子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写道：“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不便利，鼓浪屿的居民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老龄化，我们还固守在小岛上。”谢立达的家族与舒婷家是世交，他告诉我总有游客慕名前来拜访舒婷，有些甚至是无礼的骚扰，给她带来很大的困扰。

久而久之，岛上居民似乎自发地形成了一种与游客错开的生活作息——不只一个原住民告诉我，鼓浪屿真正的样子，是在早上8点以前，和夜晚10点以后。在居住区域上也更加界限分明起来，位于岛中心的笔架山是天然分野，较为集中的居住区隐藏在山的那一边。

如果一定要白天出门，他们也能娴熟地腾挪闪躲，穿过浩浩荡荡、龟速前进、几乎将小路堵住的旅行团，转眼就闪进边上的小巷或院子里。只是如果遇到有人问路，他们仍会停下热心解答。岛上道路崎岖复杂，他们却仿佛有金手指，四两拨千斤地一比划，捷径便出现在眼前。

游客暴增，挤占的不仅仅是普通居民的生活空间，一些商人也叫苦连天。迅速商业化带来的弊端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一些同质化的低端业态霸占市场，游客的素质也有很大变化。

一位家庭旅馆从业者告诉我：“早些年的客人跟现在差别很大。过去的游客很多是文艺青年，因为了解、喜欢鼓浪屿才来，都是自己拿着地图、查着导航找到住处的，乐于发现和发掘没人去的地方。现在几乎来的客人都希望你去轮渡接送，有些客人恨不得你能背着他走。他们是来消费的，常常在抱怨：岛上为什么没车，路难走，太累，太晒……而早年那类游客反而因为觉得鼓浪屿商业化而不再来了。”

谢立达也觉得2010年以后的生意反而更难做了：“现在跟旅行团来一日游的客人喜欢大排档、烧烤，而早年那些周末飞过来喝杯咖啡、享受假期的金领、艺术家客人再也不来了。”他认为，目前的商业业态，远远不会让鼓浪屿成为一个宜居的地方。

“人口减法”

旅游业快速发展给这座小岛带来的压力，一次次让她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原住民的撤离早在旅游业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有更多复杂的历史原因。

喵鱼酱和她的家人是在1996年前后搬走的。“父母都在岛外工作，每天乘着轮渡上班，下班再回家，交通不方便。岛上房子拆迁后，我们就搬去了厦门。”这个时期正是鼓浪屿原住民外迁的一次高峰。

鼓浪屿岛上曾有几十家单位，包括国营工厂，如玻璃厂、造船厂、灯泡厂、高频设备厂等等，以及科研机构，如水产研究所、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等等，岛上光工人就有五六千名。厦门大学宿舍也曾经设在鼓浪屿，厦大老师在岛上居住。

上世纪90年代，厦门市的整体规划提出，鼓浪屿要做减法——疏解岛内人口与工业。大批工厂就此往岛外搬迁，而工人随着生活重心的外移，也逐渐向岛外迁移。“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讲，工厂搬走是对的；但是成为纯粹旅游消费的岛，就使它缺少有生力量的补充。”学者林聪明这样评论道。

林聪明在微信上的名字叫“三丘田农民”。这位原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三丘田码头旁一座2004年拆掉的房子就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他的父亲曾是鼓浪屿的一名船工，船工以摇橹渡人为生，青少年时代他也曾替父亲摇着小舢板往返鼓浪屿和厦门岛，运载乘客。

林聪明在教育系统、宣传部门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后，他扛起相机、翻阅史料，开始做鼓浪屿建筑和历史文化的摄影、调查、整理和研究。他曾经为了拍摄照片，在一个山上被狼狗在腿上咬出了两个洞。即便如此，他还是乐此不疲地继续着他所热爱的“事业”，并将他的研究成果通过公益讲座与大家分享和传播。

我在鼓浪屿的一个公益讲座上见到林聪明，向他请教关于老鼓浪屿人与鼓浪屿文化传承的看法。他认为，老鼓浪屿人是鼓浪屿历史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和传承者，老鼓浪屿人的大量离开，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利于鼓浪屿文化的传承，包括活态的音乐文化。鼓浪屿的人文传承一旦断裂，没有了人文内涵的历史风貌建筑无异于“建筑的棺材”。

他告诉我，鼓浪屿人口减少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上可再追溯至改革开放以后落实侨房政策，将华侨的房产归还其后人，原先因政策安排入住的住户就必须搬离——事实上，吴米纳和谢立达的家族都是在这一时期重新回到祖宅，但也有一部分人口因此而迁出。

此外，鼓浪屿不允许新建住宅，改善居住条件，只能到岛外购买住房。2006年，厦门市政府要为市民建廉租房，当地一份报纸提供的一份数据是：鼓浪屿岛上多达700户居民提出了申请；作为参照，2010年全岛一共只有5000余户人家。

曾有报道评论称，上世纪末鼓浪屿人口的减少形成了一个加速度，在到达一个点之后，不可遏止地发生了逆转，停不下来了。

医疗、教育的弱化

人口减少，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教育。

“80后”和“90后”原住民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小学在合并，学生越来越少。岛上曾经有五所小学，现已合并至一所，在校学生共500余人，其中还有相当部分生源来自岛外招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而据林聪明回忆，1986年鼓浪屿岛上曾有小学生2000余人。

对吴米纳来说，音乐学校搬迁是最大的遗憾。

岛上的厦门市音乐学校声誉卓著，有从小学到中专的完整培养体系，以培养音乐尤其是钢琴人才闻名。这所全日制学校创办于1990年，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国内外高等艺术院校输送过相当的人才，也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学生慕名前来。

“几年前突然传出音乐学校要搬到厦门岛内的消息，当时我的孩子还小，但我希望她将来能在岛上的音乐学校学习。”吴米纳说，“鼓浪屿是‘琴岛’，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音乐学校设在这里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他为此发了一条微博，大声呼吁音乐学校留在岛上。那条个人微博被转了两三千次，音乐家郑小瑛也参与了，很快引起舆论的关注。

后来正式发布的消息是，音乐学校并非搬迁，而是扩成两个校区，一个仍在鼓浪屿，一个在岛外的湖里通屿；但是，鼓浪屿校区将不再招收小学新生。我在学校操场外遇见两个学生，他们向我证实，目前在读的仅有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待他们毕业后，岛上的音乐学校将不再有小学部。“只是换了一个概念，学校最终还是要离开。”吴米纳觉得很失望。

境遇类似的还有工艺美术学校。它的全称是“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1952年创办于鼓浪屿，是一所有绘画、雕塑、环境设计、工业设计等科系的特色艺术院校。在一份名为《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关于学生搬迁集美新校区实施方案》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该校师生于2010年9月全部搬迁至位于厦门市集美区的大学城。吴米纳说：“过去常常见到艺校的学生在街头巷尾写生、采风，外地的艺术家、教授也来岛上交流，这种艺术文化氛围在他们搬走了以后就几乎感受不到了。”

如果说在意教育的还只有一部分人，医疗则触动了全岛人的神经。

吴米纳的朋友老张前两天发了条朋友圈：“要受多少伤痛，才会让我这样的男人泪流满面？”下边配上了一张眼睛受伤的照片。老张在岛上工作，眼睛被强光伤到，但岛上的医院没有眼科。他愤愤不平地写道：“为了几滴眼药水，我们夫妇俩爬坡过坎又漂洋过海近三个小时……”

现在的鼓浪屿医院前身是福建省第一所西医院——救世医院，创办于1898年。1951年，救世医院更名为厦门市第二医院，据吴米纳说，过去的二院科室齐全，部分专科如肺科是三甲医院的重点专科水平。

2004年，厦门市第二医院迁至岛外的海沧和集美，手术科室、儿科等重点科室都逐渐转走；2006年，正式由厦门市第一医院接管并整合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来的三级医院成了卫生院。当时有媒体报道形容岛上的医疗状况为“生无妇产科，死无太平间”，就诊人数少、缺医少药形成恶性循环。

这样的状况一直到2014年鼓浪屿医院正式复办，才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毕竟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据说让岛上居民爆发不安情绪的是一位老书法家的离世。传闻有板有眼，说这位德高望重的先生正是因为岛上医疗条件不足，又耽误了救治时间，才不幸没能抢救过来。细节真相或许未必尽然如此，但绘声绘色的传闻多少反映了居民的焦虑。

是去是留，何去何从？

在探访鼓浪屿的行程进入尾声时，我在厦门见到了资深文史学者、90岁的洪卜仁先生。洪先生曾在鼓浪屿度过青少年时光，研究了厦门一辈子，对当地的历史人文熟稔于胸、信手拈来。

他认为，鼓浪屿未来要保存人文传统，“只能牺牲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放弃低端的旅游业”。“鼓浪屿的底蕴从哪里来？应该追求优雅的文化、高尚的文化。当鼓浪屿被烧烤摊和大排档挤满，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宰客’，它离文化遗产就渐行渐远了。”洪老说，恢复居住社区属性，办私人学校，做国际会议，发展文化产业……鼓浪屿未来的路可以有很多，但不应该只有旅游。

吴米纳和谢立达的观点都是：鼓浪屿很难再回到从前。山间海边的戏耍，别墅庭院间的自由穿梭，没有游客和大排档的世外桃源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去不复返了。“商品社会的潮流一定是愈演愈烈，这是现实，我们也不可能回到农耕社会。”吴米纳说。

在这样的现实下，谢立达说，没有想过离开鼓浪屿，他要留在这里经营他的咖啡馆，“除非找到更好的事业，才会放弃。”

吴米纳则想过，万一将来面临女儿教育的问题，他或许会考虑离开。但如果只考虑他自己，他希望能留在岛上。

“尽管有一些困难，但可以克服。说实话，你都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没有车，鸟语花香，日子很慢。虽然游客多了，嘈杂吵闹，但总还有游客找不到地方。我曾经在单日客流量10万、12万的日子，特地去街上走，走到只有自己知道的那些僻静巷子，仍然是宁静的。这是我的故土啊，我愿意待在这里。”吴米纳说。

而在喵鱼酱看来，离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她说，将来不太可能再回到鼓浪屿生活，因为“交通不便，遇到台风和大雾船只不开就寸步难行。现在变成旅游景点，也不适合养老了”。不过，在聊天的最后她告诉我，在海洋研究所读博士的她，正在从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的研究。正是童年时在鼓浪屿钢琴码头每天看到的那尊白海豚雕像，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