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上升为国策后：金融的利益将不再只是金融行业的利益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浮云蔽日的全球宏观乱纪元，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会议展现出中国金融改革“顶层设计”的胆略、气魄和格局，为中国实现“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强、经济强”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我们认为，全国金融会议的核心精神，与4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国家金融安全”一脉相承。国家金融安全的主线是利益，而本次全国金融会议则旨在促进新形势下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金融行业利益的协调统一。通过提振金融监管效率、规整金融市场秩序、明确金融职能引导，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金融服务需求为目标，以维护金融底线、助力国家战略为前提，以优化金融行业的资源配置功能、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金融之于实体的造血机制为内容，实现了中国金融改革“稳健的突破”。中国改革，从来都是目标坚定、蹄疾而步稳，以国家战略为纲，以问题导向为目，以底线思维为本，纲举目张，本固邦宁。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突破是历史性的，链式反应之后，中国金融生态将发生长期变化；突破又是渐进性的，中国“金融+”的内生演化将在政策指引之下稳健推进。这种“稳健的突破”，于中国而言，是一种务实的选择，符合中国国情、针对中国问题、合乎中国利益。我们认为，“西式标准”削足适履，“务实选择”冷暖自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改变将会渐次发生，中国金融的成长之路将更趋健康，中国经济的逐梦之途也将由此更加阳光灿烂。

乘风破浪正当时，三大突破应时而出。金融究竟是什么？金融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些基础性问题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始终举足轻重。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隐约之间，给出了重要答案。第一，将金融事业定位在“国之重器”的高度。无论从会议召开时间、参与层次，还是从会议通报的言辞之间，都能捕捉到一个信息，金融的地位拔高了。金融不仅是一个重要行业，更是国之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李克强总理则直言不讳地指出：“金融是国之重器”。金融地位的拔高在抬升了金融系统重要性的同时，再次明确了金融改革开放在方向性上“开弓没有回头箭”，金融风险管理则在严肃性上“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第二，将金融安全从技术层面提升至战略层面。本次会议首次将金融工作主题确定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体。这与国家金融安全的要义相一致，即在技术性的基础上更强调战略性，在“术”的层面之上更强调“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金融安全的属性抬升无疑使得促成安全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不拘泥于任何所谓金融行业的“既有经验”，这意味着中国金融问题的解决将更注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协同，不以技术成败论英雄，不以短期得失论进退。第三，将金融发展从行业维度提升到国策维度。当今时代，金融对社会发展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金融对国家运势的关键作用不断凸显，因此，金融发展，兹事体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以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紧迫感，齐心协力，勤勉尽责，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改革发展”。金融发展是长期命题，注重发展，必然需要配套机制建设，正因为如此，本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正式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导金融监管协调，并注重“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避免短视化行为”。

积跬步而至千里，三种统筹稳健务实。金融的增长之“术”讲究专业致胜，金融的发展之“道”则强调平衡致胜。服务实体、改革开放和风险管理“三位一体”的金融职能本身就是平衡之道的体现，而更深层次看，稳中有进的金融发展更需要贯彻、践行三种统筹。第一，统筹改革内容与推进时序。中国金融改革的内容是明确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综合化经营、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系统性风险管控等，该做什么一目了然，关键是改革顺序的安排，既要兼顾国内基础和国际形势，更要考虑政策互动和市场心理。过去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充分表明，稳健渐进、试点先行的模式更加有弹性、可把控、易推广。因此，本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并体现了对金融改革顺序安排的统筹考虑。在监管改革方面，会议并没有推出此前热议的激进方案，而是选择了一个务实可行、高效集约的方案，在保留并完善现有监管格局的基础上，实现了监管协同机制由虚向实的转变，并强调了监管方向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重心转移。这种渐进有序的监管改革路径既有望解决当前系统性风险管理面临的一些问题，又为后续综合监管引领综合经营的破局预留了空间。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会议更是直言不讳地强调“合理安排开放顺序”，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三大开放政策，都将在长期稳中有进的前提下，选择“有进有退”、“短退长进”、“进退有序”的相机抉择模式，彼此呼应，短期有所取舍，长期整体协同。第二，统筹利益总量与分配结构。做大总量、做优结构，是金融战略作为“国策”的核心要义。就总量而言，回归本位、远离风险、避免危机，才能长期做大。就结构而言，突破小我、顾全大局、激活潜力，才能全面做优。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将金融上升为国策之后，金融的利益就不再只是金融行业的利益，更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因此，本次会议再度强调了“让利于民、让利于实体”的引导方向，“要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此外，以国家利益为本，就更需要看淡短期商业利益，注重长期发展利益，因此，本次会议再次明确了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向，“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第三，统筹金融人和金融事。既然金融事业已经上升为国之重器，那么，对金融人的要求也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金融地位的拔高，在人的层面也有双向体现，本次会议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让行政官员更懂金融，让金融人才更懂国策，这实际上为金融国家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风物长宜放眼量，三大效应有望释放。正因为金融地位得以拔高，所以金融改革才会选择更加稳健、务实、有序的节奏，而理解本次会议，也更需要从短视的技术层面上升到长期的战略层面。我们认为，本次会议意义深远，而改变将会渐次发生，三大效应有望逐步释放。第一，重点明确的风险管控将带来综合监管效应。金融稳则经济稳、国家稳，本次会议提出要“整治金融乱象”，这种措辞再次表明了金融监管趋严的紧迫性和严肃性，而当前监管任务落实的主要抓手则是“去杠杆”和“控风险”。本次会议强调“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阵痛不可避免，监管执行的决心不可动摇，综合监管效应将渐次显现。第二，稳中有进的改革开放将带来长期鲶鱼效应。将金融拔高为“国之重器”，将党置于领导金融发展的核心地位，这意味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将更加不可动摇，任何利益藩篱都无法阻挡改革推进，任何市场乱象都无法干扰稳步开放。稳中有进的金融改革开放长期内将提振全要素生产率，为中国经济走出“L型”蛰伏奠定基础。金融是一池活水，活水总会流向价值洼地。本次会议也点明了金融战略重点扶持的方向，要“做好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服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金融机构布局，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重点方向的重要突破将带来鲶鱼效应，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第三，务实有效的政策搭配将带来政策协同效应。中国经济金融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天然就有内在联系。因此，本次会议并未就金融论金融，而是注重财政与货币的内在互动，要求“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搭配实施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和政绩引导的同步增强将有助于政策协同效应的显现，为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统筹实现创造有利条件。（本文系工银国际研究部报告，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