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着｜他爷爷，杀了她奶奶

编者按：如果你“不想睡”或者“睡不着”，欢迎继续阅读。

这里或许有个文艺片，这里或许有个恐怖片。不知道你会闷到睡着，还是吓得更睡不着。

如果我的爷爷，杀死了你的奶奶，我们还有可能相爱吗？这是今晚要说的问题。

2015年的电影《昨日盛开的花朵》（又译《昨日之花》）领了德国萝拉奖八项大奖，次年在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拿到了最佳影片奖，2017年被中国台湾引进播放，但公众评价总体不高。

从表象上看，《昨日盛开的花朵》能拿到电影奖却无法赢得人心，貌似反映了影视专业评论者与公众审美旨趣的分化，就实质内容而言，又不好说孰高孰低。

《昨日盛开的花朵》涉及德国纳粹、德国犹太人这样沉重的历史话题，电影本身，从海报、故事情节、表演到配乐，却无一不是德式小清新风格。

电影故事相当简单，男主角和女主角分别是德国纳粹分子的后代和德国犹太人的孙辈，两人因为一项历史研究项目而相遇，在共同经历一些疯狂的小事之后，男女主角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般相爱了。

他们在激情的触动下结合，创造了“奇迹”，却又无法走出祖辈的历史阴影，最终分离。

五年之后，男女主角在圣诞节再次相逢，他以为她的生活里不再留有他的痕迹，再回首时发现，她从未将他忘记。

这部悲中有喜、笑中有泪的德国电影很难戳中域外观众的心，明明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男女主角的人物设定却各有各的神经病。

男主角托托（拉斯·艾丁格饰）是一名严肃的历史学家，有燥郁症倾向。他热衷于德国种族灭绝问题研究的初衷在于，他的爷爷在二战期间曾是德国纳粹分子。

作为一名习惯自我审视、反思和怀疑的学者，男主角为了避免将自己遗传基因中疑似携带的纳粹倾向传递给下一代，给自己做了绝育手术，和妻子收养一名黑人儿童，组建了三口之家。

拉斯·艾丁格饰托托（左）

女主角沙茜（阿黛拉·哈内尔饰）也没比男主角好到哪里去。沙茜的犹太裔祖母在二战期间被关进毒气室，为了追寻祖母的过去，沙茜通过《1941年波罗的海的党卫军和情报局》一书找到了作者，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托托。

除了具备异域视角中典型法国年轻女孩的诸多特质，例如热衷于穿着田园风格服饰、情绪阴晴不定、热衷于讨论修辞和哲学等，沙茜还自称有创伤型人格，五次尝试自杀，五次都没死。

这样一个情绪切换快如闪电的女人来到了杀害祖母仇人的孙子身边，成了托托的助理。

神经病版本的法国朱丽叶和德国已婚罗密欧的故事在波澜不惊的情节中上演又落幕。

语言隔阂和文化隔阂令电影中的趣味性大打折扣，而讨专业评审喜欢的知识分子情怀对于脱离文化背景的观众而言又很难产生共情，最终导致了这部电影在亚洲观众群体中的评价滑铁卢。

阿黛拉·哈内尔饰沙茜

德国对于纳粹问题的集体反思历史并不长。二战结束之后，德国一分为二，由苏联控制的民主德国（东德）以及由美、英、法三国控制的联邦德国（西德）虽然都执行了“去纳粹化”政策，但实际上和反法西斯主义没有直接的关系，反而更像是贯彻冷战政策的另一种途径。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德国人对于“纳粹问题”并没有整体的反思和认识，战后五年，“纳粹思想如幽灵一般长存在战后的德国民主社会中”（西奥多·阿多诺语），多数德国人拒绝回忆战时的所作所为以避免负罪感，同时免于将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整个政治环境也压抑社会对于集体对于过去历史的回忆。

占领国不加区分地将“纳粹”的黑帽子扣在普通民众的头上，认为没有抵制纳粹的德国普通民众作为旁观者，助长了纳粹的气焰，构成了纳粹主义分子实际上的帮助犯，与纳粹分子同罪。这进一步抑制了德国社会对于历史问题的反思。

1968年，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运动以失败告终。这一历史事件促使德国文化开始逐渐远离政治批判，逐渐转向对个体经验的表达与个人精神世界的再发现。德国战后文化的接力棒也从经历过二战的第一代转交到未亲历战争的第二代手中。

对于这些德国战后文化的生力军而言，纳粹统治和战争阴影只投射在了他们的童年时期，由于自身并没有太多关于战争和纳粹罪行的直接体验，并且因为父辈的沉默两代人之间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因此更激发了他们对纳粹历史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是否应承担纳粹共谋罪名的质问和思考。

另一方面，在向上反思纳粹德国历史或清算父辈罪责的同时，学生运动时期掀起的思潮也加深了对自我的拷问，一种对于自我是否在代际冲突的掩盖之下也对上一代的沉默负有失查之责，以及在纳粹父辈的阴影之下追寻自我的身份认同，换言之，作为一个纳粹的后代应当如何自处以及面对历史的罪责。

《昨日盛开的花朵》同样承袭了这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自我拷问。

男主角作为德国纳粹分子的后代通过“断子绝孙”，与直面自己家族的历史自我折磨，从身心两方面对家族先辈的所作所为进行道歉。

而面对受害者后代的女主角，男主角仍然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两个现代人仍然要为七十多年前的历史所折磨。

女主角的出现唤起了男主角消失的性能力，做过结扎手术的男主角令女主角怀上了孩子。这种犹如神迹一般的安排，为男女主角之间的历史恩怨做出了一个世俗化，更加苛刻地讲，一个庸俗化的了断。

这个加害者罪人后代与受害者后代的“桥梁”，并不能给过去一个交代，电影做出这样的处理，无非是想暗示，对于纳粹问题的反思和自我惩罚到第三代可以告一段落了，再后来者无需再承担类似的历史罪责。

用爱解决所有问题就个体而言或许还能说得过去，可一旦将范围扩大，就很难说得通了。

爱对于普通人而言，太难得了，它普适性地存在，但不一定会老老实实地落在每一个人头上。

况且如果为历史性和解提出“相爱”这样的解决路径太过不切实际了，爱在消解历史仇恨的同时也消解了对严肃问题本身的讨论。

电影兜兜转转地让德国精神病人罗密欧与法国精神病人朱丽叶回到了爱情故事的圆心，而其中由种族屠杀搭起情爱的舞台，实在太过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