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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打击传销风暴中的天津静海:年轻的“外来人”少了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李延兵 实习生 陈瑜思 于蕾 耿璐 吴佳晖 黎赕 李然
2017-08-07 10:5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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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刚毕业的大学生李文星被人发现死于天津静海区一处偏僻的水坑里。 8月6日,李文星被诱骗进入静海传销组织的经过基本查明,5名涉案人员被刑拘。

当天,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赵飞代表市委市政府在静海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开展打击取缔非法传销的专项行动,他要求决战20天,彻底清除全市非法传销活动,“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

据天津政务网消息,截至6日上午11时,该市共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排查村街社区418个,发现传销窝点301处,清理传销人员63名。

下午5点,静海区大口子门村村民李成看到,长期租住在自家斜对面的二十几名“传销人员”从屋子里冲了出来,拖着行李箱子“迅速撤离了”。

传销窝点。

“打不走,骂不走,劝不走”

那扇暗红色的铁门后已经人去屋空。大口子门村村民李丽推门进去,第一次看清楚这些人的居住环境——

进屋大门上张贴着一张每天的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半起床,6点半开课,中午11点摆桌,中午两点起床,下午6点开课,晚上7点半摆桌,晚上9点铺床,晚上9点半睡觉。

几床又破又旧的被子叠放在一起,四条发黑的毛巾挂在厕所一根绳子上,十几本课堂笔记和日记散乱地扔在地上,“日记”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如何约人”、“如何做线人”。

李丽回忆,这里之前住着20几个人,每天白天一大早离开平房,直到夜晚10点多才回来,平时大门紧闭,很少与外界交流。

大口子门村位于天津静海区静海镇,村子在104国道主干线旁,离静海中心城区四公里左右,整个村子都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外围是大片玉米地和小树林,村民告诉澎湃新闻,多个疑似传销人员的窝点寄居在村中。

在这间平房转了一圈后,李丽看到一辆白色的三菱车从村口开了进来,她神色慌张,加快脚步往外走,嘴里念叨着:“他们(传销人员)带人回来了,快走快走。”

8月6日,静海区组织开展打击传销“凌晨行动”,发现传销窝点301处,清理63名传销人员。此外,凡举报传销组织及藏匿的传销窝点,经查实摧毁的,一次性奖励2万元。

夜里,大口子门村只有零星几点灯光,偶尔有村民在村子里遛弯,这几天,年轻的“外来人”少了。

村民说,十几年前,来村子里干传销的都是“十四五岁的”,而近几年,以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居多。

两年前,李成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两百人“呜呜呜上街”,直到有一次堵住了村里的公路,车辆过不去,有人打了“110”,警察来了,“断水断电,这些人才躲了起来。”

8月6日凌晨,静海全区范围内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以乡镇为单位,集中所在地派出所和相关力量,做到村不落户、户不落人,全面清查传销人员。

距离大口子门村大约4公里外的上三里村,路口新增了一个治安亭。夜里11点,村民大鹏坐在村里的公路边抽烟,“(好多人)早都跑了”,他手比划着说。

上三里村的村民张明海也有些担心,这些人“打不走,骂不走,更劝不走”,过去他经常见到传销人员白天在地里上课培训,跟政府工作人员打游击。“警方一直也在清查传销人员,但是这些传销人员很多都是被洗脑过的,即使被解救出来,说不定哪天又跑回来了。”

传销窝点内的床铺。

墙角堆放的棉被。

村民与传销人员“和平共处”10几年

在李成的记忆中,十多年前,村里突然来了一批陌生的年轻人。这些外地人穿着破旧的衣服,灰头土脸,说自己是装修工人,要进村租房。

从那以后,村民们经常听到村外野地里传来鼓掌和喊口号的声音,大声唱着《水手》和《真心英雄》,经常见到他们在林地里训练,大喊“脱衣服”“站直了”等,声音严厉高亢。即使在冬天的时候,一群人光着脚“呼噜呼噜被赶着走。”

超市老板王远生常看到一些奇特的“景象”:几个穿着脏兮兮的人一起吃早点,或者扛着被子在街上结伴行走;闷热的夏天,一群人穿着秋冬季的厚衣服出来活动,“有时候来店里买饮料,用支付宝支付,都没钱,裤兜里也只能拿出十几块钱。”

直到有一年,李成遇到一对进村找孩子的父母,说通过孩子发来的定位找到了这里,才知道村里有“传销组织”。后来,警察也来了,李成看到这些年轻人光着脚到处乱跑乱躲。

据天津本地媒体《每日新报》2005年的报道,不完全统计,仅2005年上半年,天津工商部门先后取缔了20多个非法传销组织。公安机关驱散了近2000名传销人员。

静海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杨鑫经常会拉到疑似传销人员。在他的印象中,十多年来这里传销屡禁不止,传销窝点多,“他们住的地方很偏僻,住在村里废弃的房子,一般白天紧闭大门,在野外活动,直到深夜才带着被子回屋。”

拉的人多了,杨鑫也摸清了传销人员的“窝点”,上三里村,大口子门村,杨李院村,“都是黑灯瞎火的地方。”

《中国工商报》2015年1月报道称,2008年以来,天津静海累计取缔传销窝点1300个,教育遣返参与传销人员3.5万人次。

大口子门村的村民说不清村里有多少外来传销人员,只是多年来经常看到有陌生的年轻人进进出出。多年下来,大家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但凡有陌生的年轻人进村,首先怀疑是不是“传销人员”。

多位村民称从来没有进去过这些传销“窝点”,只觉得这群人“神秘”,白天看不见人,昼伏夜出,平时不出门,也从来不跟村里人说话或打交道。

李丽偶尔见有一两个人从平房里钻出来,到附近的早市上拎着“一兜子馒头”和“一大堆贱菜”回来,感觉这些人过得“倍儿艰苦,吃都吃不饱。”

自从村里多了这些“外来人”,即使在白天,李丽也很少出门,她也很少让孩子出门活动,担心被这些人带走。但凡出门她一定把门锁上,“他们心眼儿多了,惹不起他们。”

前一段时间,村里修水管,管道必须通过这间屋子。李丽敲门一直不见回应,后来才知道,“必须得通过他们的头儿,有人打了个电话,头儿来了,看着是邻居他们才开门。”

在村民看来,这些人平日里不扰民,双方“互不干涉”,见到他们“以躲为主”。就这样,双方“和平共处”了十几年。

24岁的上海人闵林(化名)曾落入天津静海的一处传销窝点——某村庄院子里的两间房。闵林告诉澎湃新闻,房子“租给外人就五百块钱,但是传销组织去租就是高价,三千四百块钱一个月,所以当地人就不参加也不抵触”。

事实上,村民的心态复杂,在租房带来的收益外,他们更多是畏惧和无奈——十多年来,这些人打了就跑,跑了又卷土重来,村里人不敢管,“万一哪天被报复,自己的孩子被传销人员带走就麻烦了。”

在这种表面“和平”下,一间间简陋平房里的黑暗故事正在上演。闵林刚陷入传销窝点时想过集体反抗,但面对这么多陌生人,他不知道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也不敢起这个头。“眼神交流嘛,然后在他们身上比划‘110’,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对着我笑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我就再也没有试了,因为很怕有人告密,那样结果应该是很惨的。”

有时这些传销人员会躲警察的突击检查,把人带到村庄旁边的田地避风头,直到检查结束才能回去。有一次,闵林被带出去在山沟里整整待了20多个小时,凌晨三点多才回到那个被传销者称为“家”的窝点。

传销窝点内发现的传销笔记。

反传销人士:遣散“治标不治本”

前不久,超市老板王远生曾帮助过一个被传销人员控制的年轻人逃跑。当时,一个赤脚的年轻人在门口嗫嚅着向他求助,年轻人身后有三个年轻人一直紧盯着他。

王远生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年轻人被传销人员控制了。他暗地里让在店里卸货的货车师傅把这个孩子装走,并叮嘱他想办法联系年轻人的家人。

同样,只要有外地人乘车,张明海总会警觉起来,他会直接问对方是不是去做传销的。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外地人来这些偏远的地方,要么是来找孩子的,要么是被传销组织骗来的。

“传销人员不会独来独往”,杨鑫在静海当了二十多年的出租车司机,他坚信所有传销人员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睛,每当看到有外地年轻人搭乘出租车到静海的偏远村子,“基本上就是被传销组织骗到这里的。”

虽然“旁敲侧击”地提醒过那些第一次被带过来的年轻人,但杨鑫大多数时候选择做自己的生意。“人家做传销的坐车也给钱,规规矩矩,人家做人家的,跟咱们没关系。”

直到五天前,在静海天桥附近,一个20岁的男孩冲到他车前,后面跟着三个年轻人,男孩想去车站,另外三人阻拦他上车。杨鑫开门下车,说只要拿出对讲机一喊,“静海区好几十台车就会过来。”那三人害怕了,让男孩上了车,杨鑫把他送到了车站。

多年下来,杨鑫见到过替传销受害者家属“捞人”的生意。“捞人者”属于中间人,他会借助本地人的力量,收钱放人。喊好价,一万五,约在指定地点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但他也遇到过有父母从外地跑来接孩子,把钱交到传销人员手里,带走孩子没两天,孩子自己又跑回来了。“已经被洗脑了。”

做反传销十多年,据反传销人士李旭观察,从传统传销到网络传销,这种违法活动不仅没有消减,反而愈来愈猖獗。

“现行法律规定,对参与传销的人以批评教育为主,顶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被洗脑了,执迷不悟,打不散赶不走。”在李旭看来,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比较高,处罚偏轻,取证困难,这个地方打击厉害,就从东跑到西,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仅仅遣散治标不治本。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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