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历史意识的维度与……生死抉择

《历史意识的维度》，[法] 雷蒙·阿隆著，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丨六点图书，2017年1月版，350页，58.00元

雷蒙·阿隆的《历史意识的维度》（原书名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1961；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以前就读了，但是在今天重读有更多的感受。进入2022年以来——我注意到最近这一时间叙事不断出现，在现实情境中人们的“历史意识”似乎不断被唤醒，这个“维度”不是来自历史学家的著作，而是从人们所经历、所耳闻目睹的生活中自然地浮现出来。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的一件牵动人心的事件，一场说来就来的战争，很多地方在转眼间就进入的紧张状况，某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在“时代的灰尘”中人们会不自觉地“思前想后”，“昨天”变得不像在昨天那样陌生和遥远。“历史”这面“倒后镜”很自然就被举了起来。其实，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名言，但不知道什么是“过去”，更不懂“背叛”了什么。不过，要真正思考什么是“历史意识的维度”，还是历史学家能给予我们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刻的启示。

《历史意识的维度》汇集了雷蒙·阿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有关历史意识与现实关系的论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与我们所思索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作者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独特的现实眼光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关键性联系，旨在启发读者通过“历史意识的维度”思考和判断当下时代生活的问题和趋向。

关于“历史意识”这个概念，在雷蒙·阿隆的1950年代还说不上有多流行。德国学者博多·冯·博里斯（Bodo von Borries）指出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呈现活力，而且首先是在历史教学之中；但它仍然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对它的理解也充满了陷阱。（参见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82页）阿隆也并没有对“历史意识”的概念作非常详细的界定和阐释，他只是说：“每个集体都有一个历史意识。我这里所说的历史意识，指的是对这个集体而言，人性、文明、民族、过去和未来、建筑和城市所经历的变迁所具有的意义。”在他心目中所要论述的“历史意识”指的是欧洲人在十九、二十 世纪所产生的历史意识，严格来说包含有三个具体的成分：“传统与自由的辩证意识，为捕捉过去的真实或真相所作的努力，认为历时的一系列社会组织和人类造物并不是随意的、无关紧要的，而是关切到人类本质的那种觉知。”听起来有点拗口，他接着的表述可能更清晰些：“历史中的自由，科学地重构过去，人类历程的人道主义本质意义。”（《历史意识的维度》，85-87页）如果从日常意义上的“意识”来理解的话，这种历史意识就是用来指导行动的，是为了在行动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正如历史这面“倒后镜”的作用就是为了正确地前行，防止掉到沟里或开倒车。

这是一部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但是它的思想并非只是产生于书斋里的历史形而上的沉思，而更多是伴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治风云而在论战中萌发与发展。它的起源应该追溯到1930年代雷蒙·阿隆在德国居住期间对哲学和历史的思考，他的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限度》于1938年3月26日在索邦大学通过答辩，答辩会变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历史观的激烈交锋。这时正是战争黑云压城、极权风暴将至的时刻，历史哲学的学术讨论无法不被现实政治的氛围所笼罩，关键的问题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命运生死难卜。这位年轻的博士学位申请者竟然敢于设想民主制度可能失败，而他的教授们却仍然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战胜制造大规模杀戮的疯狂，以至评审团中的保罗·福科奈（Paul Fauconnet）用“绝望或者说邪恶”来形容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法文版序言”注释2，第2页）用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阿隆当年的设想错了，但是以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却印证了这个年轻人有着与他的年纪不太相符的深刻的危机意识。在阿隆的著述编目中可以看到，他在1936年就开始发表了一些关于自由、民主的文章，1935年发表《当代德国社会学》（La sociologie allemande contemporaine）,1934至1938年发表了不少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文章。这些应该都是与他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历史哲学议题相关的基础工作。

我没有读过阿隆的这篇博士论文，他的《回忆录》（内有数页篇幅谈这次答辩）也不在手边，但是他对西方民主命运的担心与纳粹关于民主制度是没落的、已经没有前途的宣传当然不是一回事。在这里我想起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的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英文原题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这篇演讲因详细引述了此前M.伊司曼（Max Eastman）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列举的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而至今备受关注，但是他在开头先谈了纳粹对民主国家的进攻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张起钧译，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五册，联经，页1732-1733）由此也可知阿隆在战前的危机意识是敏锐和深刻的。

到了五十年代，在经历了战后欧洲的分化、重组和世界进入核威胁时代之后，他继续保持对历史意识的思考广度和深度，这部《历史意识的维度》汇集了从1945年到1960年他所写的历史哲学论文。这是雷蒙·阿隆在媒体和大学、公共舆论和学术场域都非常活跃的时期，他大胆批判知识分子的盲目性，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1955）引起激烈的批评，使他被法国左翼知识界孤立。同年，他重返大学，获索邦大学社会学教席。此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这些文章与同期的历史哲学论文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与1938年的博士论文一样，阿隆关于历史哲学的研究仍然与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和思考有紧密联系。他说：“尽管它们都是应景之作，但是在我看来，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关两种历史：一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另一种则是我们绞尽脑汁思索的历史。”（《历史意识的维度》“前言”，第1页） 所谓“应景之作”，其实就是以历史意识关照现实。我们生活在现实里，同时也是生活在历史中，即便我们不去“绞尽脑汁思索”历史。

但是，如果仅仅看到现实与历史的紧密联系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在这种联系中最关键的主线是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如何评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可以通过不同的层面来判断，而这些层面最终都是与政治和自由相关。“这就是《历史意识的维度》贯穿始终的思考主线——从讨论修昔底德的宏文，直到讨论历史学家的社会功能的结论。阿隆之所以对政治史情有独钟，是因为在政治史中，诸多个体通过行动体现出了个人自由，而政治史领域的表达正是着重于个人自由。”（同上，13-14页）熟悉阿隆的基本思想的读者恐怕都会发现他的确是对政治史——当然还有政治哲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与使命感，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介入现实与历史，他自己有很好的说明：“我在波恩大学当助教时就决定了我的知识分子道路。我决定当一个‘介入的旁观者’，当一个现在进行时历史的旁观者，尽可能客观地对待现代历史的旁观者，但也不完全脱离历史，而是介入历史。我愿意把行动者与旁观者的双重立场结合在一起。”（《介入的旁观者: 雷蒙·阿隆访谈录》，杨祖功、海鹰译，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253页）既然谈到行动者和介入，很自然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经典命题，在此之前阿隆果然就说过，“当我决心既当历史旁观者又做历史行为人的时候，正是从研究马克思，特别是《资本论》开始的”。（同上，27页）他的确曾经深受马克思影响，而且保持对其思想的尊重，虽然他不同意“历史决定论”。作为一个“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相信自己对形势与事件发展的判断：“我曾以得体的方式分析过大量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我相信，我的判断大体上还可以。这是涉及现代社会性质问题的根本性争论，我相信，我始终站在善的一边。我[……]没有幻想。我不相信，法国可以通过法属阿尔及利亚实现自我革新。”（同上，246页）其实，以政论家的身份随时介入动荡的历史之中，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阿隆、萨特那一代人，还有像托尼·朱特、霍布斯鲍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贝拉·格雷什科维奇、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 塔罗，这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现场中发展他们的思想和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密纳瓦的猫头鹰不必等到黄昏，就在现实生活中、在斗争的漩涡中与和广场上随时起飞。生活中的政治就是现实与历史的最真实的联系。

因此，政治始终是理解阿隆关于现实生活与历史意识的关系的基本层面，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阿隆指出：“我们的政治意识（conscience politique）是，而且不可能不是一种历史意识。”（《历史意识的维度》，26页）这句话非常重要，很值得思考和记取。当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不应忘记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谈论历史，反正亦然。当我们在谈论现实问题的时候，政治意识与历史意识是最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两个维度，如果缺失这两种意识，或自以为拥有的这两种意识根本上是错乱颠倒的，那就可以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即俗话说的“脑残”。从这个意义上更可以说，一代人的政治意识的成长不可能不是伴随着历史意识的成熟，历史曾经是而且永远是政治教科书中最重要的一页。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一些读历史、研究历史的人的政治意识是颠倒错乱的。阿隆继续说：“半个世纪里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其他时代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本世纪初尚为国际政治中心的欧洲，受到两次难以平息的战争的撕扯，丧失了它的权势，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独立。我们的历史意识不可避免地有我们的经验的烙印。文明的不稳固性在我们看来变得是显而易见的。”（同上，26-27页）在书中，阿隆以自由与理性的历史意识反对历史决定论，反对任何以未来的、终极目标的名义而忽视现实的虚妄历史神话。

对于不研究历史哲学的读者来说，读这本书、思考“历史意识”有什么必要或意义吗？“法文版序言”的作者认为，雷蒙·阿隆提出问题是想知道“应该如何思考我们眼下所展现的历史”。“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前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1983 年辞世的阿隆还继续思考着《本世纪的最后几年》（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siècle）。他不可能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阵营的巨变。他也没有看到911恐怖袭击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不过，这里他要求读者所拥有的、他自己也首先践行的现实主义和批判思维，仍然使得这本小书成了当前值得时常品读的佳作。”（第2页） 如何思考眼下所见的历史——在阿隆看来，眼下的现实同时就是历史，我们就是生活在历史之中，这本来就是事实，只不过我们未必时刻都会想到已经发生的就已然成史，也未必总能自觉从历史中获取有助于认识现实、判断趋向的教益。我们未必能从眼下远方的战火想到历史大格局的时移势易，也未必能从每日的一饭一粥想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饥荒、饿殍。虽然我们从小就会背诵“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知道“要经常讲、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 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但是背诵得来的东西与从“历史意识的维度”看现实显然不是一回事。

既然谈到“广大人民群众”，想起了早在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就提出“人人都是历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的观念。当时贝克尔还只是更多从个人生活体验与社会共识的建立等朴素的经验层面上强调了唤醒普通人的历史意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七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出现“大众史学”（Public History）推动了以大众文化媒介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近年来约翰·托什（John Tosh）极力倡言的“应用史学”和“公众史学”概念的核心主旨是培养具有理性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公民。阿隆在当年所谈的“历史意识”中的读者与后来这些“公民”观念还不是完全一样的。比较接近阿隆的“历史意识”观念和论述主旨的是美国著名媒体人丹·卡林（Dan Carlin）的关于历史意义上的“末日”与普通人的关系的论述，他认为历史与现实有时只是隔着薄薄的一层膜，历史的重演、倒退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历史的前进与倒退有时就决定于“咫尺间”，人类曾经遭受的灾难很可能会在转眼之间重新降临。（参见丹·卡林《末日总在咫尺间：从青铜时代的崩溃到核浩劫》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这就是一种与普通人命运紧密相关的历史意识，也就是普通人也应该具有一点“历史意识”的重要理由。

关于战争，阿隆在书中第五章和其他章节都谈到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讲述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战争的历史叙事如何书写、古代的战争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关系等等问题，他的这种“历史意识”在当时指向的是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在今天重读起来恐怕就会指向另一种新的大趋向、大变动。光是读这一段就有点激动人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至今仍是激动人心的作品，原因有三。历史，即见证者——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继承者或者远距离的观察者——有意识的记录。修昔底德的这本书也是一部历史。对于我们而言，它是巅峰之作：通读整个叙述，我们能够理解希腊人是如何思考，如何自治，如何相互斗争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战争本身的主线勾画出来，使之具有了一种精神著作的美感，且事件有各种概念作明确的阐述，并没有因此丧失自身的特殊性。最后，这场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悲剧，我们知道它的结果，但我们对于重新体验其中的一波三折乐而不疲。……我们想要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还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历史意识的维度》，144-145页）阿隆把伯罗奔尼撒战争与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联系在一起，最后提醒我们：“国家向社会施加了过分的影响，致使变迁如此迅速。但这也同时表明了政治的首要性。当权者强制性地将一种风格、一些目标、某种资源分配方式加诸工业社会之上。今日，国家之间的对立支配了它们各自的生活。……只要有战争，政治就在统治，人就要活动。我们怎能忽略列宁、斯大林、丘吉尔[……]时代塑造历史的英雄们呢？修昔底德仍然具有当代意义。他是那场悲剧性战争、自我产生而不可避免的事件的见证者，而我们呢，尚未准备好超脱地看待当代的既成事实，也尚未准备好将战斗者们的痛苦和功勋遗忘。”（同上，153页）在这里的“历史意识”中的意味究竟是什么，恐怕还需要深入思考。“法文版序言”认为，“正如希腊历史学家所展示的，政治，及其终极表现——战争，在历史上是最容易发生生死抉择和意外情况的”。（同上，14页）生死抉择和意外情况，这不仅是战争的、更是政治的“历史意识”中的关键要素，是我们的“历史意识的维度”中首要的维度。阿隆回忆起在德国的岁月时说：“我曾在德国经历了1933年那几个悲壮的月份，一周接着一周，柏林的街道不断被棕色制服所占领，那些半个世纪以来为文明的社会主义投票的工人似乎神奇地消失了，一个奥地利下士嘶哑的嚎叫，在所有高音喇叭中发出回响，淹没了继承着一个伟大传统的文化人的声音。”（27页）“棕色制服”与“高音喇叭”，这些从视觉记忆到听觉记忆的“历史意识”如果重新复苏，那真是一种生死抉择的关头。

最后想到的是，人们在谈论完“历史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这是对的，否则历史还能成为一面的确有用的“倒后镜”吗？但是雷蒙·阿隆也提醒我们：“历史认识，如果我们运用正确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它非但没有教导我们太阳底下无新事，反而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我们还从未见过的事物。”（112页）这提醒很重要，就如德国人不一定都知道在棕色制服之后还有什么颜色的制服，在高音喇叭之后还有什么喇叭，人们永远需要对新的事物有心理准备。所以雷蒙·阿隆要以自由与理性的名义提倡和传播“历史意识的维度”，反对任何以未来的、终极目标的名义而压迫人性、残害生命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