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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兜起社区自治这张网

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朱莹 实习生 陈蕾 黄家樑 李明芝 丁超逸
2022-04-28 15: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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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点临时通知做核酸时,不少人还处于睡梦中,陈彤已动身“跑楼”。一层十来户,她挨个儿敲着,一圈下来,有应声、有牢骚,有人则忙着给老人架轮椅。估摸电梯快把这层人“倒”完了,她透过口罩、面罩喘口气,继续往楼下赶。

在她肩胛处,还有些拉伤——有次接龙物资,400多箱菜和米,给她搬伤了,但她没法买药,毕竟眼下,“这种药太不‘必需’了。”

最终楼里530多人做完核酸,两个半小时,算最快的一次,如果说4月25日这天有什么不同经历,可能就是下了场雨,凉快一些。她平静地看着大白收摊走了,往前她会为动员的高效而雀跃,如今只觉疲态,“没那么有激情了。平静里面又多了很多的无奈。”

这是陈彤做志愿者的第28天。

自从上海进入封控,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组织起来,将社区从信息的闭塞、防疫的混乱中“挣脱”出来。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感觉到,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刘悦来说。疫情以来,他成了小区的一名楼栋志愿者,他觉得,民间的邻里网络,处在社会的最末梢,却也有着强大的韧劲,希望疫情结束后,这张网还能延续,因为那是人在绝境中“最有光辉的东西”。

但同样无法忽视的是,网的负荷能力是有限的,志愿者要面对的,也有日益增长的无力——一场团购纷争、一次对阳性患者的歧视、一次核酸码的临时崩溃,都在社区内加剧着撕扯。

让信息流通起来

68个楼栋,近3600人,鲜有建群——浦西封控时,刘悦来的小区像座孤岛,团购找不着人、阳楼分布未明、孤老帮困信息滞后。决心抱团取暖的他,曾在微博发布小区做核酸检测的场景并留下地址,有网友将他拉进一个社区居民交流群,一看,加上他也才3人。他称这是史上最孤独的群主。好在之后有邻居组建了临时业主群,把刘悦来拉入,算是找到了组织。

刘悦来说,小区林绿家园居委会就6人,一下几千人的物资供应、抗原、核酸压在头上,加上人口本身又是流动的,房屋入住、租售等动态,并不在居委掌握范围内,工作量瞬间几百倍暴增,“也有自己的难处。”封控初期的当务之急,是自发成立一个信息渠道互助。

而信息流通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楼栋微信群。

4月5日,仅18栋楼建群,刘悦来说,楼组长平时就慰问下老人,贴贴通告,收收爱心捐款,本身也多是老人,现在负责抗原发放、回收。原本他们就能组群,但“很多时候也很麻烦”,万一群里有诉求、有问题、甚至骂声,都不好应对。

为此,他和社区里几个积极的年轻人在4月7日组建了志愿小组,并强调要和居委会、业委会剥离开,意在不给社区添乱,“我们自主行动就好。”

他们动员了更多年轻人帮助其楼组长建群:如果建群,楼组长来管,年轻人帮忙团购,帮老人买东西和配药。有了群,发放抗原、回收抗原的信息也可以实现无接触,减少风险。

毕竟,“哪一层楼老人,哪一层需要帮助,楼组长知道”,刘悦来说。给楼组长减负了,他们更愿意向志愿者分享相关居民动态;而让楼组长代为宣传,则更有公信力。他的妻子也是楼组长,因疫情防控被困外地,他临时接棒,“关键时刻,楼组长就是楼组的核心。”

有了楼栋群,除了团购,小区阳性病例、阳楼信息能实时更新——有志愿者搜集上海发布、杨浦发布上的信息,并打给疾控中心核实,制作疫情地图;一些老人的配药需求,也会在群里统一搜集后上报给居委。

至4月27日,68个楼栋,仅剩3个未建群。刘悦来觉得,原来年轻人处于原子化的漂泊状态,现在,因为能够帮助到社区的老年人,“找到一种归属感。”

与刘悦来小区相似,普陀区梅四小区在封控之初,也困于信息的不流通。

“数据靠猜的。”小区志愿者张丹说,4月1日封控后,居委并未公布阳性病例、楼栋,等做核酸,喇叭喊“xx栋别下来了”,才能零星凑点信息。尽管楼前已有警戒线,但她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有时没听清,一个密接、一个阳性患者就出了房门。

张丹从居委会了解到,居委也有顾虑,怕公布后造成进一步恐慌,可那时小区各种情绪都在爆发,有志愿者忙活一天,拍个照留念,被居民骂“摆拍”;还有志愿者被传是阳性,其实只是核酸混采后“红”了。到4月9日,居委才开了广播:小区五十多个阳性。而周边小区早已公布数据,公众号都做起来了。

“傻子过年看邻居”,张丹干脆找了个会作图的宝妈,商量搞个“抗疫日报”。在与居委核实数据,由街道党支部审核后,4月14日凌晨,日报终于在业主群中创刊。在“疫情通报”版块,公布了阳性楼栋地图,阳性、密接人员的转运情况。张丹回忆,刊发效果还不错,误会、谣言都少了。“能够安神了。”

梅四小区的第一期“抗疫日报”。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在一些小区,志愿者们已像“企业化”运营般,建立信息的汇集与流通。长宁区华山花苑的志愿者陈彤早在4月2日,就在跑楼通知做核酸时,记下空户、老人等信息,之后制作了物资发放、抗原信息登记系统,让居民能在线更新;小区一位在税务局工作的志愿者,还做了居民物资需求问卷调查表。

华山花苑志愿组制作的物资发放登记表。

华山花苑志愿组制作的抗原信息回收表。

楼里繁杂事项,多是志愿者解决。有老人家里米快没了,和志愿者说一声,一下能把消息传开,凑四五袋,堆到他家门口去;有人阑尾炎复发,志愿者就在业主大群凑消炎药。碰到老人、“三高”等基础病病人求药,也是先在大群里喊一声,看能否借到药,不行再统一反馈给居委。

而所有数据,最终都汇总于制表的“表哥”(注:业内对Excel表格制作能力高超人士的简称)。陈彤说,每天,“表哥”还会先在志愿者群里发任务,大家报上空闲时间,领“排班表”上班即可。

但仍有让陈彤感到困惑的事。“怎么样去保证双方信息的高效互通?”陈彤强调,“还是要有信任。”

陈彤说,对接她楼栋的居委乐乐,因早前就被封在浦东,成了远程调度员。时常到了半夜,乐乐仍在群里答复居民疑问,协调同事配送物资,为老人办理住院,但即便如此,猜忌也不时发生。

她回忆,封控起初,小区连续7天没有新增阳性病例,一个居民突然在群里跳出来,说隔壁楼有人阳了,逼着居委澄清,可当时并没有任何官方通报,对方也不肯说从哪儿来的消息,对话陷入僵持,最终不了了之。

华山花苑志愿者在配送物资。

华山花苑志愿者在统计核酸检测人数。

一个阳性小区的无数问题

信息流通后,志愿组的主线任务才刚开始。

刘悦来的专业是空间设计,封控期间,他临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设计空间让人接触,转为如何让人分散。

首先是抗原与核酸检测流程的设计。刘悦来表示,有的楼组长现在还是挨家挨户敲门,万一碰“阳”,很难知情,继续上门更是增加了传染几率。

在抗原发放、回收上,他先领抗原检测试剂,把“小队长”(一道杠)晒群里,让大家知道他没事。做好消毒工作后,再到各家门口发放抗原——居民已按照群里的通知,提前在门口挂了袋子,检测完同样晒群,废弃物扔指定垃圾袋里。如果是“中队长”(两道杠),直接打给居委。

刘悦来邻居做的抗原接收盒。

在核心任务核酸检测上,刘悦来帮自己楼栋绘制了路线图,他解释,小区比较大,核酸点离得远的话容易走错,他就提前找好单向往返的最短路线,并标记出主要转弯处,“照着图走,能减少与其他人群的交叉。”

在核酸检测的细节上,梅四小区的《抗疫日报》也做了不少贴心提示:队伍间隔两米;留意大白是否完成手套消毒;检测中避免接触身前的桌子,且家长尤其要提醒小孩;回家后,要及时对鞋底、衣物、楼道进行消杀。

除此,《抗疫日报》对封控楼垃圾处理也有细致要求:必须扎紧袋口,不松散落地。不能私自下楼扔,得由物业安排人员上门收集、消杀。

面对小高层近530人的核酸检测,陈彤的志愿组再次制作了表格。像完成一个精密的数学模型般,力求在高低楼层居民穿插下楼、避免人群聚集的同时,减少大白的等待时间,为此团队还配了对讲机,将检测时间压缩在3小时内。

陈彤说,检测时,最有体力的几个“同事”,直奔最高楼26楼,让居民在两个电梯口分散排开。七八分钟下完人,立即通知下一层准备,楼里第三部电梯,则负责给检测完的居民“回流”,志愿者不坐电梯,交叉、穿梭在各楼道间。

有时检测点离得近,电梯口容易堵,他们就及时让志愿者在返程路线上设置多个点位,把路程拉长并限流。陈彤打了个比方,像北京西二环,高架拉得特别长,其实就是为了避免短距离内车流集聚,导致堵车。

但“很神奇的”,总会有人漏做核酸,突然在群里说没人叫他,那时陈彤总有些无奈:门都快砸破了,你咋没下来?不过让她更为困惑的,是在各种检测上,居委似乎没有一个规划。

陈彤说,有时上午刚做完抗原,中午还没吃饭,又收到通知,全员再做一次核酸。而援护医疗队,常是连夜突然赶来,“要做到深夜。”还有几次,居委突然通知,早上8点做完抗原,8点半必须回收。哪怕他们40个志愿者,也无法如此高效。那时他们只能一户户敲门,但有人起得晚,有人不配合,陆续做到中午,能完成90%就很不错了。

后来陈彤得知,居委也是临时接的通知,“他们也只能执行。”

刘悦来观察下来,每当小区出了事,多数居民先骂居委,觉得居委有无限责任。像团购出了事,居委接到投诉,可能都还一头雾水。

刘悦来补充说,最近小区一位80多岁独居老太,检出阳性,人原本有点记忆力下降,去方舱怕照顾有限。楼组长年纪大,每天忙送饭,又怕感染,进退两难。有些居民骂居委书记没协调好转运——她已在办公室住了一个月。后来转运时,居委书记自个儿上,帮老人收拾屋子,送上车,协调条件合适的方舱,“都是默默的,很多人不知道,居委也没有精力去解释。”

刘悦来觉得,居委会的确承担了大量行政末梢功能,但本质还是一个民间组织,很多事是超出其权责范围的。“上海平常大量是靠市场供应,日常生活居委会原来是不操心的,以往,它与居民交集不多,把几个独居高龄老人安顿好,给低保户开申请证明,如果不是生小孩,要去居委会盖章,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它在哪。”

如今,“一个阳性发生,小区就有无数问题,对吧?”刘悦来说,他小区有12栋阳性楼,如果各个楼栋居民每天打个电话去问转运、消杀情况,居委会都无暇抽身了,但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也只能等通知和反馈,而这本该由防疫部门想办法。

“疾控那边可能医疗压力太大了”,接管长风三村医疗救助工作的居委王伟峰表示,转运时常是滞后的。有次小区里几个建筑工人阳了,待家隔离,余粮只够一天。他送了两三天盒饭,人才被转运走。那时小区的恐慌蔓延成对他的攻击,“唾沫声都可以把我淹死。”

他只能尽量安抚,称医疗资源实在有限,一切都在计划安排之中,“这种话居民不听的呀,就挺无能为力的,只能上报,天天如此。”

王伟峰说,平日做核酸、发抗原,“就得半天”,还要接听无止境的电话、诉求,小孩发烧、孕妇见红、血透换药……他得顶住家属的崩溃,及时协调就医,多数时候,“居委会最大的工作就是解释,解释一下关心一下。”自封控,他早上六七点开始忙,甚至要到凌晨才睡,“有时饿过头了,盒饭都不想吃。”

物资、运力与利益的纠葛

在刘悦来眼中,另一个考验居委管控能力、也让志愿者头疼的,则是居民物资保障的需要。

收到街道发的物资,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刘悦来只让人把物资送到楼栋门口,和同楼栋志愿者做好“最后一米”的配送。每户人数不一,有时多出的菜,会调剂给邻居。送菜前,刘悦来照例给自己消毒,把菜放在每户人家门口20分钟以后,用微信群通知开门拿。“(这样)封控期间,每个人接触过谁都是可溯源的,有什么问题便于查询。”

林绿家园8号楼的食品共享角,可以物易物。

林绿家园的爱心物资箱,需要可自取。

后来,因为物资难以保障,小区里出现了团购,志愿参与团长群的刘悦来坦言,当物资、运力乃至利益相互纠葛时,“要平衡这些很难。”

刘悦来说,小区有志愿的运输队,承担配送物资。起初,大家有求必应,想着能帮居民购物,累点也认了。结果常是忙到深夜,饭都顾不上。再加一些“大团”,近千单,一下子来24瓶牛奶、蔬菜成箱堆着,“消杀都来不及”,虽然有团长和副团长一起运输,但运输队压力陡增。几乎不插手团购的居委会,为此专门规定,晚上9点后原则上不再配送,中午留出1小时的休息时间。

“不进行一定约束的话,一定会损伤志愿者的积极性”,志愿组随后建了团长群,希望二十多位团长能自我“约束”:大团争取白天到货消杀,相互间要避开,否则一下就会大量消耗运输队精力;志愿者组团的话,以酒精、防护服等必备品为主,避免利益牵扯;至于团购清单,也有优先级,像面包就属于“高级消费”,得往后排了——不过有老人提出吃面包更方便时,团长们专门组了个小团,请志愿者帮老人代拍。

事实上,建立在团购上的信任随时可能“崩盘”。刘悦来回忆,有个团长原本想感谢志愿者,一次在未与运输队志愿者商讨的情况下,在团品发布时说要在每个订单加收两块钱补贴,运输队赶紧发布声明:“我们不拿补贴”,不少志愿者也改了头像、昵称:我是志愿者,承诺不拿一分钱好处费。一些居民由此质疑,该团长参与的社区防疫物资募捐也有“黑幕”。

为回应质疑,刘悦来和志愿小组写了声明,称所有的票据会一一公开。他组织了腾讯会议,希望能见面直接反馈意见,并邀请经手的邻居答疑。但还是无法获得捐赠居民认可,募捐最终以退款告终。“我自己也缺乏经验,这也是一次民间自组织的信任危机。”他觉得,很多团长本来也不是专门搞团购,只是因为自己和家人邻居要吃东西才组团,志愿小组也是业余参与,居民之间平常交流很少,发生问题难以避免,唯有坦诚认错,“最重要是真诚。”

在陈彤的小区,为避免消耗志愿者精力,团购配送只由团长和团员负责。但团长之间,也有可能爆发冲突。

陈彤回忆,曾有人开了个面包团,另一人随后推了同个团,并称自己是志愿者,不带盈利目的,不过其在公告中有声明称,每单可能增加1块或2%服务费,用以弥补后续额外成本——两人以这是否为代购费吵了半小时,结果其中一人直接退出了志愿组。

陈彤说,当天组里就出了新规,志愿者可兼顾团长,但不能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开团,“两者的信任基础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有哪个小区能免受因物资匮乏带来的种种矛盾,那可能是徐汇区的衡园小区。志愿组负责人张克胜说,小区不少住户就是医生,早在封控前,就告知居民,此时出门屯菜,必是人群密集,“好比羊入虎口”,感染风险极高,还不如把“绿码菜农”请进小区卖菜。为此,居委书记直接与菜场主管对接,确定配送商户——封控后,这些商户成了供保商户,直接把各类蔬菜、瓜果、禽类拼成大礼包。

同样依托小区里的医生,配药省掉了繁琐流程。张克胜说,他把药品照片发给医生后,看是否有药,最大配量是多少,随后骑个摩托过去,十来分钟,一次能配三四个老人的药。

“封控不能封嘴”,53岁的张克胜表示,多数居委会的基层干部,可能并不具备庞大物资调配及心理疏导的能力,而市场经济运行这么多年,“再想回到计划经济的配合,是很难的。”

每个人都利益攸关

“除了把人关在家里,总归还(得)有点其他措施,对吧?”高压下,志愿者许建辉选择退出核酸检测工作。

导火索源自核酸码的多次“崩溃”。4月12日早上,浙江赶来的采样医生到位,志愿者到位,居民到位,核酸码却扫不出来,那时气温最高33℃,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坐着轮椅被人推出来,却只能在他面前干等。他让居民先回去,等他扫出码,喊回居民,老奶奶又被推出来,结果核酸码又崩了,“半天弄不好,我又把大家劝回家,第三次我再去叫的时候,我都不敢按门铃。”检测期间,还有一个志愿者当场退出——他已快中暑晕倒。

但志愿组与居民的付出,不一定就有成效。许建辉说,封控至今,多轮检测,很多人是憋着尿、饿着肚子在做核酸,但小区的阳性、阳楼却在增多,不少居民怀疑,是做核酸出了交叉感染。

“已经有居民骂志愿者是帮凶了”,许建辉说,这对他刺激挺大的,志愿组组建第一天,三十多人,忙到凌晨2点多,光物资就搬了近5吨,那时大家还挺有信心,现在压力与日俱增,却好像“刹不住车”。他希望在检测之余,能有专家给出一些分析和建议。

即便是像企业般运营的华山花苑,也不乏“失控”的时候。陈彤说,她小区有个阳性,居家隔离8天后转运,随即出现在“上海发布”的新增病例中,其所在楼栋再度封控。不少人抱怨,8天白关了,还有人说,既然是同个小区,要封一起封,凭什么其他楼可以是防范区?

4月14日,陈彤小区又有新的楼栋检出阳性,“但我们连续三四天没做过核酸检测,请问这数据从何而来?”她推测,数据上报可能存在滞后,或者是核酸码只识别身份证户籍地址,“很有可能是户籍在我们这,但仍居住在外地。”

陈彤曾以为,这只是一个短期应急的战时状态。大家怀揣共同信仰:快速筛查,快速出结果,渡过难关。他们组织一次用时很短的核酸检测,总像打了一场漂亮的仗,她想着以后大家摘下面罩,搞次团建,把酒言欢,结果发现一切才刚开始。志愿者里,有人开始失望,有人为生计所困,她也变得悲观起来,“一定会慢慢走散的。”

华山花苑一位身处抗疫一线的工作者,回家休息不到两天,抗原自测阳性,4月23日,其一家三口都被带去方舱。插画为小区居民 邱戟 绘

对自己的志愿工作,她也渐感乏力。她表示,居民的心态也在变着:原定的5天封控初期,配合检测。随着封控拉长,居民疑问不断增多:何时解封?为何这么频繁检测?当志愿者穿上防护服,居民总默认那代表了官方,“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能回答的。”

“每个人的内心肯定是有疲态的”,陈彤说,在小区接连检出阳性后,一些居民开始抗拒核酸,只愿在家做抗原,那时她就沉默走开,“尊重每个人的决定。”她表示,不再有志愿者觉得又打完一场所谓的胜仗,“其实并没有人沉迷在这场灾难中,我们所打的这种仗,本不应该发生。”

到4月26日,连续做了三天核酸后,经历了下雨天、崩溃的系统,志愿者们累坏了,陈彤回到家,来不及办公,直接睡到晚上。没想到第二天收到通知,7点要再次核酸。志愿者们最终商量,只通知大家,但不敲门,让居民自行决定,自愿前往。

第二天,所有志愿者都睡了一个懒觉。陈彤收到照片,居民们正间隔2米,有序排队,等待核酸检测。虽然有一半居民没有出现,但陈彤特别开心,“这就是我们的勋章。即便我们不在,大家已经再也不会像第一次那样聚集了。”

刘悦来则希望,封控结束后,志愿组仍能延续,甚至发展为NGO公益组织,他研究过多个社区治理案例,发现像日本,台湾、成都等经历过大灾大难的地区,民间组织极具韧性。因为在交通、物资、信息全部断掉后,人只能依靠邻里网络自救。

“每个人其实都是利益攸关的。”他说,封控期间小区垃圾运力有限,居委规定干垃圾先留在家里,很多人干脆往楼道上放,他则在家囤了十几天干垃圾,粘了菜的袋子,洗好拿凳子压着,也不占地方。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为了减轻小区负担,也是清洁阿姨万一感染后的预案。

在他看来,居民、小区里的孤寡老人、清洁工、保安……都是命运的共同体,一环扣一环,唯有真正站在彼此的处境着想,才有希望可言。他看到人们从被动困在社区、到主动去改变,“很少有人只靠自己或者家庭本身就能独善其身。”

对王晓洁来说,因为做志愿者,她在住了好多年的小区里,“算把楼里的全认识了个遍。”志愿者还组建了各种兴趣群、行业群,甚至相亲群,“会有一个发泄出口”,王晓洁说。

令她记忆深刻的是,那些害羞腼腆的老人在拿到蔬菜食物时,也喜欢和她在门口聊聊天。还有一次发团购物资,一位一起做志愿者的姑娘突然唱起了歌,有人下楼遛狗,旁边大妈在说话,“我又回归到一个非常温暖的时刻了。”

(应受访者要求,王伟峰、陈彤、许建辉为化名。澎湃新闻记者吴佳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黄霁洁
    图片编辑:张同泽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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