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操后备人才不足亟待解决，推广快乐体操教育任重道远

进入9月，天津市海河教育园体育中心体育场里，几乎每天都有精彩激烈的体操“大PK”上演。全能大战中，力与美的集中爆发，更是将人们对体操的关注推向高潮。

一年前的里约，中国体操队首次遭遇1984年重返夏季奥运会以来的“零金牌”，一年后的天津，虽然“里约之殇”的警醒犹在，但林超攀、邓书弟等运动员完美的动作、坚毅的眼神，让人们对中国体操的“东京之约”拾起信心。

后备人才不足亟待解决

体操是中国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不少体操明星甚至凝结了人们对于奥运的诸多记忆。远一点的比如李宁、李小双、刘璇，近一点的比如刚退役不久的杨威、陈一冰、程菲等，他们创造了中国体操的无数传奇。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李宁被选中点燃圣火，更被看作是对中国体操的最高加冕。

人们习惯了一直处于高光中的中国体操，才对里约的“零金牌”一时难以接受。经过这一年来诸多大赛的历练，中国体操主力队员从技术到心态都有明显进步，他们在全运会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就是一次极好的检验。

纵观时间轴，现在的中国体操正慢慢爬离低谷。现行体操规则的转向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得到了一定的承接和消化，本届全运会体操团体比赛赛制首次向奥运会靠拢，采用了6-4-4赛制，即每队有6人出场，4人上场参赛，4人的成绩将全部计入最后的总分。这为适应2020年东京奥运会更为严苛的团体赛赛制提前做了铺垫。

不过对于体操而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隐忧并未完全消除。

以“练”为主、参赛较少，导致这支整体比较年轻的队伍无法得到足够锻炼。就国内而言，体操比赛只有全锦赛、全运会、青运会等传统赛事，即使进入国家队，每年的参赛机会至多三四次。

反观美国，据广东体操队一位教练透露，体操季开始后，一个月的比赛就有三四场，美国体操运动员一个月的参赛量，轻松超过国内一般体操运动员一年的参赛量。

面对体操项目在国内影响力的逐步下滑，伦敦奥运会“五环王”邹凯直言：“体操好像只属于奥运会，平时的关注度很低。”项目关注度和影响力的下降，加之传统体操培养模式的局限，让后备人才的隐忧逐渐凸显。

国家体操队领队叶振南说，国家队和省级队之间的人才输送缺口巨大。现任国际体联副主席罗超毅曾担任8年的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主任，他更是严肃指出：“目前我们2020年的体操后备人才只有二三百人，是否能达到2024年都不得而知。”

推广快乐体操任重道远

青少年体操人才培养，不能全靠专业化体制，还需加大社会普及与培养，这已成为业界和学界共识。在近几年的探索和尝试中，也逐步明晰了“体操进校园”和“发展俱乐部”两条腿走路的格局。

早在100多年前，著名的英国公学改革就已将体操连同击剑、马术、中长跑一起引入校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几乎每所中学都开设有体操课，遗憾的是，没能在校园中得以延续。

近几年，国家体育总局多次呼吁青少年参加体操练习，并已与教育部体育主管部门达成共识，将体操作为进校园的7个项目之一，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体操，见识其魅力进而喜欢上体操。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体操部部长王童洁透露，我国目前已开展讨论，以体操进校园等项目为依托，加速改革国家体校制度，逐步将体校纳入正常的教育体系。

“体操对锻炼孩子的协调性、柔韧性和团队意识，培养空间感肯定有好处，但练体操太苦太累了，我有点不忍心。”在体操赛场的看台上，一位年轻妈妈的观点在家长群体中很有代表性。一段时间内，由于社会普及和市场培育付之阙如，苦、累、危险成为体操的代名词，不少家长望而却步。

基于此，3年前，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运动中心提出了“快乐体操”的理念，意在扭转人们的固有观念，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真正撬动人们对体操的热情和兴趣。

2017年里约奥运会上，美国选手西蒙·拜尔斯狂夺4枚金牌，她谈及成功原因时所说的那句“享受比赛、享受体操”，可以看作是对“快乐体操”的一个注解。

“快乐体操”概念推出后，包括制定快乐体操器材标准、俱乐部标准、教练员管理办法等基础文件的基础工作早已完成，并设计1至10级的等级锻炼标准。在推广过程中，也积极借助融汇社会力量进行市场化运作。据了解，快乐体操俱乐部在全国已开设有几十家。

“体操爱好者不断增多，肯定会夯实并扩大这项运动的‘塔基’，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通畅的上升渠道，才能确保金字塔‘塔尖’永远星光闪耀。”一位地方队教练说。

8%的参与率、4000家俱乐部，对于这两项衡量体操运动普及化及发展水平的指标，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推广体操运动、培育体操市场，我们尚有不小的空间可以挖掘开发。

敞开大门，敲掉壁垒，期待中国体操重回巅峰。（原题为《中国体操也缺人了！体操大国面临人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