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祁观 | 其下攻城：成为豪猪，拖住他们!

《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城市争夺自古以来就带着“惨烈”的标签，但对兵家而言却又是难以回避的，历史上决定战争结果甚至是历史方向的城市攻防比比皆是。

本文讨论的城市争夺是工业革命、城市发展、人口增长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古时的城战只能算是城墙争夺战。而在现当代战争条件下，由于工业设施、通信枢纽、能源中心、电力中枢、交通枢纽、指挥机构等事关国家和军队命脉的重要设施越来越多集中在城市区域，加之地下空间的拓展，城市作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对于攻守双方来说，均呈级数增长。

作为当前俄乌冲突的主要样式之一，城市作战是美军观察这场冲突的重要一环。城市作战是美军近几十年的重点关注方向之一，或也会成为其构思所谓大国冲突的关键组成部分。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两天后，美陆军城市战专家、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城市战项目主任约翰·思班塞（JOHN SPENCER）发布了一系列推文，对乌隔空喊话，支招城市战。其观点代表了美军一批城市战指挥和研究人员的共识，其中一个主要信息便是，防御行动在城市战中大有可为，若能妥善运用并塑造城市战场环境，防守一方即便总体力量处于弱势，依然可以对敌造成有效迟滞、袭扰、破坏、杀伤，实现以拖待变。

老办法，新手段

美军是城市作战实践经验最多的军队之一，对于攻击一座有备而防的城市是有深刻认识的。

二战后，进行核条件下冲突准备的美军一度对城市作战持明确的回避态度，如1979年野战条令《城市居民地区作战》，要求在攻击行动中将进入城市区域作为没有办法的最后选项。

这种情况在冷战之后出现转变，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区域和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城市作战的地位不断提升。1993年美国《城市居民地区步兵战斗条令》开始丰富城市背景下联合作战的理论内容。

进入反恐时代，随着战场环境的变化和对对手的重新定位，以参联会2002年《联合城市作战条令》为代表，城市战正式成为美军重点作战场域。此后，陆军《城市作战条令》、《特大城市与美国陆军》、《地下环境小规模部队训练条令》，海军与陆战队《城市化地区军事行动》、《城市作战》，以及联合部队司令部《联合城市作战一体化构想》、《2027城市作战联合一体化构想》等条令和手册，陆续颁布。据此，美军在训练场所和器材、实战装备和演习、人员培训、系统开发等各方面均做了加强。

1943年2月2日，德军投降后的斯大林格勒

多数人脑海中的城市战、巷战，是斯大林格勒那种机械化战争炮火下的断壁残垣。现代信息化装备的出现，曾让很多人认为城市作战的整体破坏程度将有所降低——精确弹药除了打击更为精准外，附带杀伤也较小，攻守双方都可以更好地通过精确火力打击以点带面，更高效地确保有效占领或成功防御。但是俄乌战场的现实说明，这样的图景过于乐观了。当然，也可以认为俄乌并未掌握体系化的信息化作战能力，虽然局部呈现了信息战特征。

从冷战后的城市作战案例来看，包括摩加迪沙、格罗兹尼、喀布尔、巴格达、费卢杰等，现代技术条件下城市作战总体上继承了历史中城市战的一些基本特征和要求。

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如何协助盟友、准盟友进行城市防御，成为美军面对的重要课题。美军认为，防御一方的战术要点主要包括：对攻方进行分割，延缓其推进和机动能力，抵消和破坏其态势感知能力，抵消空中威胁，加强己方行动的突然性，并通过这些动作挫败敌军攻势，拖延时间以待战术甚至战略层面的局势变化。

当然，电子、信息、网络、无人等新技术手段的采用，会使城市战呈现一些新的面貌和特征。比如2016年秋，美国在支援利比亚民兵夺取苏尔特的作战中，大规模使用了MQ-9“死神”无人机。与同时期的摩苏尔和拉卡战役不同，苏尔特没有大规模的美西方部队，美军主要依靠这款无人机为友军提供空中情报和火力支援，在近距离支援任务中对城中ISIS阵地进行了近500次空袭。

此类无人机航速慢，航时长，具备察打一体能力，在城市环境中能够提供比传统空中力量更为灵活和具有韧性的情报与火力支援。值得注意的是，MQ-9最近也列入了乌克兰的采购清单，乌政府正在与通用原子能公司洽淡购买事宜。不过当然，俄军并非苏尔特的ISIS武装。

主场，客场

“战于城”和“战于野”，自古以来差异都很大。工业革命后，城市环境有了很大变化，高密度的人员和建筑分布，加上复杂的人造地形，使得防御一方有了更大的战场塑造空间。在美军回归大国军事竞争和冲突准备的大背景下，以思班塞为代表的美军城市战专家已将目光投向盟友、伙伴国的城市防御问题。

如同这次为乌克兰支招，他们认为有一些具体的战场要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被理论和历史一再证明。他们告诫弱势的防御一方，核心目的是活下去，以拖待变。而实现方式是对战场进行主动塑造，打造主场——当城市外围作战结束并进入市区争夺后，防御作战的核心是使攻方进入沙漏通道和预设战场，并对其进行分割、拆散，使其行动、指挥、情报、火力等各方面的优势受到限制，令其侧背更易暴露。具体而言，包括（但不止于）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强点。必须对城市主要建筑进行有选择的加固处理，例如政府建筑、大型办公楼和银行等，将其堡垒化，不仅使用沙袋、圆木、钢梁等材料对建筑本身进行防护和加固，还要在建筑周围设置地雷、铁丝网、壕沟等迟滞阻止攻方行动。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红军战士便是通过巧妙的改造，将一栋四层公寓楼变为内部联通、外部通行困难、射界良好的城市堡垒，坚守了48天；同时通过移动火力点、布设反坦克地雷、以屋顶制高点俯射装甲薄弱部位，对大量德军步兵和装甲单位造成了杀伤和迟滞。

第二，拆房破墙。城市战会带来建筑群的大面积破坏，而从防御一方的角度来看，却可以主动进行“强拆”，目的很简单，获得改造材料。城市战场为防御一方提供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石块、砖头等材料，这些就地取材的原料可以用来对战场进行重构，形成对于防御有利的环境。在1943年的意大利，德军就曾这样成批拆掉街区、房屋，使盟军陷入不利作战环境。

第三，混凝土与简易陷阱。多数大城市中有现成的混凝土路障，这些若被妥善使用，将是很难被破坏的防御设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无论是美军还是其他武装都有过这方面的体验。2016-2017年的摩苏尔，ISIS武装在城市外围大量集中使用路障，使美军的攻击准备时间被迫延长数周，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重装装备。如果没有现成路障，也可改造简易障碍物和路边炸弹。城市中的建筑瓦砾、车辆、家具、电器等等，都可以成为选项。通过安装捆绑遥控爆炸物等手段，也能达到一定效果。在2004年的伊拉克，马赫迪民兵便通过迅速改造简易障碍物，成功迟滞了美军坦克和步兵战斗车辆。

第四，重火力使用。由于支援补给困难，特别是宝贵的重火力，适时地拆解、组装，在建筑内进行隐蔽、机动，通过制高点加强覆盖能力，对防御方而言非常重要。二战末期的德军和日军在意大利和菲律宾都曾将防空、舰炮等重火力拆解搬入城市，并有效杀伤了美军。

第五，土法伪装。由于空、天侦察手段的发展，当今城市作战中进行伪装的难度越来越大，但对于弱势的防御一方，仍有一些“便宜”和简便的方法可以尝试。例如2017年ISIS在叙利亚拉卡便将衣物、金属、防水布挂在建筑之间，降低了美军空中侦察效率。

第六，“地道战”。城市战中的街道对于攻防双方来说都可能随时成为死亡陷阱。充分使用城市地下设施，凿穿地面建筑间的阻隔、打透建筑内隔断，在战史中一再被证明对于防御方极为重要，在情报、机动、袭扰、杀伤、补给、伤员转运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

第七，合理“囤货”。防御一方如有充分时间，可以在相对隐秘、坚固并有安全交通线的地点，如主要地下设施，提前藏匿储备弹药、药品、食品和水等物资。二战主要城市作战中，防御一方均通过这些措施保障了己方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减轻了“城市游击”时的携行负担。

第八，打了就跑。如果前面这些改造战场的措施取得了效果，而攻方被成功引入预设作战地域，那么防御一方就可以在多个预设和临时伏击点，针对敌方重要目标，如装甲目标，游而击之。在1994-1995年的车臣，俄军便饱受这一战术的困扰，车臣小规模、非建制班组给俄军造成了极高的伤亡比和重装损失率。

第九，放“冷枪”。城市作战可能是狙击手永远的“天堂”。当然，这同样建立在前述战场改造和利用的基础上，确保狙击手能够很好地隐蔽、建立视界和射界、适时转移与后撤。斯大林格勒战役便是很好的例子，电影《兵临城下》中的戏剧化成分不少，但狙击战在巷战中对攻方带来的伤亡和心理、士气创伤这一点是真实的。

战于城，陷于城

在美军看来，战略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必须就大国冲突条件下的城市作战展开准备与探索，包括如何对陷入城市防御的友军进行支援的问题——假如友军无法取胜于海空对决和野战，那便想办法让他们像豪猪一般把敌军拖在城市，以拖待变。

城市战的一些基本特征没有改变且会加强，这一判断决定了美军与其盟国、伙伴国的协调和准备方向。首先，城市攻防将愈加成为全域全体系对抗。对于防御作战而言，在反空袭、反封锁、反空降、反合围、反狙击、反突破、反搜剿等动作中对于主被动信息反制和城市环境的利用，特别是地下空间的使用，都会变得越来越关键。

其次，放弃堂堂之阵，重点打击侧背。利用市区建筑物、废墟、地下设施，进行化整为零的袭扰、伏击、狙击和破坏，特别是针对攻方侧背，会成为规定动作。在攻打格罗兹尼市区的战斗中，俄军70%的伤亡来自这样的袭击。城市街区、建筑、街垒工事、障碍、地下设施和人防工程、地铁、大型建筑地下部分、高层建筑的多层空间等等，都是袭击的有利场所。

再次，城市作战指挥协调困难，军力优势难以发挥，对小股部队在分割区域独立作战的能力要求高。城市攻防既是正规作战，同时也有很强的特种、破袭特征，加之环境和对抗复杂，指挥协同难度很大，对于进攻一方而言尤其如此。在城市特有的战场环境下，进攻一方展开较大兵力比较困难，侦察、监视、情报能力被显著削弱，加上通信受到屏蔽和对抗干扰，指挥分队又可能处在运动甚至暴露状态下，指挥协调困难，兵力火力等优势都不容易发挥。

此外，在当前和未来技术条件和战争模式下，电子、网络、心理、舆论攻防所体现的信息突击与反突击的作用将日益突出，而之前讨论过美军对于友军发动民兵、武装平民和地下抵抗的考虑，如“抵抗作战概念”，也将与城市作战紧密结合，提高占领难度、增加政治成本。

最后，在不直接“下场”的情况下，美军将在情报、舆论、装备支援等方面直接介入，并通过政治压力、军事擦边手段干扰外围的封锁与围困。当然，在这之上，冲突进一步升级和亲自下场的预案也是美军的必备功课。

这样，对于美国的潜在对手而言，便需要在能力建设和实战化演训方面加强准备——包括空中和地面无人装备、空天电子传感器网络、联合立体突击、城市特种作战能力、充足的精确制导弹药冗余，还要摸清摸透潜在战场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综合利用对方尚未被破坏的通信、网络、光缆、有线、广播、电视、交通、警力等信息系统和设施。其难度不亚于甚至远高于空海权的争夺。

当然，城市作战的本质也许决定了，无论怎样发挥自身长处，攻防双方都很难轻易以小代价换取大胜利。惨烈、破坏、流血，永远是它的标签。在追求多维、多域、多层的城市攻防时，硬杀伤的效能的确在提高，但城战无论怎么变，最终或许都只是在证明那句古训——“攻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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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