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度结缘，这位加拿大钢琴家与上海交响乐团有故事

这个故事始于1978年。当时，19岁的他随多伦多交响乐团访华，成为最早来华演出的西方音乐家之一。在那场音乐会上，14岁的上海少年余隆第一次感受到交响乐现场带来的震撼。

5年后，洛尔蒂再次来沪，除了上演一场独奏音乐会，他还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在老团长黄贻钧的指挥下出演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音乐会盛况空前，一票难求。

黄贻钧和洛尔蒂。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34年又过去了，58岁的洛尔蒂受邀担任上海交响乐团2017-18乐季驻团艺术家，继续着他与上海、与上交的不解之缘。

9月8日晚，在音乐总监余隆的带领下，洛尔蒂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上演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以革新又传统的法国音乐，为上海交响乐团2017-18乐季揭幕。

“有的钢琴家弹得好但让人觉得累，洛尔蒂弹得好但不费力，看的人也没有压力。鞠躬时他脸上的表情像在演话剧或跳芭蕾，与音乐相伴，真心快活。”有观众这样评价洛尔蒂当晚的表演。

与上交的不解之缘

1978年，洛尔蒂第一次来中国演出，和多伦多交响乐团合演了李斯特《降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回想起那趟经历，他至今觉得不可思议。

当时西方交响乐团去欧洲演出很常见，但来中国很少见，而中国观众也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西方音乐了。

绕着北京、上海、广州，洛尔蒂跟着乐团把这些城市走了一圈。洛尔蒂还记得，北京那场音乐会是在体育馆举行的，馆里可以容纳18000人，“好多观众是共享一张门票的，我听一部分，然后出去，换别人进来听。观众会走来走去，进进出出，就像看足球比赛，和古典音乐会不一样。”

洛尔蒂印象里的北京更传统，而上海更国际化一些，马路上还有人用英语和他对话。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中国真是一个自行车王国啊，路上没什么汽车。”

加拿大钢琴家路易·洛尔蒂的音乐会广告。

1983年，洛尔蒂再一次来到上海，这一回他是和黄贻钧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

“乐团大概很久没有演西方作品了，乐器有些年久失修，我印象较深的是木管，整体音准偏低。团里年长的乐手也很多，他们很久没演出了，重新捡起了音乐。”

洛尔蒂感慨，对上海交响乐团来说，那是一个重建的时代，殊为不易，“黄贻钧当时年事已高，好在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家，在对音乐的处理和对乐团的掌控上，都非常有经验。”

如今旧地重游，洛尔蒂感觉上海和世界任何一个大都市一样繁华，过马路他也要注意交通了，四面八方都是车，让他有点应接不暇。

中国音乐界也有了变化，“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季和世界任何一个著名交响乐团的乐季安排也没什么差异，你可以轻松看到最好的演出，找到最好的老师，获取最好的教学材料。”

1983年5月6日，黄贻钧和洛尔蒂在上海音乐厅演出。

见证新时代上交的成长

洛尔蒂回忆，大概是一年以前，余隆向他发出了驻团邀请。期间，余隆向他表述了1978年那场音乐会对自己的影响，这让洛尔蒂感觉到缘分的奇妙，如今和上交再续前缘，他也有机会见证新时代下上交的成长。

“和34年前相比，上海交响乐团显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已经成为一支世界一流的乐团。”洛尔蒂说。

开幕音乐会前两天，洛尔蒂忙着和上交合排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洛尔蒂坦言，对乐团来说这是非常难的一部作品，但当他加入时，乐团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余隆的指挥风格非常独特，他在艺术处理上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提前安排好，而是在排练过程中进行创作。事前我们也没怎么讨论，而是相互摸索，共同探寻音乐的可能性。”

这样的合作对洛尔蒂来说正中下怀，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乐团演奏员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他们时刻保持着警觉，随着余隆的要求随时进行调整，演奏水准都很高。”

期间，他特别提到了竖琴演奏家孙之阳。在西方乐团里，演奏竖琴的多是女性，男性很少见，而孙之阳的乐声让他动容。

更让他惊异的是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座新建音乐厅音效出色，他感受到了自由，“乐声可以在音乐厅里自然地展开，像一朵花一样绽放，这会让你自然而然地放松下来。演奏员们也非常放松，很少有紧张的状态。”

作为上海交响乐团2017-18乐季驻团艺术家，洛尔蒂将与上交合作三场音乐会，除了拉威尔，丁善德《钢琴协奏曲》、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亦在演出之列。

得知丁善德是余隆的外公，洛尔蒂又连连感叹了一番。最近，他才收到此曲乐谱，还没来得及做准备。洛尔蒂请上交工作人员给他发更多丁善德的资料，包括录音，以便他更好地了解这位音乐家，更好地认识中国音乐、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