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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渡上海的28天

刘昱秀
2022-05-06 19:44
澎湃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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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3月28日,上海从浦东新区开始封控,已经过去了40天。

这40天里,有人在家急着去医院做化疗、做血透、做手术;有人病愈出院,等待着有车送他们回崇明、回金山、回青浦;有人的亲属去世了,急于去见对方最后一面;有人新冠康复了,在方舱等待接他们回家的车……随着公共交通工具的停运,这座城市里一下子多了很多受困的人。

4月9日,警方、街道与滴滴联动,分区组建了多支抗疫保障车队,为这些处于困难之中的人提供“摆渡”。

在摆渡上海的28天里,抗疫保障车队的队员见到过想要见父亲最后一面的儿子,见到过等到了肾源的7岁男孩,见到过没买到车票的外地就医患者,还见到过体力不支,独自坐在公交车站的独居老人……

图片来源 上海杨浦

为“生命”摆渡

4月26日,周迪的后座坐着一家三口:7岁的小男孩跨坐在母亲的腿上,母亲双手搂住孩子的腰间,侧着头和孩子父亲严肃又难掩喜悦地讨论着。商务车的后备箱装载着他们的行李,有脸盆、牙刷、换洗衣服和孩子的病历……

这是一个等待换肾的孩子,他们一家来上海半年多了,一直租住在静安区陕西北路上一处90年代竣工的居民楼里,等待肾源。

从4月1日起,上海浦西实施封控管理,他们就没有离开过小区。

被困在家的半个多月,小男孩无法到医院做各项检查、治疗,只能依靠药物维持生命。看着孩子日渐憔悴,母亲很是揪心。直到两天前,孩子的主治医生打来电话:“肾源有了,尽快办理住院。”一家人才看到希望。

孩子母亲忍不住感慨:“肾源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周迪听了心里酸酸的,他是滴滴抗疫保障车队的一员,受静安区江宁路街道指派,负责送他们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下车的时候,孩子母亲执意递给周迪200块钱,被周迪拒绝了。“公司明文规定不准收费,我们是无偿的志愿者。”

周迪告诉澎湃新闻,平台会为车队成员每天发放一定数额的补贴,由各区警方或街道统一调度,为需要用车的病人提供无偿接送服务。

周迪所在的静安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共有11名队员,大家被分派到11个街道,服从街道辖区内的用车安排。4月10日,他到江宁路街道报到,任务包括接送患者就医、接送负责转运阳性病人的工作人员、护送转阴的患者从方舱回家,以及将街道物资派发到辖区内16个居委会手里。

由于疫情期间,医院只允许一名家属陪护,男孩父母商量后,决定父亲留下来照顾孩子。周迪站在不远处,等待一家三口的告别,“他们交流了十分钟,妈妈一直抱着孩子,吻了下孩子的额头,把孩子递到了爸爸怀里。”

回去的路上,孩子母亲努力表现得开心,她说:“有肾源就有希望。”透过后视镜,周迪看到她偷偷地抹眼泪。

那天夜里,关了灯,周迪失眠了。

他想起在老家安徽省蚌埠市乡下的妻子和即将两岁的女儿。借着酒店窗帘缝隙间的一点微光,他翻看着手机里妻女的照片。

周迪师傅及其家人

周迪是一个顾家的人,和妻子经历8年爱情长跑结婚,每年的4月20日(结婚纪念日),他都会坐六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家,陪伴妻子聊聊天,散散步。一年到头,能攒下半个拇指厚的车票。

唯独今年的结婚纪念日,回家——他想都不敢想。

因为疫情,“上海-蚌埠”的车票4月初就已停售。更让他担心的是,每月打给家人的4500元生活费和2200元房租,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

留下来,他才能给家庭多一些的保障。

林志强是杨浦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的成员。每天往返于接送重病、老年患者的路上,同样接送过太多逆光行走的人。

杨浦区抗疫保障车队 林志强

他深刻记得那位住在浦西,想要去浦东见父亲最后一面的儿子。

由于浦东浦西处于封控阶段,无法通车,这位患者家属先联系120求助,“但120只能送病人,不能送健康的人去看望病人。”于是,他拨打了110。4月25日下午,林志强接到杨浦警方的指派,从杨浦区抚顺路接上家属去往浦东临港,看望他父亲最后一面。

在林志强的印象里,对方是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背着双肩电脑包,看到他开车过来,激动地挥手,跳上了车。一上车,他就问:“我父亲病危了,师傅能快点吗?”林志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提起了速度。全程20多公里,30分钟的路程,对方全程双手紧扣在副驾驶座的椅背上面,从后座探出身子向前张望。

当车开到浦东罗山高架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外面的雨声很大,车内却异常安静。“基本上客人不说话,我们不会主动去找客人聊天。”到站的时候,一路上都很焦急的小伙子却迟迟不肯下车,他硬塞给林志强100块钱,坚持想要知道送他见父亲最后一面的司机师傅的姓名,为了婉拒他,林志强勉强开口:“那你给我一支烟抽吧。”

小伙子塞给他一盒香烟,站在雨水里,面向他的车90度鞠躬。

回家的最后“一公里”

封控期间的上海,许多重病、老年患者和孕妇出院回家,比以往更加艰难。

在一段拍摄于4月11日的视频里,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队员文斌将车停在枫林路公交站牌旁边,身着防护服,佩戴护目镜、口罩,搀扶着一位背着玫瑰红色斜挎包,拄着拐杖的老奶奶上车。

老奶奶是一位独居老人,家住在瑞金医院附近,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后回家。由于叫不到车,她决定步行两公里回家。

“但她年龄大了,走了一半就走不动了,她就在公交站台坐下来,打110求助。”文斌接到徐汇警方的派单信息时,刚好在附近送换班的护士回家,便立刻赶了过去。

坐在车上的护士,拍下了他搀扶着她上车的一幕。下车时,老奶奶给文斌鞠了一躬,道谢。文斌赶紧拥抱了她,他说:“阿姨没事的,只要把您安全送到家就没事。”

文斌告诉澎湃新闻,4月9日到4月16日的一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急诊、门诊外面的患者人数很多,每天救护车不间隔地进出医院。由于公共交通工具停运,120救护车运力有限,“很多出院的病人等了120五六个小时都没有结果,实在没办法才打的110求助,安排到我们车队去送病人回家。”

文斌所在的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由19名队员组成,保证车队24h运转。4月9日,车队组建以来,队员们分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三家医院待命,等待送出院患者回家。

他们最远送过家在临港、青浦、金山、奉贤和崇明的病人,单程50多公里,即使是在空无一人的街道行驶,往返车程也需要两个小时。据队内统计,车队队员平均每日接送病人100次,单天司机最远行程公里数超过300公里。

如果对于本地人来说,回家的最后“一公里”是从医院到家的距离,那么对于来上海求医的异乡人而言,这最后“一公里”是从上海到家乡的距离,更是一张车票的距离。

文斌还记得那个“哭的很伤心”的浙江宁波化疗病人,她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自3月中旬来上海化疗,滞留在上海50多天。

文斌在医院门口接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办理了酒店退房,并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拿到了复查结果,计划去虹桥火车站。

“你有车票吗?”

“没有。”

“没有车票到了火车站也进不去,现在必须要有当天的车票和48h采样的核酸证明才行。”

她顿时感到紧张,哭得很厉害。她告诉文斌,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不会抢票,在医院里近两天没有好好吃饭了。文斌尝试帮忙抢当日唯一一趟到达宁波的,G5711次列车的车票,试了几次都没抢到。

“我就让她联系家人帮着抢票,并把她送回原来住的酒店,找了一个认识的跑腿小哥给她送了矿泉水、面包和泡面到酒店,没有收钱。”文斌把她的情况上报给徐汇警方,“因为她还没有车票,她抢到票了,还会用车到火车站。”

文斌每天询问她的情况,“车票怎么样了?”“吃的东西还缺吗?”等到第四天,她的家人替她抢到了票。文斌送她去了火车站,得知她平安到家的消息,才松了一口气。

林志强也曾听乘客说起相似的经历。

4月24日,他在酒店门口接到一位化疗病人家属去虹桥机场,据她介绍,她和妹妹陪母亲从大连到上海看病,轮流去医院照顾母亲,已经在上海长海医院旁边的酒店住了35天。酒店住宿费用将近1万块钱,“花了挺多冤枉钱”。

为了能够回家,一连多日,一家人都在抢购回程的机票。4月23日,母亲和妹妹先抢到两张机票回家。没抢到票的她,只能多等待一天。

困难的时候,只想有个人能指望

张佳是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队长,也是队伍里唯一的女司机。

4月8日,她看到公司群里的招募消息,瞒着丈夫报了名。丈夫得知后,立刻否定了她的想法。张佳解释道:“因为我们和6岁的女儿住在一起,被关在小区里半个月,不清楚外面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把病菌带进来传染给孩子?”

为了打消丈夫的疑虑,也是为了保护女儿。4月9日上岗前,张佳把女儿送到了住在楼上的婆婆家暂住。

“我家住一楼,婆婆家住二楼,楼中间有一个天井。我想女儿的时候,婆婆把她抱起来,我就能看到女儿的上半身。”此外,婆婆也会拍一些孩子的小视频发给她。

张佳上的是早班,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已经28天没有休息。她记得车队刚组建的时候,上海一连几天温度达到30°C。司机们全程身着防护服,不能开空调,只能依靠车速提起时,窗边拂过的热风凉快一下。

“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自己像烘干机一样把衣服烘干”。

为了减少上洗手间的频次,张佳每天早上,只喝1/3杯的牛奶,不带水杯出门。“因为这段时间公共厕所都停用了,只有一些加油站超市的洗手间能用。”另一个原因则是,防护服的侧面粘贴的地方很紧,上一趟洗手间,相当于要换一套防护服,她想省着点用。

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队长 张佳及其家人

4月21日,张佳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口待命,接到派单,送一对母女由医院到浦东徐浦大桥附近。

这位母亲是一位等待开刀的病人。上车前,张佳像平常一样,给他们喷洒了消毒液,核验健康码和48h核酸报告,并帮忙把轮椅、行李放入后备厢。一路上,母女俩零零碎碎地和她讲述了出门看病和出院回家的种种心酸,甚至一度担心要留在医院门外过夜。

下车时,她帮他们把轮椅卸下来,轻声说了一句:“祝你早日康复”。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天,车队同事负责接这对母女到医院,他们在车上一路念叨着张佳。他们叫她“那个女司机”。同事告诉张佳:“他们从上车一直在说你人好,三句话有两句话里有你。”并转达了这对母女想要加她微信,亲自表达感谢的想法。

张佳通过了这位女儿的好友验证,一连数日收到对方的暖心问候:“今天下雨,雨有点大的,注意出行安全。”“小姐姐真的好善良,善良是会传播出去,且会循环回来的。”

她意识到,对于这些身体虚弱的病人来说,即使从医院到家距离再近,依靠走路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有人能在他们出院时,来接他们回家,就会令他们非常感动。

张佳接送的很多老年病人都坚持要把车费给她,她告诉他们:“我们是公益性质的,不收钱的。”他们不听,有的老先生像小孩儿一样,到家了却不下车,说:“你不给我扫码,我就不下车。”也有的老奶奶很可爱,在她起步的瞬间,刷地一下,把钱丢进车窗内。

她有些无奈地劝说他们:“我们的规定是不能收钱的,收钱我们就是犯错误了,你不要让我犯这种错误。”待她的车驶远了,她一回头,还能望见老人们在90度鞠躬,或目送着她离开的身影。

张佳忍不住感慨:“现在乘客对我们的感谢态度是之前没有过的。把乘客安全地送回家,他们真心实意的感谢我们,像把我们当恩人一样。”

而在封控以前,相信很多网约车司机都有过委屈、不被尊重的经历。比如司机到达起点后,长时间等待乘客,打电话询问,乘客回复:“你等着好了”,并挂断了电话;抑或是乘客带着情绪上车,询问他们这么走可以吗?得到的回应是:“你不会自己看导航啊,还要问我怎么走?”而如果对方赶时间,司机抄了近路,还可能被问到:“你怎么给我绕路啦?是不是想多收钱?”

而这些经历,在上海封控管理的20多天里,采访到的司机们都不再遭遇。

还有很多乘客到站后,希望加上司机的微信。换做以往,这是不符合平台管理规范的。但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张佳、文斌、周迪……还有很多司机都同意了这样的请求。

张佳说:“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多一个人可以帮助他,哪怕提供给他们一些建议。比如说怎么能更快捷的叫到车?”或许除了表达感激之外,每一个落难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呼救声能被听到,哪怕多一个人照应,也就多一份踏实。

往返于方舱的路

往返于方舱的路,是护送阳性患者去往方舱的路,也是护送转阴康复者回家的路。

周迪对接的静安区江宁路街道,有两辆核酸检测标本转运车,专门负责将核酸检测标本转运到检测点。“因为运送核酸标本比较危险,不知道里面是阳性还是阴性。”而只有周迪一辆商务车接送阴性康复者和就医者回家。

接送的阴性康复者中,周迪一直记得那个在他车上抽泣的6岁男孩。

小男孩一个人在锦江都城酒店隔离了21天,他是当天周迪接到的第一个转阴康复者。“酒店志愿者把他送出来的,他没上车就哭了。手里拿了一个大保温杯,背着一个小书包。志愿者帮他提着两袋衣服和被褥。”跟车志愿者把他的行李装进袋子用喷雾消毒后,放进了后备厢。

“他可能是到了陌生的环境,比较害怕、紧张。”小男孩坐在商务车的最后一排,周迪扯着嗓子安慰他:“小朋友不要哭了,马上回家见爸爸妈妈了,他们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一路上,周迪忍不住去想:小男孩这20多天是怎么度过的?衣服怎么洗?会不会失眠?想爸爸妈妈?他把一连串的问题抛给了跟车的志愿者,对方让他放心,酒店里有专门的志愿者,随叫随到,也有专门的陪护照顾无法自理的孩子和老人。

到了男孩家的小区门口,周迪记得:“他一下车就笑了,这个环境他熟悉,到家了。”他的父母不能出小区,只能站在小区门口朝儿子卖力地挥手。

4月29日,周迪的同事负责送一位阴性的孩子父亲到方舱隔离。他听同事说:“小朋友一个人在方舱,老是哭啊、闹啊,想要回家。方舱联系他父母商量,最后决定让他爸爸过去陪护。”

周迪发现,每趟接辖区内的转阴康复者回家,一趟车坐四五个人,一路上,他们都不怎么说话。甚至一对小情侣上车以后,也像不认识一样,全程无言。他猜测,“他们可能感觉阳转阴,说出来不光彩,有点自卑。”

车内气氛低压的时候,周迪都会主动开口,关心他们在方舱里的情况和感染后的症状。“十几公里的路,像朋友一样聊天,很快就到家了。”

接七八十岁的转阴康复者回家的时候,街道还会特意安排一名家属陪同去接。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有很多老旧小区,没有配备电梯,楼道狭小。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有时需要康复者家属、志愿者和司机协力抬上楼。

“前面四个人抬着吃不消了,后面的人再顶上去。”

疫情下的同路人

在4月9日,周迪加入静安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之前,他曾在徐汇疾控做过十多天的志愿者。他负责运送核酸检测标本到康桥、松江及上海周边地区的检测点。

静安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周迪

3月底,随着浦东、浦西接连封控管理,网约车等公共交通工具都已停运。周迪觉得,疫情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结束,需要很多人的志愿加入才能阻挡疫情。

此外,现实的原因也包括做志愿者,会被提供工作餐、住宿以及少量的油补。“毕竟我们外地人来上海就是想多挣一点生活费,给家里人提供好一点的生活保障。”周迪的父母在老家务农,妻子在家带孩子,他是全家人的生活依靠。

经历了这次疫情,他希望自己能更努力地工作,有更多的积蓄。“如果疫情期间一两个月不上班,车贷、房租、一家人的生活费,不是很多家庭能承受得了的。”

文斌的老家也在安徽,他在上海工作21年了,也是在租车跑网约车。

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队员文斌

这段时间,文斌的父母也一直在工作岗位上。他的父亲是一名环卫工人,由于不少同事确诊了阳性,在岗的环卫工人常常需要“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他的母亲在封控的公寓楼做保洁,负责公寓的卫生和消毒,也会帮助被隔离在家等待转运的阳性患者送外卖。

父母知道他要出来做车队志愿者,是很反对的。文斌却说:“待在家里也是闲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能好一点。”

刚看到滴滴抗疫保障车队招募的消息,林志强是不想报名的。

林志强的心很细,平常家里由他掌勺,妻子不会做饭,他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待在家里。

妻子赶着让他报名加入车队,帮助一些更需要他帮助的人。他所在的小区年代比较久,已有20多个确诊病例。小区楼栋的居民约定,发放的物资不要每户都领,放在公共区域,谁需要,就下来拿。

妻子经常拿一些不需要加工的食品上楼,比如西红柿、黄瓜。林志强有空的时候,也会远程教妻子做一些简单的饭菜。“她心比较大,只要不饿肚子就好了。”

经历了这次疫情,张佳的职业自豪感增加了。她说:“我作为一名滴滴司机,我很荣幸,也很珍惜这次机会为上海出一份力。”

张佳师傅及其家人合照

幼儿园老师在群里问:“有没有家长在做志愿者?可以上传一些照片。”张佳的丈夫把她做滴滴抗疫保障车队志愿者的照片上传了,幼儿园群里的老师和家长接龙夸赞“果酱(张佳女儿的小名)妈妈好棒啊!”

她好朋友的女儿也发语音告诉她:“阿姨,我为你自豪”。

其实,她加入抗疫保障车队,还有一个原因。张佳的外婆患有老年痴呆症,3月中下旬已经断药,只能替代服用安眠药。但照顾外婆的保姆掌握不好安眠药用药剂量,最险的一次,外婆一整天都没有醒。

张佳猜想,能出小区,就更有可能保障外婆的用药。

她的父亲77岁,母亲70岁。他们每天都在替女儿担心:你是不是回家啦?饭吃了没有啊?哎,你在外面一定要防护好啊!张佳每天都会接到父母的叮嘱电话。

疫情之下,他们离开家,为重病、老年患者“摆渡”;回到家里,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丈夫、是妻子,或许也是一位等待“摆渡”的人。

    责任编辑:毛玮静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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