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卫田：做有价值的中国管理学研究

为加快培养造就本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青年拔尖人才，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从2010年起组织开展“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速成长，逐渐形成了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专题，邀请2020-2021年度当选“上海社科新人”的14位青年学者进行专访。本期邀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卫田接受访谈，她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为跨国并购、数字全球化和社会创业。

卫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企业多元化战略研究，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在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等ABS四星和三星，以及《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英文学术专著1部，教材1部。目前担任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的Deputy Editor，Asian Case Research Journal的Associate Editor和《外国经济与管理》领域主编等职务。学术思想被David J.Teece（动态能力理论提出者）、Peter J. Buckley（跨国公司理论提出者）等学界泰斗多次引用。学术成果受到政府和跨国公司高度评价，并被福布斯等多家国内外知名媒体报道。近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完成青年项目1项（评估为“优”），上海市项目2项。入选上海市“曙光计划”（2021年）、“浦江人才计划”（2013年）和复旦大学仲英青年学者（2020年）、“卓学计划”（2015年）。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卫田：我目前的研究方向是数字全球化和社会创业。数字全球化主要关注中国企业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有效整合全球合作者资源，以较低的成本，灵活地跨越国界，迅速实现全球扩张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和底层逻辑。社会创业主要关注乡村振兴中农村返乡创业者和县域社会企业，面对农村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如何搭建有效的商业模式并实现价值共创的过程和机制。

澎湃新闻：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卫田：相较于大多数学者，我的学术经历比较曲折。选择在剑桥大学读博士是因为那里离伦敦很近，能够比较容易实现我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的理想。因此，在读博士期间，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与企业的互动和了解财经信息上。与此同时，我的导师是院长，主要精力不在学术上，对我采用放养的政策。于是，我在那个时期的学术修炼很不扎实。有意思地是，博士论文写完后，我认为自己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研究结论，对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贡献，应该把这些结论发表出来。我于是告诉导师，不去投行了，要去高校工作，这样就有时间发表博士论文的重要结论。当时，我的导师很惊讶，认为这是一个冲动的决定，毕竟没有认真锤炼过学术，将来的学术生涯很可能没开始就结束了。他让我再想一个月看看，是否还坚持这个想法。一个月后，我告诉他，我还是决定去高校。他勉强同意了，但给我提出了要求，必须去顶尖高校就职，否则他不写推荐信（估计当时他想让我知难而退）。

非常幸运地是，我来到了复旦大学（他圈出的中国四所可以求职的高校之一）。复旦管院的合同要求非常高，因此，我一入职就担心后面的非升即走。学术是没有捷径的。于是，我买了很多书，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节假日也不休息，用了1年的时间，把博士期间在学术上的欠账补回来，同时也发表了第一篇小论文。在随后6年的时间里，我几乎一直保持这样的工作节奏，实现了从学术小白到学术新人的转变。3万小时定律在学术领域也是适用的。

在学术中，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方法，在管理学领域比较小众，但却在构建理论方面有专长。为了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并掌握这种研究方法，更好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我在发表了第一篇小论文后，就在国内各大高校做相关学术讲座并系统授课。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对定性研究方法的本质理解地更加深刻，也更好地融入了国内的学术圈。与此同时，我也积极地在国际平台上参加顶级会议或者成为相关委员会的委员。这些都为后来的学术交流和影响力奠定了基础，让我能够在国际视野下，做有价值的中国管理学研究。

从上述学术经历不难看出，我的主要的经验和体会如下：

（1）学术是有她的魅力的。即便当初我从未考虑过从事学术研究，也并未认真求学，但在做完博士论文后，我也深深地被她吸引；

（2）学术是要玩命的。学术没有捷径可以走。3万小时定律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如果决定要做学术，就要扎扎实实地从头开始，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

（3）学术是需要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的。学术并不是单打独斗或者闭门造车，尤其针对社会科学。我们需要与不同的人去交流思想，需要走出去观察社会。我们优秀地学术成果就来自于交流中思想火花的迸发以及观察中看到的本质。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卫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刚工作时，由于博士期间主要精力不在学术上，面临需要短期内有成果产出的压力。记得工作第一年，在打印一封拒信准备仔细研究时，一个朋友刚好在我的办公室聊天，她说：“你表情不太好。怎么了？”我说：“又有一篇论文被拒了。”她说，“那有什么？这不是常态吗？”我当时没有控制好自己，喊了一声，“我不觉得！”然后就哭了。当时的压力真的很大，担心自己发不出论文，完成不了合同，最后扫地走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帮助来自于学界的前辈。我是一个执拗的人。在我们领域，很多青年学者的起步都是去帮资深学者处理数据，整理文献，做他们的研究，这样发顶级期刊论文也并非难事。但是，我没有选择这条常见的道路去生存。我认为，做学术的初衷是为了发表自己的研究结论。如果为了保住合同，无法百分百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上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研究，那就背离了学术的初心。

于是，在刚入职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压力都扛了下来，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没有退路的悬崖，必须背水一战。可能我的坚持和倔强感染了一位学界的前辈。他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答辩老师之一。他在答辩时就很认可我的学术思想，也理解我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而不想成为他人附庸的理念。所以，他一直支持我的学术工作，成为我的很多论文的co-author。在论文发表的过程中，他总是给我最小的帮助，让我独立完成所有工作。他知道，这才是我需要的。记得有次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后，我被其中一个演讲者深邃的思想折服，觉得那是一个我无法企及得高度。因为自卑，我偷偷离开了会场。在中场休息时，他没看到我，觉得奇怪，后来到办公室找到我，问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有她那样的思想。我可能不适合做学者。”他很耐心地说：“可是你知道吗？她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做的不如你好。”现在想想，这应该是句善意的谎言，但是当时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前两年，他可能觉得他已经不能给我在学术上任何帮助了，就把我介绍给了我们领域的一个学会院士。那位院士和他一样，也是无条件相信我的能力，并教我如何打造自己的学术领地和学术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在大师的鼓励和引导下坚守初心，很幸福。

此外，我想，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也给了我克服困难的自由度。在工作的前些年，我有大量的自主时间。除了上课，就是科研，暑期还可以在国外交流一段时间。在工作前两年，我把课都压缩在了一个学期，这样就有8个月的时间全部投入科研。这些大量的连续时间，对静心学术很有帮助。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卫田：当下的学术氛围有几个关键词：面向世界、扎根中国，和全面支持。

面向世界是指管理学研究现在并不满足于中国学者的自说自话，而是提倡在国际舞台贡献中国力量，希望能够提出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学理论。

扎根中国是指中国的管理学者需要针对中国的企业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管理学理论，而不是为了发论文而去做基于国外企业现象和问题的研究。管理学研究要为中国的企业实践做出贡献。

全面支持是指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学校、学院，都在资金、资源方面给予管理学者充分的支持。学术研究需要科研经费和相关社会资源的支持。如果这些支持不到位，学者很难把研究坚持下去。

在这三个关键词的引领下，我的学术研究的方向近年来转为对中国企业现象和问题的挖掘和探索。无论是数字全球化还是社会创业，都是针对中国现在涌现出的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进作用的企业实践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积极参与国际和国内的顶级会议，并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合作，希望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管理学声音。任何一项研究，只要我认为有价值，我都会去做。这样的底气就是来自各方给予的科研经费支持，以及学院所带来的丰富的企业资源。在资金和资源齐备的前提下，我只需要安心学术。我想，这些就是当下学术氛围促进个人研究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澎湃新闻：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卫田：这些相关扶持政策，我所知道的主要是对于新入职青年学者的一次性经济补贴和科研项目的资助。我入职比较早，所以没有赶上上海市的一次性经济补贴，这两年入职的青年教师在这方面比我幸福。科研项目方面，对我的帮助除了资金支持，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研究对社会的发展有所帮助。一般而言，市里的科研项目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很多都聚焦在市里认为需要发展或者尚待探索的领域。申请并完成这样的科研项目，能够让自身的科学研究更为切实地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取得的成果对当选“上海社科新人”有所助益？

卫田：回顾当时的申请和答辩。我认为两项课题研究对当选“上海社科新人”帮助最大。第一项是跨国并购后整合研究。上海目前正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跨国并购是越来越多的的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迅速做大做强的重要战略。但是跨国并购收购与联盟本质上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不确定的、多变的复杂过程。近70%的企业无法通过收购与联盟创造预期价值。这项研究最后提出的跨国并购后整合的价值创造机制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上海的优秀企业站在国际舞台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项是中国农村社会创业研究，重点探索农村社会创业家如何与金字塔底层个体搭建合作关系，实现社会与经济价值共创的过程与机制。中国农村的独特的情境和复杂性，为研究既带来了趣味性，也带来了挑战性。我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自2016年起，持续追踪京东、苏宁等多个农村电商联盟，实地调研四川省的3县、8镇、4乡、1村，重庆市的1县、8区、8镇。累计访谈102人，形成文稿近200万字，收集二手资料180万字。最后的研究成果给社会创业理论和农村减贫实践都产生了贡献。在答辩时，评审专家对我这项研究付出的艰辛努力非常认可。

澎湃新闻：获得“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当前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对您未来学术生涯的展开有哪些助益？

卫田：第一，学术自信：“上海社科新人”对青年学者而言，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平均每年获得该称号的青年学者不足10人。学校和社会各界对此的关注度非常高。这次荣誉让我第一次登上了复旦大学的公众号，相关学术简况也得以在校刊报道。各方面的积极关注和认可极大地增强了我的学术自信。平心而论，相较于同行，我的高质量学术论文数量并不是很多，因此在各种评优评奖中具有一定的劣势。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到底要坚守初心，独立自主做有意义的研究？还是与学者广为合作，“拼盘式”地发出更多高质量论文，却因此丧失自己的学术特色？曾经有很多前辈和朋友都劝我，不要那么轴，给别人打打工，多出论文也不是坏事。我想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坚守初心，看淡学界的人才帽子、评奖评优：“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哪怕这辈子都远离荣誉，我也想让自己的学术思想被人看到。这次获奖，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我很感动，评奖专家愿意看到我的学术思想和研究价值。这次获奖，让我会更加坚定地去守住初心，回归学术本质。

第二，跨学科交融：我一直从事管理学研究，平时的学界交流即便跨到了其他学科，也还是在大的管理学范畴下，很少能够有机会和其他大学科的学者交流。这批上海社科新人共14人，每个人都来自一个大学科。通过阅读他们的介绍和访谈，我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社科世界。未来也会有一些交流活动，加深我们之间的沟通。我想，这是上海社科新人给我带来的更广阔的交流平台，促进跨学科交融，能够迸发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对加快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卫田：我的学术研究在管理学，重点聚焦在国际商务领域。如前所述，上海目前正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势必要融入世界经济体。那么，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非常值得探索。在这个领域中，我的两个主要研究项目：跨国并购，以及数字全球化，非常契合现在上海的发展需要，由此产生的研究结论和理论贡献，对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是重要的补充。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

卫田：城市软实力是城市社会经济和谐、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因此，城市软实力是经济发展、文化水平、人文环境、人民素养和体制建设等多方面综合实力的体现。哲学社会科学所聚焦的是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和运转规律。这些底层逻辑和运转规律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所探索的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和运转规律决定了城市这棵大树的根是否扎得深，主干是否粗壮。只有根基牢靠，主干结实，这棵大树才能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样的大树就是我们看到的城市软实力。

澎湃新闻：您觉得，您所在的学术研究领域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卫田：我目前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在国际商务领域。具体而言，集中在跨国并购以及数字全球化。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上海目前正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跨国并购是越来越多的的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迅速做大做强的重要战略。但是，近70%的企业无法通过收购与联盟创造预期价值。曾经我的研究集中在跨国并购后整合的一般规律，尚未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后整合的价值创造机制进行情境化探索。未来将在该领域探索，期待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上海的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上海提升国际形象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在“十四五”规划中，上海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科创”成为上海的核心。数字全球化是指企业借助数字技术，以较低的成本，灵活地跨越国界，有效整合全球资源，打造全球化平台与生态，迅速实现全球扩张。上海有很多这样的科创企业。例如：Zilliz，商汤科技等。这些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价值创造机制无疑对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至关重要。对这些企业数字全球化的探索能够助力上海树立科创城市的形象，以崭新的面貌被世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