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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东出品易卜生《海上夫人》：视觉美成为压倒性追求

织工

2017-10-07 14:11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话剧《海上夫人》因为影视演员靳东担任出品人而赢得很多人的关注。这部由陈数主演、王媛媛执导、韩江制作的作品，改编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作品《海上夫人》。这也是靳东、韩江、谭韶远三个好兄弟联手成立“北京当代话剧团”之后的首部作品，此前，该剧在全国巡演收获了很高的关注的票房。对于首作就选择易卜生这部高冷的作品，主创有自己的钟情和理想，观众也有不同的观赏感受。

对于这个新剧团，靳东表示：“戏剧是我和朋友们多年来的梦想，基于这个梦想，我们在今年成立了北京当代话剧团。戏剧可以是丰富多元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和表达方式。我们希望剧团未来能够在观念和美学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剧团在作品选择上，会考虑兼备社会性和当代性的经典作品，同时也会努力制作一些优秀的原创作品。”

《海上夫人》剧照。本文图片主办方提供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海上夫人》并不是易卜生最优秀的作品，在当代戏剧舞台上，它被复排的次数不算最少，但也比不上《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海达·高布乐》和《建筑师》。不过，北京当代话剧团选择《海上夫人》作为建团后的首部作品，我以为是很聪明的，它以年轻女性为主人公，所有场景发生在户外，关注个体心理甚于公共政治，且整体富于象征色彩，对于首次跨界的舞蹈编导王媛媛来说，应该算是相对容易上手的易卜生作品了。

不过，这可能也是一个陷阱。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复制自己熟悉的东西，而低估陌生领域的难度。相比挖掘易卜生笔下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剖析其中属于时代或属于人类永恒的困境，以及寻找他们和今天的观众可能产生的共鸣，导演显然对舞台构图和人物造型更加得心应手。这一版《海上夫人》最后呈现的效果类似“音诗画”，有音乐，有表演画面，有台词朗诵，在演出进行的150分钟里，每一个定格，舞台都呈现一种宁静和谐的美，任何时候望向舞台，视觉感受都是舒适愉悦的。单纯从审美趣味来说，甚至称得上高雅脱俗。然而，美则美矣，与易卜生何干？

这个“音诗画”版《海上夫人》讲述的，基本上是一个文艺气质的温情故事：有点忧郁有点“作”的女主人公，生活无聊，旧情难忘，在丈夫的爱与包容下，最终做出正确选择，生活复归宁静和秩序。舞台设计完全服务于这种宁静和秩序感，白框和黑礁将舞台区分成前中后三个条状平行区域，天幕是表示海洋的整幅蓝色。除了舞台上摆放的鱼缸和金鱼象征环境束缚外，仅从色彩和材质来看，陆地和海洋过渡自然，甚至融为一体，彼此之间缺乏足够张力。房格尔家的花园看起来宽敞明亮，舒适宜人；而海洋本身，因为蓝色的明度较高，也显得一派悠闲，像你我都会喜欢的夏日海滨。

但易卜生写的是一首阴郁而激烈的诗。他在给勃兰兑斯的信里写道：“海湾边的这块土地是我的出生地，然而——然而——然而——在哪儿可以找到我的家乡？只有大海最吸引我，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1897.6.3）他并不关心一个女人选择丈夫还是选择初恋情人，他关心的是所有在本能与秩序、自由与奴役、野性世界与人工囚笼之间挣扎煎熬的灵魂——也就是他自己，这几乎是贯穿易卜生创作始终的主题。

艾梨达和易卜生剧作特别是后期剧作的主人公们一样，都是他们所处社会的局外人，是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和强迫他们违背真实意愿生活的那个环境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关系源于他们血液里的魔性特质（或者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说，是一种“山精”精神），适应环境的代价就是放弃魔性，所以这种紧张关系不是实践层面的，而是存在意义上的。而当他们意识到无法在这个世界寻找到绝对的真理和自由，见证自由的唯一途径就只有消灭自身，这也是为什么后期剧作多以主人公死亡告终。

不过易卜生为《海上夫人》提供了一个和解的结局：艾梨达做出了选择，她和房格尔的婚姻仍将继续。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到冲突的本质，就不必将它处理得过分温情。因为这种妥协是以放弃激情为代价的，艾梨达将房格尔的房子视为家，和他的孩子们产生联系，但是她再也感受不到血液中的魔性——剧终时“今年最后一班船”带着陌生人永远地离开了，“所有的海峡不久都要封冻”，夏日已逝，凛冬将至，这个看似完美的结局不是幸福的句号，而是包含无尽遗憾和无尽未知的省略号。甚至，如果将魔性作为主人公的根本特质，那么这种妥协也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死亡。

实际上，易卜生已经在剧本中为这个看似完美的结局投下了暧昧阴影，那就是博列得和阿恩霍姆这条副线。博列得爱读书，有强烈的求知欲，她的父亲曾经许诺让她进大学，但显然食言了。在房格尔大夫丧偶后，博列得就成了代理妻子/母亲的角色，即使续弦后多年，家务仍然由博列得操持。宣称愿意为妻子女儿牺牲一切的父亲，实际上完全不在意女儿的前途，甚至坐视女儿出卖自己以获得脱离原生家庭的机会。

当博列得答应这桩买卖而说出“我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时，易卜生无情的反讽令人心惊。奥斯陆剧院曾经做过一版《海上夫人》，结尾处阿恩霍姆剥光了博列得的衣服——为了好好看看他买到的货物，这种处理虽然为了明确性而牺牲了一定的可信度，但显然是接收到了易卜生的暗示。这桩明显不相称的功利婚姻和它注定不幸的结局，恰好与房格尔和艾梨达的婚姻互为镜像。

而在这个温情脉脉的“音诗画”版《海上夫人》中，也许是为了突出明星演员的需要，这条副线沦为匆匆过场，还未能找到合适的舞台语汇来揭示其意义；房格尔大夫则完全被塑造成一个成熟稳重、体贴包容、知情识趣的正面形象，而忽略了他和艾梨达之间的不相称。这样一来，艾梨达和周围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失去了依据，它只能在视觉形象上加以简单区分：“海洋生物”艾梨达身穿蓝绿色和白色的裙子，其他“陆地生物”都身穿黑色服装。

实际上，视觉的美在这部作品中成为压倒性的追求，即使是人物关系最紧张的时刻，无论台词如何椎心泣血，表情如何痛苦彷徨，演员的身体都以精心设计的美的角度展示在观众面前，端庄，得体，矜持，从容，自始至终没有人真正失态过。加之大部分时间演员都待在前舞台，仅做横向小幅度调度，造成一种缺乏舞台纵深的平面感，有时候甚至像景片前的“摆拍”。

艾梨达大概是个美人，挪威的峡湾风景，大概也是美的。但易卜生并不是挪威旅游形象大使，他的一生都是一首阴郁而激烈的诗，需要足够强悍的灵魂去解读。如果比较一下近年来国际舞台上广受好评的复排易卜生作品，如托马斯·奥斯特玛雅在柏林邵宾纳剧院执导的《海达·高布乐》、卡丽·克拉克内尔在伦敦新维克剧院执导的《玩偶之家》、西蒙·斯通在维也纳城堡剧院执导的《博克曼》、伊凡·范·霍夫在英国国家剧院执导的《海达·高布乐》等等，它们风格各异，却没有一部呈现为宁静和谐的美。因为那个诱惑人撇下生命盛宴的野性世界，它不可能是美的；因为真正经历这种生与死的激荡的灵魂，他/她也不可能是美的。追求美和温情，必然以牺牲易卜生真正的诗意为代价，这恐怕也是当代中国戏剧精神孱弱的普遍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