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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新刊︱秦雅萌:巴金抗战小说中的“小人小事”

2022-05-24 18:44
湖北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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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抗战小说以关怀“小人小事”为重要特征。在辗转于重庆、桂林、贵阳等战时后方城市期间,巴金深切体验了日军对平民的无差别轰炸,并以“火”为核心意象,寄托了对战争暴力与国族命运的思索。结合抗战时期巴金在后方城市的生活体验与写作实践,分析巴金在这一时期关注“小人小事”的伦理内涵,从书信体小说、复杂的写作者姿态等层面阐发“小人小事”在沟通战争现实与小说叙事方面的意义,探讨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与作为作家的巴金对于战争伦理的思考。

抗日战争及其引发的社会流动,使作家与知识群体重新认识了内陆城乡的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展开了“内地的发现”与“大众的发现”的历史进程。关注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走向、生活状态与社会参与,不仅为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资源,也牵连着如何理解小人物在战时的社会角色与历史动能的议题。钱理群等研究者曾指出,在个体生命与国族命运共同遭受战争威胁的年代,探寻战争中人的生存困境乃是抗战文学的重要旨归。作家们正是通过观察“琐细的日常”与“软弱的凡人”,看到了主导新文学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在战时中国的局限,并力图超越此前的文学思潮,形构了抗战文学这一“时代的艺术”。

充满张力的是,作家一方面重新发现并肯定着普通人与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却又对此存有疑虑,甚至对这一与“时代精神”并不相称的文学倾向进行批判。如果说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作家大多抒发了小人物在动乱年代或威压政治下的无助与无奈,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身软弱性的责问,那么在熟悉大后方生活的巴金这里,书写“小人小事”则不仅是贯穿其抗战小说的重要主题,也影响着作品的人物塑造方式与叙事姿态,成为联结作家战时生活与文学理想的交集,为巴金表述自身的战争伦理观提供了中介。

“小人小事”是巴金在抗战时期自觉使用的文学范畴,用以概括自1941年的《还魂草》到1946年的《寒夜》期间的写作类型。也有研究者将书写“平凡之人(非英雄志士)、细小之事(无壮烈之举)”的《寒夜》《憩园》与《第四病室》合称为“小人小事三部曲”。巴金在40年代常使用“小人物”“平凡人”这类概念,多指处于社会中下层无权无势的小市民,他们在战乱年代难以自保,即使幸免于战争暴力,也有人因穷困落魄、疾病缠身而默默离世。于1943年出版并在两年后重版的一部作品集,巴金更是直接以“小人小事”作为书名,集中再现抗战年代小人物的日常生活。1947年,巴金在一本怀人文集中对“小人物”给出这样的描述:

那些人虽说平凡,却也能闪出一股纯洁的心灵的光,那是一般伟大人物所少有的。他们不害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挚,重“给与”而不求“取得”。他们是任何人的益友。

作为巴金创作生涯中的重要范畴,“小人物”的形象并非在抗战年代横空出世,却在这一时期凸显了其独特价值。正如坂井洋史所言,如果说二三十年代之交巴金对“平凡人”的认识,尚且停留在“抽象的、形而上的”层面,那么正是抗战让巴金发现了平凡人“不磨”的价值。

巴金对“小人小事”内涵的阐释具有时代性,总体而言表露出一种矛盾心态。80年代的巴金在回顾创作历程时,特别提到抗战作品中“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在新时期人性话语回归的语境中重提“小人小事”,也意在回应60年代初有关小说《还魂草》的评价问题。1962年,一位编辑在给巴金的信中提出,为维护巴金的“声誉”考虑,建议从“文学小丛书”中抽去小说《还魂草》,或另选其他作品代替。《还魂草》在十七年文学中显得不合时宜,或许正是由于这类看似乏善可陈的“小人小事”很难被主流的文学评价标准所认可。但巴金重申,自己实际上格外欣赏和偏爱这类题材,希望借此“探索民族力量的源泉”更是抗战时期的写作初衷。然而,回到抗战的具体语境,尽管表现“小人小事”曾是巴金的自觉追求,但他始终对这一主旨抱有暧昧态度。巴金不仅在《憩园》中借小说人物之口发出“气魄太小”的责问,也曾直接否定描写这些“渺小的人,渺小的事”的现实意义,坦言“这类小文章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巴金有关“小人小事”的矛盾言说,不仅反映出特定时代的创作困境,也使文学表述与作家主体情感之间充满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巴金抗战作品中具有时代征候的文学形式。

研究界有将《还魂草》作为巴金创作转折之标志的说法,认为以《还魂草》为代表的这类小说在巴金的创作脉络中划出了一道不甚清晰但足以值得探讨的界线:在小说故事展开的家庭结构层面,此前小说中的大家族被一对夫妇和孩子所组成的小家庭而取代;而家庭对青年社会革命理想的阻碍也被战时作品中的家庭温情所消解。在家庭空间内外,小说主人公往往从怀有浪漫理想的革命人士转变为在生活中只能安于平凡工作的普通人。伴随写作对象转变的,是叙事人在作品中对主观情绪的有力控制,即开始追求冷静客观的叙事效果,而作品呈现出的总体氛围也变得更为沉郁。探讨上述创作转变,对于理解抗战时期的巴金多有助益,但从“小人小事”出发观照巴金抗战文学的特质,在研究界尚未受到充分重视。既有研究多是沿着巴金自述中的思路,将其作为一个作家创作序列中的转折“坐标”而提及。事实上,巴金书写“小人小事”的意义不仅在于忠实记录战时日常,或借此锤炼小说技法,应如何看待巴金的这一新的作品序列?巴金对“小人小事”的态度,是作者文学与社会兴趣的转向还是书写策略的调整?当巴金作品中最具标志性的富有激情、活力与气魄的革命人物,被善良却稍显懦弱、缺乏生机的小人物所取代,当曾经火热的革命动能消隐在日常琐碎的人际纠纷时,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抗战文学图景和作家的历史意识?

战争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巴金却在别人发现英雄的地方发现了看似平常的“小人小事”。他将平凡的小人物塑造为作品的主人公,让他们置身于不能再凡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可与作者、读者共同分享日常喜忧的友邻。1945年,巴金重编《小人小事》,删掉了其中的旅途通讯,在《猪与鸡》《兄与弟》和《夫与妻》三个短篇小说的基础上,编入了另外两篇小说《女孩与猫》和《生与死》。巴金似乎在有意构造一种关系型的命题,在对称的人物结构和人际关系中展示普通市民的生活矛盾与日常纠纷。小说《猪与鸡》中甚至出现了一些不乏低俗乃至粗野的细节,争吵、骂人、偷窃等恶行也展现出人物更为复杂的个性。有意味的是,这些小人物大多性格含蓄,心中压抑了很多藏而不露的委屈,总是怀着一些说不出口的秘密。在他们身上,时常闪现出不凡的品格。如在献金台上交出自己仅有的“微小的财产”的乞丐,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牺牲精神和坚强的信念”。他们身上有着克鲁泡特金意义上的“自我牺牲”精神,保全了某种平凡而崇高的道德感,拉近了英雄与凡人的距离,由此展现了英雄与凡人的对立统一:平凡之人固然称不上英雄,却在战争年代将自己深深嵌入历史,舍弃个人生命或放弃自身利益,完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之举。

巴金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或许也沾染了苏俄文学传统,包含着巴金对果戈里、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描写“小人物”的理解。抗战期间,巴金对自己曾经的译作做出过新的阐发。他将《秋天里的春天》的主旨从1932年初版时所归纳的“我控诉”变更为抗战第三版的“我是一个平凡地想平凡生活下去的人”。怀着一种想做普通人的愿望,巴金翻译的《迟开的蔷薇》也试图强调小人物身上“优美的人性”。1945年,受《时与潮文艺》编者邀稿,巴金开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并准备将其中的第二章作为短篇小说单独发表。陀氏对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而巴金此时翻译他的作品意在重提“‘抹布里的灵魂’这句老话”。“作者发掘人性,深刻到极点,所以他能够在‘娼妓’,‘小偷’,‘酒鬼’等等被人践踏的所谓‘下等人’中间找出优美的人性,就像他在湿漉漉的抹布缝里看到发光的灵魂一样。”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深切同情,成为贯穿巴金整个抗战时期的创作心态,如此也就不难解释巴金为何对柯灵与师陀所改编的《夜店》充满思想和情感上的巨大共鸣。

巴金以文学的方式关注“小人小事”的背后,是探索战时民族力量与历史动力源泉的尝试。巴金认为,民族的基本力量是由普通人身上任劳任怨、默默工作、在困境中坚守等品质汇聚而成的。例如,以再现1941年在成都躲警报期间的见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某夫妇》,描写了在某次日机空袭过后,普通女教师明方失去了丈夫但仍忍受剧痛坚韧生活的故事。小说的情节虽简单,却饱含着巴金对既非英雄也非模范的“普通人”的赞颂。将小人小事与英雄人物的伟大事迹相对照,是巴金在抗战时期思考个体价值的基本框架。坂井洋史发现,巴金对“平凡人”的道德价值做了超历史的理解,在这样的“伦理道德的‘强度’”下,“大人物”创造的价值失去了绝对意义。通过抗战时期的思考与实践,巴金的“‘平凡人’哲学”得以深化。而巴金歌颂小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某种永恒的价值,更具有抗衡战争年代常被简单化的英雄主义或乐观主义的可能。

巴金以如火的创作热情,写下了知识青年斗争的火光、复仇的火种,也使“火”成为一种标识作家个性的文学意象。对于巴金作品中“火”的意涵,学界已多有论述。虽然这一意象由来已久,“火”在抗战年代的具体所指及其对小说形态、作家主体精神状态的影响仍值得探讨。在1942年的短篇小说集《还魂草》的序言开篇,巴金所引述的《野草》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其战时写作的寓言。借用鲁迅的话,巴金总结了以《还魂草》为代表的战时短篇小说的创作历程与写作心态:本以为《还魂草》将要实现的是从沉默到言说的转变,却终归没有达到从空虚到充实的叙述效果,反而指向了一种悖论性的写作状态。这一说法或许是作者对小说言不逮意的自谦之辞,“似乎我的笔并没有把我心里积的东西吐出一丝一毫”,但也指向了作者情感强度的不足,“我拿笔的时候我觉得满腹正义的控诉要借我的笔倾吐出来,但写在纸上的却是这几篇散漫无力的东西。不像控诉,倒像呻吟了”。情感是否足够饱满,取决于巴金所认为的“控诉”力量是否得到了强化。没有达成“控诉”的强度,自然无法写出他所期待的“充实”。巴金自认为最终将“控诉”写成了“呻吟”,这背后的缘由和不得已可以从文本中找到情感的逻辑。巴金写作“小人小事”期间较少彰显情感色彩的冷静笔调并不是自然获得的,而是伴随着“火”在作家心头的积郁和消解而形成的。在这一克服与调适的过程中,巴金的抗战小说展示出一个复杂的写作者形象。

“火”在抗战的现实层面,最直接地与巴金所遭遇的空袭和战火中的旅途见闻相关。与很多战时作家一样,巴金对战时中国废墟与焦土的印象,来自他遍布多座后方城市的流亡足迹。在上海、广州、武汉、桂林、昆明和重庆等城市,巴金目睹了同样的受创的土地,同样的无尽的废墟,他的精神世界被这些惨烈场面和灾难事件所占据。在先后集结出版的散文集《旅途通讯》《感想》《黑土》以及《无题》中,空袭成为多篇文章的主角。“关于轰炸我真可以告诉你们许多事情。”1939年初,巴金计划“写一本书来记录中国的城市的欢笑”,也即战火中人们的乐观精神和抵抗意志。然而,随着见闻的积累,仇恨不断加深,情感愈加悲愤,“中国的城市的欢笑”始终未能出现在巴金笔端。在1940年的一篇悼念文章中,巴金称那些在昆明因空袭死去的同胞为“先死者”,认为他们“并非不幸的、徒然的牺牲者”,他们“跟着中国的土地受难”,“用自己的血灌溉他们所爱的土地,对这土地他们尽了最后的力量”,因而活着的人当成为他们未竟的工作的继承者。在文章结尾,巴金写道:“我流的是感激的眼泪。对这些先死者,我没有资格哀悼他们。”巴金在他人的死亡中再次确认了生存的意义,这也意味着活着的“我们”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成为“他们”中的一部分,并与后来的继承者一同,在战时中国贡献生生不息的力量。

作为一个40年代萦绕在巴金整体创作中的核心意象,“火”既延续了此前作品中关于青春与革命激情的象征性,也承载了巴金关于战时中国的记忆。它既是轰炸期间烈火吞食生命的真实视觉景观,又是作为战争灾难见证者的作家站在废墟前怒火烧心的情感写照:

这几年我没有写过一个短篇,但是我觉得肚里装满了火似的东西。那不少的见闻,那不少的经历,那无量的腥血,那无数的苦难,我全接受了,我全忍受了。我没有能做什么事情,除了把这一切全堆在心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一天一天地炙我的骨,熏我的肉。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我必须拿起笔来。否则我会让火烧死我自己。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积郁悲愤中写出了《火》《还魂草》等小说的巴金,在放下笔的一刻“又感到窒息,又感到胸腹充塞。愤恨仍像烈火似地在我心里燃烧”。抗战时期一切关于“火”的记忆都过于沉重,让巴金难以释怀。

40年代巴金关于“火”的记忆大多与空袭记忆,与战时中国的记忆相关。如果说从1938年到1942年,存在着某一种战争现实,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整体性地统治了巴金的文学写作,那么这一现实或许正是空袭。敌机的轰炸时刻与废墟惨象,成为巴金一生中的“决定性瞬间”,使他的精神难以从中完全恢复。作为一个严格遵循“‘为生活’而写作”的原则的作家,巴金惯于强调笔下的故事基于真实的生活原型,题材的现实性或许有助于巴金的抗战文学叙述获得一种权威感,并弥补“小人小事”题材在“文学价值”层面不具备“史诗性”的“底气不足”,但这些经历也总是让有关“火”的场景与那些死于战火的人们在巴金的意识里再次苏醒,使关于“火”的回忆时常回荡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令巴金无法通过书写苦难而完全纾解精神创痛,反而是在对于“火”的重复性叙述中,不断重新走进战火中的残酷场景。

由于体验过生存极限,巴金对生命和死亡的新观念也逐渐在文本中显露。1938年在广州的巴金体会到,人可以随意生,也可以随意死。空袭带来的死亡想象太过频繁,以至于人们尽管仍会感到恐惧,但由于目睹了太多死亡场景,几乎已经产生了麻木心理。于是,巴金塑造了衣冠整齐的“废墟居民”,在空袭警报未远去时,穿过瓦砾堆,安闲地住进废墟中仅存的一栋残破小楼中。这种被巴金称为“结实”的坦然,并不意味着勇敢,但也毫不畏惧于任何一种形式的暴力。人们将死亡看得格外平常,可以与死亡的威胁共生。由于不用去“思索‘死’”,人们更在意抓紧“生”的光阴,努力做事。生活在这些人中间,从亲历和见闻中收获关于看淡生死的教益,但某些血腥的、超现实的场景仍不断浮现在巴金眼前:“一个人从地上爬起来拾起自己的断臂接在伤口上托着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了半边脸,手里还抱着她的无头的婴儿”,而“我”只能“袖手旁观着,不能够帮一点忙”“他那染着血的白纸一样的脸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

空袭以不断闪回的记忆形式充斥在巴金的抗战小说中,同时也构成了多篇作品的创作缘由。1941年的散文体小说《废园外》,成为后来中篇小说《还魂草》诞生的一个先兆或雏形。《废园外》讲述的是一次“死亡”教育:“我”散步路过一座被炸弹损毁的废园,想起此前敌机轰炸昆明时园内一个深闺少女的惨死的故事。草席下露出的一只瘦小的、全是泥土的腿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这篇不过一千二三百字的作品,情节稍显简单和破碎,最初被巴金当作散文,随后又将其收入《短篇小说选集》,理由在于它的“情调”接近短篇小说。巴金还介绍了《废园外》被译介到俄国时,成为译者所青睐的“小说”的情况。《废园外》被巴金视作一篇较为得意的小说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它包蕴着一个更大的有待讲出的故事。巴金见过空袭过后各种血腥的场面,但唯独这一只瘦小的泥腿,在他的记忆中最为深刻。它所代表的是青春的消亡,是最具希望与活力的生命被残害,而这正是巴金二三十年代尽全力歌颂的对象的陨落。面对着这样的一条泥腿所生发的无尽遐想,综合了巴金关于“火”的各种记忆,成为一年后写作《还魂草》的初衷。

尽管“火”的记忆令巴金痛苦,但他也借此对自己身处的战时中国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理解呈现为带有作家个人标识的文学形式。巴金的空袭书写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展示现代主义的视觉奇观和异化体验,也不在于直抒胸臆的宣传鼓动,而在于将自己所有关于“火”的记忆,都叠加在一些平凡的小人物的故事之上,以他们的日常人际互动展现最宝贵的生死情谊。也许因为战争的残暴性,以及巴金对于革命失败的幻灭感,他将革命理想转移到普通人群中和民间社会,从最普通的民众,特别是在下层民众中发现了弱者的抵抗力量。二三十年代的“火”,带给巴金的是革命的崇高与激情,而抗战时期他所目睹的“火”,则引导着巴金走出理想主义,拥抱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叙述主体“我”真正融入了故事的讲述,与人物“一起哭笑”。正是以一种“活在小说中”的写作方式,巴金使那些曾被湮没的“小人物”在历史的隧道中凸显了出来。

如果说“小人小事”为巴金提供的是一种观察战时社会的视角,那么小说所采取的叙事姿态则反映了背后更为复杂的战时伦理问题。谈论起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这类短篇小说时,巴金的重点不在小说人物的社会身份,而在作为“小人物”的叙事主体的情绪转换,这与小说叙事技法从“倾吐”向“暗示”的转变密切相关。早期作品中以讲故事和“倾吐感情”为主体的叙述方式逐渐隐去,小说中的“我”成为一个面对纠葛纷争的冷静的观察者,此前那个较少节制和隐藏的作者,在“小人小事”的作品中有所改变。王瑶曾指出,与《火》的前两部相比,“抗战三部曲”的第三部《田惠世》“虽然在故事情节上还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低沉多了”。巴金“收敛起了他那股鼓吹反抗和变革的激情,而用平淡的笔沉重地诉出了一些善良的人所受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摧折”。不仅是《火》,《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小人小事》都带有这种“低沉的情绪”。这些小人物是作者投注了最深同情的对象,叙述主体却需要时常极力压抑自己心中的激情,以一种佯装冷静的客观姿态去呈现,从而形成了一种苦心经营的“冷静”,这与短篇小说《兄与弟》中“我”作为混乱人群中的一个呆滞冷漠的观察者相吻合。小说中的“我”作为空袭阴影中重庆市民的一个代表,常常难掩身心俱疲的乏力感。友人唐老五的死亡尽管使“我”陷入烦躁与焦虑,但“我”仍下定决心“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把月光也关在外面”,与外界形成短暂却绝对的分隔。一个小人物的生命的消逝,反而让“我”生发出一种指向自身的饱含嘲讽的“安心”之感。这种不和谐的“冷静”,成为巴金笔下“冷静的旁观者”的最为突出的心理特质。

巴金一方面力图呈现战争中“小人小事”的真实样貌,另一方面又希望淡化其中的日常悲剧在内心留下的痕迹,通过重温痛苦来克服痛苦。在巴金有关空袭的文学书写中,充满了对灾难与痛苦的反刍,这一反复的过程表现为写作者不断与其内心作斗争,以小人物身上的美德与小人物之间的情谊去消解和对抗战争创痛。巴金常说自己依靠友情生活,强调以《还魂草》为代表的战时作品,写的是自己“追求了一生的友谊”。友情烛照灵魂,使得流亡途中的巴金并不感到孤独。友情鼓励着他走到各个地方“去看朋友们的亲切的面孔,向他们说一些感谢的话,和他们在一起度过几天快乐的时光”。既写“朋友”,又“为朋友们写”,巴金的战时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纪念物的价值,甚至带有某种凭证和诺言的意味。巴金所写的小人物之间的平凡温情,也反映了作家个人的社交与创作动力之间的关系。巴金在与朋友的对话交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那些惺惺相惜的知己产生了精神共鸣,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中的友人、小说中的人物、叙事者乃至拟想读者均带有了“小人物”的身份特质。

小人物之间的情谊是战争年代巴金最为看重的情感支撑。在漫天炮火的空袭下辗转各个城市,时时生活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这种极端的命运无定、死生由天的体验,让巴金倍加珍视友情:“X机在我头上盘旋,整个城市在焚烧的时候,我还感到友情的温暖。是这温暖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以平静的心情经历了信中的那些苦难日子。”在平凡温情中所获得的疗愈战争创痛的过程,体现在小说人物与情节的塑造上。小说《还魂草》所讲述的“将自己的血培养一种草,长成了就用它去救活一个死去的友人”的“好听的故事”,与小说中利莎、秦家凤两个女孩的故事形成了重叠。秦家凤母女在一次空袭中遭难,利莎开始不停寻找这种能够起死回生的“还魂草”,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均可视为巴金心目中“平凡人”的理想化身。而“我”在无奈之下只好戳穿了这一传说,利莎也表示自己早已懂得故事的虚构,“我”与利莎之间形成了一对小人物之间互相欺瞒又互相安慰的互动故事。早年歌颂个体的无畏牺牲、无私奉献的巴金,此时开始仔细观照起他们的日常生活及其人际关系。巴金不仅是在一个个独立的“小人物”,也是在“小人物”的友谊,即他者与自我的相互确认中,寻找着战争年代慰藉自身的方式。

《还魂草》利用书信体形式,展现出了一个痛苦而复杂的“写作者”形象。整部小说故事的展开均被嵌套进“我”写给“敏”的五封信中,写信报告给远方的友人有关山城重庆发生的故事,几乎成为作者在生活重压下舒缓心情的唯一方法。但写信于“我”而言又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心理过程,“我”不得不将自己的写作状态描述给收信人:

昨夜我提起笔来,想向你报告一个消息。但是糟蹋了十多张纸,我还写不出一段可以叫人理解的字句。……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面。回忆凝成一块铁,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思念细得像一根针,不断地刺着我的心;血像一层雾在我的想象中升上来,现在连电灯光也带上猩红的颜色。我无法逃避。一闭上眼,我就会看见那只泥土裹紧的腿,和一个小女孩的面颜。我不能在梦里找寻安静,我只有求助于笔,让它帮助我减轻痛苦。

这一段对写信心理的还原,也构成了巴金抗战文学写作的某种“元叙述”。通过艰难地重述此前自己见证的惨象,“我”将灾难讲述给收信人,这本身也成为一种疗愈的形式。轰炸中各色小人物的死亡,是知识分子心灵史上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小说中“还魂草”的传说意在提供某种解脱和救赎。另一篇同样建立在信件往来基础上的小说《某夫妇》,在题材和情节上与《还魂草》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小说所设置的一个光明结尾似乎表明,巴金终于在写作中纾解了此前的一些关于“火”的郁结。在写作这两篇小说之前,巴金尽管已经与灾难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但他似乎并未获得历史的、伦理的距离。他常常陷入对昆明所见的那只“泥腿”的回想,并纠结于写与不写的矛盾之中,因此产生了种种自我反省,长时间艰难地跋涉在此前的“火”的记忆中。

写信与回信实际上在抗战时期的巴金作品中占据了主要形式。综观抗战时期巴金所有关于空袭的写作,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巴金所找到的理想文体正是第一人称书信体。每每写到战争的惨痛,巴金几乎都会选用这一文体,其中也包括了1938年由一系列“在各地写给朋友们的长长短短的信”所组成的《旅途通讯》。而事实上,《旅途通讯》中的文章几乎是纯粹描述自己见闻的战时游记,充满了倾诉意味,作者恨不得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和“对朋友的感激的心情”都让朋友们得知。旅途通讯这一被游记创作者和报告文学家所采用的形式,被巴金改造为一种书信体写作,即形成了一种根据作者见闻向拟定“收信人”叙述故事的自觉。这一方面拓展并丰富了书信体作品的形式,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当时的巴金亟需通过写作进行讲述和对话的心理意图。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小说最早的一批作家那里,书信体曾是他们偏爱的风行一时的小说形式,作者借此抒发内心独白,淡化小说情节,或将情节打散为碎片化的叙事,且往往以此讲述不幸的遭遇。他们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让叙事人成为故事中的人物和行动者,获得讲述亲身经验和感受的便利性,并建立一种真实感,进而起到“拓展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同情的能力”的效果。这一独白的逼真性对于作者的意义更在于,写作者巴金决定与灾难和解,以文学的方式正视这段战争经验。巴金用书信讲述“火”的战争记忆,将其中最折磨人心的积郁片段留存在了文本中,又以小人物的身份返归战时的日常生活,获得了继续生存和抵抗的勇气。

余论

后方城市所遭受的战争灾难及其在“小人小事”中的悲剧性展现,并非偶发性事件,而是内在于作家的日常生活结构和生活意识之中,构成了作家理解战时社会的重要途径。巴金在抗战小说中书写“小人小事”,反映了作家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政治信仰、哲学追求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在巴金看来,安那其主义的思想精华主要凝聚在伦理学部分。由于强调道德、革命与社会生活的内在关系,安那其主义伦理学或许最能解决巴金所关注的问题,也最能与其文学写作相联通。巴金格外重视克鲁泡特金将“天上的”伦理学改造为日常生活之中的伦理学的著述动机,力图使伦理生活与普通人的日常社会生活真正融合也是巴金战时写作的诉求。

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巴金持续阅读和解说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并将自己的社会文化实践与之相参照。1928年,巴金将其译为《人生哲学》,视其为一种“做人的道理”和“社会的支柱”,而抗战则为巴金提供了一次重新理解伦理的历史契机,特别是将其落实为一种战争伦理,这促使他从中国语境出发去扬弃、转化和更新自己的伦理意识。巴金在抗战期间重新阅读和修正了《伦理学》译文,并在1940年修改了他于1929年写成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一文。如果说巴金在抗战前对于安那其主义中由“互助、正义、自我牺牲”三要素构成的道德规范的信奉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那么当他将这一信仰与其对抗战中国的真切体察相参照时,则经历了思想上的困惑。抗战开始前,以信仰和平与博爱的人道主义为核心,站在“极端的战争罪恶观”的立场,发出“憎恶战争的呐喊”的巴金,到了全面抗战时期则随着思考与实践的深入而重新认识了有关自由、平等和牺牲的观念,他也开始对于武力的使用有了新看法,自觉扬弃了安那其主义反对战争或暴力的主张,断言“我们目前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可走”,在“反抗强权、反抗侵略”的过程中使用武力,保护民众,恰恰是最为正当和正义的,这也为以“控诉敌机滥炸平民的罪行”为创作初衷的《还魂草》等小说找到了更深层的理论性依据。

巴金的“小人小事”写作尽管在形式上削弱了“控诉”的力量,也并未形构为战争年代的宏大叙事,但这一系列作品触摸到战争历史书写中难以觉察的部分。巴金关于“火”的记忆,连同小说中“我”与身边小人物的个体创痛,以一种鲜活的方式保留了它们的历史痕迹,并成为重新思考战争的一种文学尝试。而当巴金借由叙述“小人小事”而发现了后方的抗战力量与普通民众的历史动能之际,也便是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与作为文学家的巴金在写作中达成某种统一的时刻。

(本文刊载于《写作》2022年第2期。)

原标题:《《写作》新刊︱秦雅萌:巴金抗战小说中的“小人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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