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是如何发迹的？

1127年4月，“（徽宗、钦宗）二帝北狩”，北宋亡国，因为“请存赵氏”，秦桧和宰相何㮚等人一起被掳往北方。1130年10月，秦桧“独得归”，何㮚则客死他乡，因此，“士民闻桧来，皆惊疑。”（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为《系年要录》，卷三十八，中华书局，2013年，第851页）但“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系年要录》，卷三十九，第867页）于是，次年2月，秦桧除参知政事，8月，秦桧拜相。

毋庸讳言，南归之后，秦桧首次登上权力巅峰，得益于范宗尹、李回之助，但第一次拜相，秦桧并无作为，随即便罢去，后来，再因理学家胡安国、胡寅父子交誉，为时相张浚汲引，得以第二次拜相。秦桧先后两次拜相，他人荐引，功不可没，与其有力的范宗尹、李回、胡安国等人，其实都源自秦桧在北宋末年建立和经营的社会关系网络。

事实上，北宋中、后期任官制度中，荐举和保任广泛推行，导致人际资源及网络在仕途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胡坤：《宋代荐举制度研究》，河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荐举则直接左右了士人日后的仕途发展，政务能力与人际网络的经营攸关仕途荣衰。”“从读书业举到中举任官前的养成过程中，士人受到个人才学、家族资源与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影响。”（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第4页）由此，宋人“举世重交游”的风尚深入人心，秦桧亦概莫能外，姻戚、乡党、师友、同年等都从属于这一网络。

有关秦桧姻党，日本学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5页）中有涉及，但该书主题侧重于高宗朝的政局演变，秦桧在徽、钦两朝的交游及其仕履之间的关系尚付阙如，对此，国内唯一有关秦桧的学术专著《秦桧研究》（韩酉山：《秦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页）的相关章节中，著者仅简单抄录了《玉照新志》中的文字，未加考辩。

此外，何忠礼《南宋政治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及其新著《宋高宗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5页）则以《宋史·秦桧传》相关文字一笔带过。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碑志及文献为线索，勾勒秦桧的家世背景、社会关系及其对秦桧仕途的可能影响，一窥两宋之际的政治生态。

秦桧像

一

“秦桧初擢第，王仲岏以其子妻之。仲岏后避靖康讳，改名仲山。仲山，朴鲁庸人也，禹玉子，而郑达夫，禹玉婿，达夫之室，盖桧妻之亲姑也。达夫当阙，除以密州教授。翟公巽为守，前席之代还，荐于朝，得学官。继而夤缘郑氏，中宏词科，吴幵力荐其才学，除郎。靖康中，张邦昌使金，辟置为属以行。邦昌使还，拜相，属吕舜徒好问荐引入台，浸迁中司。金酋粘罕妄有易置君位，监察御史马伸首倡大义，上书粘罕，言甚不然，桧偶为台长，列名为冠，酋怒，拘桧与其妻王氏于北方。”（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5页）

《玉照新志》为南宋史学家王明清所著，收录众多两宋人物事迹，其中，涉及秦桧初年仕履，颇为详尽，更仅见于该书，是解开秦桧发迹史的关键线索，但个中人物及其与秦桧仕履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一详考。

有关秦桧家世，仅《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姓氏录·秦桧传》略有提及：

“秦桧，字会之，建康人也。父敏学，曾任湖州吉安县丞、信州玉山县令、知静江府古县，皆以清白闻名。生子桧，其第三子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201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82页）

显然，秦桧家境一般，父亲官位不显，其母亲一系，据王明清另一著作《挥塵后录》（卷十一）载：

“王鈇，字承可，会之舅氏王本观复之子……徐献之琛，亦王氏甥，与会之为中表，而师川之族弟。”（王明清：《挥塵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可知其母姓王，名字不详，以上可由《宋故朝奉郎知洺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骑都尉借紫王君墓志铭》（《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2页）证实，墓主王纯中有“二婿，曰：玉山令秦敏学，崇阳尉徐禋”。与《中兴姓氏录》中秦敏学曾任“信州玉山县令”的记载完全一致，再参考《挥塵后录》，可以断定王纯中即秦桧外祖父。

《墓志铭》由黄庭坚撰写，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豫章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王纯中父子交游、往还，今人余辉在《秦桧母族豫章王氏考论》（《唐宋历史评论》，2021年第一期）论及，但作者似乎未能注意到黄庭坚和秦桧母族之间的关系：

首先，王明清提及的“师川”，即徐俯，字师川，正是黄庭坚外甥，他和洪朋、洪刍、洪炎并称“山谷四甥”，均为“江西诗派”代表人物，苏轼与徐禧也有往来，《吊徐德占并引》载，“元丰五年三月……德占（徐禧，字德占）……惠然见访。”（苏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134页）苏轼好友鲜于侁则为徐禧作《徐忠愍墓志铭》。（《全宋文》，第51册，卷1116，第327页）其次，秦桧与徐俯族弟徐琛为中表兄弟，因此，黄庭坚与秦桧母族有连带的姻戚关系，何忠礼在《宋高宗新论》（第191页）中却误将徐俯视为秦桧之妻王氏的中表。

黄庭坚称王纯中为“丈人行也”，另据《墓志》，王纯中兄弟四人，二兄客死，尚有一弟，但名字不详，而黄庭坚有一妹婿王纯亮，与秦桧外祖父王纯中名字中均连一“纯”字，目前，尚不能确定二者是否为同一人。（周裕锴：《黄庭坚姻亲考》，《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二期）

北宋末年，钦宗即位，随即解除“元祐党禁”，元祐子弟及“苏门”后学崛起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和秦桧一起被俘的何㮚，以及助秦桧二次拜相的张浚，均为苏轼乡党，也可视为广义的“苏门”中人，张浚更为苏轼从孙苏元老门人，黄庭坚视苏元老为“苏氏之秀”。(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3273、3305页)

高宗酷爱黄庭坚书法及其文集，因为读《黄庭坚集》而知徐俯，秦桧便极力援引徐俯等山谷诸甥及黄庭坚族人，徐俯更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熊克：《中兴小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7页）因此，“黄氏亲族，以至外姻，或迁官，或白身命官，殆无遗余，皆云以庭坚之故也。”（朱胜非：《修水闲居录》）再次确证了秦桧与黄庭坚家族之间的某些关联。

由此，秦桧和黄庭坚及其背后更为广义的“苏门”之间，便隐约有了渊源和关联，秦桧“喜”苏轼门人张耒、陈师道，这将成为秦桧入仕之后得以进阶的敲门砖之一。（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6年，第3122页）

二

1115年，秦桧中何㮚榜进士，是年，翟汝文为礼部试主考官之一，（《宋会要辑稿·选举一》）秦桧和翟汝文之间是传统的门生、座主之谊，《宋史·翟汝文传》（卷三百七十二）又载，“汝文在密，桧为郡文学，汝文荐其才。”二人再添亦师亦友的“宾主”关系。

翟汝文，字公巽，政和元年，钦宗出就外傅，翟汝文“劝讲储宫”，为钦宗“东宫旧臣”，《翟氏公巽埋铭》言，翟汝文“少从苏轼、黄庭坚游”，徽宗即位之初，苏轼自儋州北归，翟汝文迎于途次，（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第1413页）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苏、黄门人。

翟汝文与黄庭坚乃至“苏门”的渊源不止于此，其妻邢氏为陈师道内侄女，而陈师道为“苏门六君子”，秦桧舅氏王本和陈师道的姐夫张舜民也有交集。总之，翟汝文与秦桧之间多重关系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后文还将论及，由此成为秦桧入仕之后的第一位伯乐。

综合《宋史》、《中兴姓氏录》及上引《玉照新志》等现存史料，可以确证的秦桧最早入仕记录——“密州教授”，很可能便是拜翟汝文所赐。

1115年，给事中、同修国史翟汝文同知贡举，据《埋铭》，政和三年（癸巳）夏，翟汝文“除修哲宗皇帝国史”；四年十一月，迁给事中；次年，因得罪内侍梁师成，黜守宛陵；“明年（即政和六年）秋，除吏部侍郎，未拜，改帅合肥，踰月，移守密州。”若《埋铭》确凿，翟汝文知密州当在政和六年底以后，即秦桧进士释褐第二年，为密州教授应不早于此。

《玉照新志》认为，“达夫当阙，除以密州教授。”郑居中，字达夫，政和六年五月为太宰，即宰相，当月便因丁母忧罢相，期间未必能顾及秦桧仕途；十一月起复，再为太宰，其时和翟汝文知密州差相仿佛，或许也是秦桧初为密州教授的时间。

自1073年后，州学教授多从州郡长官举辟，且为“堂除”，即宰相差除。如1070年，苏辙为陈州教授，即由知陈州张方平辟，由此，秦桧任密州教授，很可能也是由知密州翟汝文辟举，《玉照新志》似乎夸大了郑居中对于秦桧仕途的影响，毕竟，贵为宰相的郑居中只是履行了最后一道手续而已。

翟汝文辟秦桧为州学教授，除了彼此和黄庭坚之间的关系外，更可能出于对秦桧才华的欣赏，这从之后秦桧继中“词学兼茂科”便可见一斑，高宗也称秦桧“词翰甚美”。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二》：“（宣和）五年三月，三省言：试词学兼茂科迪功郎、前密州教授秦桧考入次等，依格循资。”崇宁二年九月，徽宗从邓洵武之情，定选阶，选人七阶改为郎，为低级文官，即选人所带寄禄阶官，用以定其俸禄，第七阶为将仕郎，政和六年，改将仕郎为迪功郎。

《中兴姓氏录·秦桧传》又载，“政和五年，何㮚榜，登进士第，为密州州学教授，知州翟汝文、安抚使张叔夜皆荐之，中宏词科。”张叔夜、翟汝文同为钦宗“东宫旧臣”，张叔夜为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在宣和四年至靖康初，（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第78页）密州隶属京东东路，可见直到宣和四年前后，秦桧仍为密州教授。

由此，宣和五年（1123）三月，即三十四岁时，秦桧尚未改秩为京官，仍在“选海”挣扎，这已是他考中进士第九年。同一时期，同年何㮚已累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读，正四品，为皇帝侍从，一个更直观的比较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周必大进士及第，初授官即为迪功郎。

显然并非如王明清所示，由于郑居中的提携和加持，秦桧便飞黄腾达，相反，他甚至比普通进士升迁还要慢许多拍，更何况中宏词科三个月之后，郑居中病故。另外，《玉照新志》记载秦桧仕履次序也有错乱，据《宋史·秦桧传》，秦桧先中词学兼茂科，后为太学学正，王明清似乎将其前后颠倒。

和进士科不同，“词学兼茂科”属于特科，需人推荐方可参加，且“（每年）取毋过三人”，（《宋史·选举二》）可见其门槛之高，因此，一般入等之后，往往会在循资、迁转等方面予以推恩。

但秦桧得到的仍是“依格循资”，并无推恩。相较之下，宣和元年，“依格循两资推恩”，宣和三年，“依格推恩外，特除秘书省正字”，秘书省正字，从八品，为馆职，“朝廷之华选”。（《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二》）

三

相较于翟汝文的荐引和提携，王明清明显夸大了郑居中的助益。郑居中爱莫能助，或许和他所处的政治处境有关。

靖康间，宰相徐处仁认为，“（蔡）京与郑居中、王黼相继当国，各立说以相倾，凡二十余年。搢绅士大夫……未有不经此三人除用者。”（汪藻：《靖康要录签注》，卷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71页）

郑居中，开封人，徽宗郑皇后“族子”。政、宣之际，恰为徽宗朝政局演化的转捩点，事实上，相较蔡京、王黼而言，郑居中更像是此前短暂拜相的赵挺之、张商英，他们都不过是徽宗与蔡京之间君、相博弈及其后蔡、王两党权力交争中的短暂过渡。而郑居中的外戚身份更成为蔡京排挤和攻击的把柄，因此，虽两次拜相，但前后仅三年，且和蔡、王两党皆持异议。“既不合，（蔡京）遂因蔡渭理其父确功状，追治王珪。居中，珪婿也，故借是撼之。”“王黼、童贯复议举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灾而动，待其自毙可也。’不听。”（《郑居中传》，《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04页）

终徽宗一朝，士大夫要想飞黄腾达，不经蔡京，便由王黼之门，由于和郑居中之间的姻戚关系，秦桧势必不为蔡、王两党所喜，这和前文中秦桧在徽宗朝仕履艰难、官位不显的论述若合符节。

那么，秦、郑有何姻戚关系？一言以蔽之，两人同为华阳王氏婿，只不过，郑居中为王珪婿，秦桧则为王珪孙婿，而前引《玉照新志》中的张邦昌，为邓洵仁婿，邓洵仁为王珪侄婿，并与朱胜非为僚婿。（分别见于《鸡肋编》卷中、《夷坚甲志》卷二，及李清臣：《王文恭公珪神道碑》，《李清臣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5页）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娶范仲淹友婿郑戬之女，和王安石、吕公著同为庆历二年榜进士，王珪第二，为榜眼，王安石第四名。后来，王安石、王珪相继为神宗朝宰相，宋人笔记称，王珪家族“自太平兴国至元丰十榜，皆有人登科”。所谓“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第135页）

事实上，《玉照新志》中对秦桧仕途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除翟汝文、吴幵之外，郑居中、张邦昌、吕好问都和王珪家族有直接的姻戚关系，据王珪《华阳集》，王珪伯父王覃娶吕蒙巽弟三女，而吕蒙巽正是吕好问高祖吕蒙亨之弟。

此外，借由妻子王氏，秦桧又和翟汝文及后文将要提及的谢良佐等人产生间接的姻戚关系。王珪长婿李格非为苏轼门人，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其亲家赵挺之和翟汝文岳父邢恕以及谢良佐之弟谢良弼为友婿。（《挥塵录》，第134页，另见《朱子语类》，第3121页）

由此可见，姻戚关系即便未能予秦桧仕途以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却不容小觑。徽宗朝晚期，郑居中、邓洵仁及弟邓洵武、婿张邦昌等相继执政多年，门生故吏多，据《中兴姓氏录·秦桧传》，“（秦桧）中宏词科，李邦彦荐入馆，后除监察御史”，所谓“入馆”，指秦桧或入秘书省，而前文中“吴幵力荐其才学，除郎”，即职方员外郎，（《靖康要录签注》，第229页）为尚书省二十四司郎官之一，简称为“郎”，同一时期，朱胜非也在尚书省，或为右司员外郎，史家之所以将李邦彦、吴幵混淆，或许从侧面反映出李、吴之间也存在某种关联。

李邦彦为郑居中“所亲”，（《会编》，卷二百二十，第1586页）徽、钦之际，皇权陵替，李邦彦、张邦昌递迁为宰相，与王珪家族有直接或间接姻亲关系的人士，如吕好问、朱胜非、赵明诚（李清照之夫）及其姨兄谢克家，妹婿傅察、李擢等人，也包括翟汝文等，一时之间，都骤擢显位。

《宋史·陈公辅传》明确指谢克家因“附丽”李邦彦“以进”，而谢克家、李擢等结党。（《会编》，卷四十八，第359页）

四

靖康间，秦桧迅速蹿升，“御史中丞李回、翰林学士承旨吴幵共荐桧，拜殿中侍御史，迁左司谏。”（《宋史·秦桧传》）御史中丞、翰林学士承旨均为“执政四入头”之一，多为宰执亲信，只是史料所限，难以确知李回、吴幵与李邦彦、张邦昌，甚至郑居中等人交游、往还的证据而已。

李回，字少愚，《宋史》无传，但据《夷坚甲志》（卷七），李回是建康人，和秦桧同乡。靖康元年八月，李回拜御史中丞仅月余，便签书枢密院事，晋升为执政。（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巴蜀书社》，1995年，第186页）

《宋史翼·列传四十》将吴幵列入“奸臣传”，再综合《挥塵余话》（卷二）及《鸡肋编》（卷下）可知，吴幵，字正仲，滁州人，绍圣四年中宏词科，即“词学兼茂科”的前身，吴幵有《优古堂诗话》传世，论及的诗文多出自“苏门”中人，考虑到徽宗禁绝苏轼及其门人的学术、文集，吴幵的旨趣、好尚是不言而喻的，而秦桧和“苏门”之间的瓜葛，同样毋庸讳言。

“秦会之为小官时，（吴）幵在禁林，尝封章荐之。”（《挥塵余话》，卷二）“禁林”即学士院，由此，王明清所记与《宋史·秦桧传》中李回、吴幵共荐秦桧，应是同一件事且基本属实，所以，拜相之后秦桧便对吴幵及其子祖度、婿曾慥照顾有加。

曾慥正是曾肇之孙（《曾文昭公行述》，《杨时集》，《中华书局》，2018年，第752），即曾巩侄孙，王明清则是曾巩另一个弟弟曾布的曾外孙，另据《翟氏公巽埋铭》，“（翟汝文）以书谒南丰曾巩子固，……（曾巩）喟然曰：‘吾道不坠，系子是赖。’”可见，翟汝文师事曾巩，并有可能与吴幵翁婿往来，秦桧或也因此与吴幵相识。

另外，《宋史·李琮传》可知，吕公著荐李回之父李琮知阳武县，（《李琮传》，《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卷三百三十三，第10711页）吕好问正是吕公著之孙，吕好问继李回之后，升任御史中丞，前引《玉照新志》“吕舜徒好问荐引入台，浸迁中司”。所谓入台，指秦桧初为殿中侍御史一事，但《宋史·秦桧传》明确记载，秦桧为殿中侍御史（正七品）的荐举人是李回、吴幵，二者之间的歧异，或许是将李回、吴幵荐引秦桧“入台”，与后来吕好问再举秦桧为御史中丞（即“中司”）混为一谈。

北宋时期，“举人自代”属于荐举中的一种方式，“两省、台官、尚书六品已上，诸司四品已上，授官讫，具表让一人自代，于閣门投下。”据《两宋御史中丞考》，1126年11月1日，吕好问自御史中丞迁吏部侍郎，23日，秦桧由左司谏（正七品）骤迁为御史中丞（正四品），可谓超擢，或是由吕好问举秦桧自代而来，李回则举吕好问自代为御史中丞。

大约同一时期，何㮚于11月9日除门下侍郎，此间，宰相空缺，门下侍郎便为执政之首，王安中“少时尝师事苏轼于定武”、“为苏轼门下士”，（王安中：《初寮集》，附录一，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00-601页）并与李邦彦俱为郑居中“所亲”，后来，王安中举何㮚、汪伯彦自代，（《初寮集》，第418-419页）而秦桧又与何㮚同年，因此，秦桧除御史中丞，或许也有何㮚的提携，所以，南归之后，秦桧极力为何㮚家人争取追赠恩典。（《系年要录》，卷四十三，第924页）

最后，1126年闰十一月，开封城破，金人废钦宗，另立张邦昌为伪楚国皇帝，围城之中，除秦桧“请存赵氏”，朱胜非、赵明诚任职地方外，前述诸人中如李回、吴幵、范宗尹、吕好问、谢克家、李擢都相继事伪楚。其中，李回、吴幵、吕好问更因拥立张邦昌，获为执政，由此可见，张邦昌成为金人首选，或非偶然，他与秦桧姻戚及交游网络之间彼此重合，且存在着某种默契。

五

秦桧、张邦昌之间关系密切，关键时候，仍能“捐身挺节”、“谋国尽忠”，尤为难得，被高宗视为“庙堂之器”、“社稷之臣”，（汪藻：《秦桧特授通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文安郡开国侯加食邑食实封制》，《浮溪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36页）以致于高宗称许秦桧，“忠朴可用”，“当时忠义无若卿者”。（《中兴小纪》，第430页）从而，为其在南宋崛起奠定基础，这期间，范宗尹功不可没。

范宗尹是两宋最年轻的宰相，秦、范之间的渊源有以下两种可能：

《翟氏公巽埋铭》，秦桧、范宗尹微时，均为翟汝文提携，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翟汝文门下士，后来，范宗尹向朝廷举荐翟汝文之子翟耆年；另据《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李邦彦对范宗尹有知遇之恩，也曾荐引秦桧，因此，或许借由翟汝文及李邦彦，秦桧得以与范宗尹往来。

1130年4月，杜充、吕颐浩相继罢相；5月，范宗尹为右相，事实上为独相；11月，范宗尹荐李回同知枢密院事，接替范宗尹为参知政事的是谢克家，谢克家正是前述邢恕（即翟汝文岳父）友婿谢良弼之子；次年正月，谢克家以病求去；二月，秦桧便继谢克家为参知政事；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继范宗尹除右仆射，李回除参知政事，“除回，桧有力也。”（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注》，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965页）次年四月，“秦桧乃引（翟）汝文为参知政事。”（《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五，第979页）

当然，绍兴初，秦桧拜相，孟忠厚或有助力，孟忠厚为哲宗元符皇后孟氏之侄，高宗皇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便是元符皇后手书，为此，高宗继位之日，尊为隆祐太后，“隆祐复辟，其功甚大”，“朕事太后，与所生母同。”（《中兴小纪》，第69、77页）孟忠厚和秦桧为友婿，两人均为王珪孙婿。（《宋故秦国夫人王氏墓志铭》，《鸿庆居士集》，卷四十）秦桧南归及第一次拜相前后，正是高宗极力推恩孟氏之际，而秦桧第二次拜相之后，更一度引孟忠厚为枢密使，和自己对掌二府。

南宋初年，政争频仍，秦桧第二次拜相，和张浚、赵鼎之间的权力之争有关，结果，赵鼎出局，张浚胜出，随即荐秦桧为枢密使，“魏公（指张浚）剧谈秦会之可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第3144页）而将秦桧荐于张浚的是胡安国，据《中兴小纪》，“秦桧与故给事中胡安国及其子、徽猷阁直学士寅皆厚善”，（《中兴小纪》，第414页）胡安国一度被视为秦桧党之“党魁”，而秦桧为胡安国所知，还是经由翟汝文。

“秦会之尝为密教。翟公巽时知密，荐试宏词。游定夫（指游酢，与前文谢克家伯父谢良佐等同为“程门四先生”）过密，与之同饭于翟，奇之。后康侯（胡安国，字康侯）问人才于定夫，首以会之为对。……力言于张德远（即张浚）诸公之前。后秦自北归，与闻国政，康侯属望犹切，尝有书疏往还，讲论国政。康侯有词掖讲筵之召，秦荐之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第3153页）

但张浚与秦桧还有其他渊源，线索人物则是南宋初期宰相汪伯彦，与汪伯彦一样，张浚也受何㮚荐引，“魏公初以何右丞荐为太常簿”，（《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第3144页）而“初，伯彦未第，有祁门县令王本者，筑馆曰：‘英材’，延之授经，桧与其兄弟皆从伯彦游”。（《中兴小纪》，第313页）王本即秦桧舅氏，可见，秦桧与汪伯彦为布衣之交，后来，“伯彦蒙异宠，亦桧之力。”（《中兴小纪》，第313页）汪伯彦之子汪召锡，亦是秦桧侄婿，在赵令妗谤讪案中，汪召锡附会秦桧，甘做鹰犬。（《中兴小纪》，第435页）

此外，汪伯彦还出入梁子美幕府十余年，同在梁子美幕府的还有苏轼门人王安中（王安中：《初寮集》，河北大学出版社，第418-419页），而梁子美与苏辙为儿女亲家。

六

《宋史》将张邦昌列入《叛臣传》之首，而汪伯彦、秦桧则被归于《奸臣传》，毋庸置疑，秦桧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早年沉寂下僚，后来，借姻党、故交之助，骤擢显位，并在靖康中因为拒绝割地，且“请存赵氏”，而暴得“忠义”之名，得以在南宋之初拜相，秦桧又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对于那些曾经提携过自己的人，大都照顾有加，尤其是其姻党郑居中、王珪的子弟，秦桧子禧更为郑居中孙婿。

同一时期，二苏子弟，也开始在仕途上崭露头角，南渡之后，苏轼之孙苏符初为张浚荐引，并在秦桧第二次拜相之后，于绍兴十年仕至最高位，迁礼部尚书，几与其祖父苏轼巅峰时比肩，同为“六曹长贰”，“八座”之一。（《中兴小纪》，另见张忠全：《宋苏符行状碑及墓砖铭文》，《四川文物》，1986年第二期）

绍兴十三年，苏辙之孙苏籀则“上殿”为秦桧“乞禁野史”张目，（《中兴小纪》，第378页）绍兴二十四年，“三省拟差苏策……为知州。”（《中兴小纪》，第430页）苏策是苏轼的另一个孙子，秦桧时为三省长官，期间，秦桧的提携不言而喻。

但是，人物弧光之说同样适用于秦桧，重要的是人物本性发展的转折和轨迹，秦桧再次拜相，“时朝士皆相庆”，（《中兴小纪》，第286页）但在迭经被俘及权力斗争和宦海浮沉之后，秦桧行为处事势必有所改观，一度与秦桧同为密州教授，并曾称誉过的张守，就较早认识到秦桧的另一面，“守向言某旧德（即秦桧）有声，今与同列徐考其人，似与昔异，晚节不竟，有患失心。”（《中兴小纪》，第263页）张守是秦桧之兄秦梓“前妻之亲叔”，（《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三》，中华书局，1957年，第3819页）另外，张守与汪伯彦同年，“参知政事张守言其（即汪伯彦）才可用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六，第975-976页）

“后秦桧专权柄”，开始贪权、“专国”，并力主“和议”，遂与翟汝文、朱胜非、谢克家等人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胡寅也终因党李光而为秦桧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