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年前，我从西藏阿里归来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张继春教授

时光荏苒，42年前，作为中央赴西藏阿里医疗队的一员，我从阿里归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阿里的故事。

临危受命 奔赴高原

当年，已身患重病的敬爱的周总理听说阿里地区军民缺医少药后，对北京协和医院说：“你们能不能带个头，派个医疗队到阿里地区去为当地的军民服务？”于是卫生部决定以协和医院为先锋，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下属其他单位组队，每年派一批去阿里，共派10年，于是就成立了中央赴西藏阿里医疗队。

我是第4批医疗队的成员(1974年—1975年)。接受这个任务的前几天，当时的副院长顾方舟对我说：“继春，咱俩去甘肃医疗队，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后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要求第4批赴阿里医疗队协和医院要派一个年轻的女队长。当时我不到31岁，又是院党委委员，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周总理嘱咐我们：“你们既是医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同时也是慰问队，是代表党中央去慰问边疆的军民。”

阿里是西藏的西南，“世界屋脊”的“屋脊”，有人生活的最高地方。阿里的气候：高寒缺氧，氧气量只是平原的40%。人烟稀少，平均每10平方公里1个人。那里人吃羊肉，喝酥油茶，住干打垒的土坯房或帐篷，出行靠骑马或牦牛。当时卫生部部长接见队员时曾问：“你们会骑马吗？”队员王胜利回答：“不会骑马，会骑驴。”

横穿新疆 西去阿里

1974年4月10日我们从北京出发，乘坐4天3夜的火车到达乌鲁木齐，由新疆自治区卫生厅接待，帮助准备上山的车辆和皮大衣、皮裤、皮帽子、大头鞋，带领我们了解阿里的情况及学习高原病的知识。男生每天自发地围着昆仑宾馆跑几圈。我们共在乌鲁木齐待了14天，于4月28日启程，经过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4天后到达叶城——海拔2000米的地方。为适应高原气候，同时也要检修车辆，准备上山路上吃的用的，我们在叶城待了3天，然后开始上山。到达狮泉河后医疗队进行了分组，我们小组从狮泉河经过4天到达措勤县，整个行程共走了40天。南疆的搓板路坑洼不平，一路沙石不停地射向车窗，汽车颠簸，不时把人抛起，头撞到车顶棚。汽车过后黄尘滚滚，下车时一个个跟孙悟空一样像个毛猴。一眼望去，荒无人烟，满眼看到的是长满骆驼刺的大戈壁滩，好不荒凉。然后开始翻越高高的昆仑山，只见峰峦重叠，山道弯弯。为了保证司机清醒，我们指派一个同志坐副驾，陪司机说话，递烟，其他人昏昏欲睡。突然有一位同志说：“如果车子翻下去，滚到山底，怕要用扫帚才能扫起我们的英雄身躯了。”许多人都郁闷地想：“这个乌鸦嘴。”这时，叶启彬大夫笑道：“哈哈！到那时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大家哈哈一乐，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翻过无数个大坂(高峰)，弯弯曲曲走过几十个盘山路，最后来到了界山大坂。这是个最高又最长的大坂，海拔6300米。突然间遇到了险情！4月的昆仑山地表积雪融化，汽车不小心陷进了冻土融化后的洼坑里。只见车轮飞转，发动机轰轰作响，汽车就是纹丝不动。全体人员下车，稀薄的氧气，使人头疼欲裂，几位女同志和出发前有些感冒的男同志斜卧在山坡上，抱着氧气袋哼哼着，只有我这个假小子队长和其余男同志一起捡石头垫到车轮下。抱两三斤的石头走二三十米，气喘吁吁，心跳在120次/分以上，跟跑百米一个滋味，心跳到嗓子眼，嘴唇和指甲都发紫，还要齐声喊“一二，加油”地推车，但还是不成功。记不得是谁喊了一句：“脱大衣，往轮子底下垫。”好主意！呼的一声车轮子冲上了地面，大家欢呼起来。

过了大坂，来到了多玛沟。我们一个个相互搀扶着下车，路都不会走了。一问吃什么，大家都摇头。我让兵站给煮面条，一碗碗端给他们吃。

到了日土县，见到一个大湖，真是天蓝蓝，水清清。我们下车在班公湖留下了一张合影。过了日土县就到了阿里地区的首府狮泉河。

横穿新疆 西去阿里

到了狮泉河，我们先完成了给藏族孩子们的查体。这些孩子将被送到西安咸阳民族学院学习。另外，给我们找来几匹马，让我们练练骑马。

一天，两个战士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医生赶快，帮我们抢救一位战士，他昏迷了。”病人就是命令！我带着几位骨干医生赶快随他们赶到军分区卫生所，却忘记了我们只在高原上待了3天，应该慢一点。进了卫生所，看到床上躺着一名年轻的战士，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四肢不停地抽搐。这个战士叫王海，是北京架线部队的战士，头一天感冒了，但坚持带病工作，当天中午突然昏迷。他患的是一种很凶险的高原反应。战士们极度焦急地望着我们，我们几位大夫果断地做出抢救方案，措施如下：

吸氧，保护脑子，用冰袋降温，捏皮球(代替呼吸机)，吸痰，注射氯丙嗪(冬眠)，上激素，上抗生素，输液(维持血压)，调节电解质平衡，保护肾脏，观察尿量。

一切快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第1天，患者脸色红润，抽搐从减少到消失，呼吸均匀，心律平稳，尿量增加；第2天，患者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喉咙里有痰，我们进行气管插管，捏皮球，吸痰，输氧；第3天，患者出现痰鸣音，导管进去吸不出痰，气管切开。经过7～8天的抢救，王海苏醒了，40天后病情好转，下山回京。

当地领导评价：你们医疗队不仅抢救了王海的生命，也给当地军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中央医疗队在，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后来，王海给医疗队写信，充满了感激之情。

一专多能 全科医生

医疗队16个人分3组，分别到狮泉河、普兰、措勤和改则。大夫们一专多能，都是合格的全科医生。下面给大家讲几个当年的“小”故事：

叶大夫的3个“女儿”

从北京出发的前几天，林巧稚大夫在医院西门碰上叶启彬大夫，说：“叶大夫，今年妇产科派了1名护士，妇产科大夫的工作就交给你啦，你要做好。”叶大夫当时压力很大，心想，除了实习时见过剖宫产，没做过呀！遇到难产可是两条生命交到我手里呀！就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日，叶大夫接到通知，让他去观看手术。当时是吴葆贞大夫主刀，他认真地边做边讲，叶大夫心里踏实了。

叶大夫出发前，夫人快临产了，只好让从来没有出过门的广东梅县的老妈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护士楼顶层的临时加层找一间房，来照顾他爱人。他在阿里巡回医疗的8月份，收到“母女平安”的电报。女儿出生了，取名叫阿里。

第二个“女儿”出生在措勤县。那是一位藏族干部，胎位是臀位，转不过来，必须剖宫产。县委书记在手术室门口坐镇指挥，小发电机发电照明。叶大夫操刀，潘孝仁大夫负责麻醉，黄明芳大夫负责血压监测，李桂芬护士做器械护士，刘桂芝大夫负责接小孩，我负责前后策应及负责土制吸引器——用橡皮管一头接高压锅，一头接到产妇肚子里，锅里放上棉花和95%酒精。叶大夫一声“点火”，我就执行命令。卫生员负责牛粪炉子的火。

手术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手术室除了刀剪声一片肃静。孩子剖出来了，是个女孩。突然哇的一声，女婴发出了洪亮的哭声。回头一看，潘大夫哇地吐出一大口羊水。原来孩子的口腔存满了羊水，哭不出来，有窒息的危险，潘大夫赶紧拍背，把吸管插入婴儿口中，猛吸羊水，才有了婴儿的哭声，孩子脱离了危险。

室内外顿时充满了欢笑声。此事很快传遍了小小的县城，碰到藏族妇女，她们指指点点，一边笑一边说：“能从肚子里把难产的孩子取出来，简直太神啦！”

第三个“女儿”出生在改则县，有了前例，这例就熟练了。

木匠的钢锯

一位藏族老人因左下肢动脉硬化堵塞左脚已经坏死，很痛苦。因上批医疗队没有骨科大夫，把这位患者留给我们了。叶启彬大夫胆大心细，就地取材，缺少锯子没法截肢，就去木匠的工具箱中翻找，找到了一把钢锯，经过刷洗消毒，就用这把钢锯给藏民做了截肢手术。后来，小木匠逢人便说：“你知道吗？我这把钢锯是锯过人的大腿的，嘿嘿。”骄傲地拍拍他那把锯子。那时医疗队还做过输卵管结扎术、包皮环切术、阑尾炎切除、眼球摘除、肝包囊虫手术等等。

下乡巡诊

我们改则、措勤小组只有6个人，后来从狮泉河专区又调过来王胜利，大家轮流交替着，几个人留在县城，另外几个人下乡巡回出诊。巡诊时每天骑马要跑100多里地，才能找到三四个帐篷，这就算一个公社的牧业点。我们送医送药送温暖，几乎每人都要听听心肺，量量血压，摸摸肝脾，问问头疼不疼，牙疼不疼，肩背疼不疼。感冒了发一包APC，哪疼就发一包止疼片，咳嗽了发一包复方甘草片，嗓子疼有炎症就发几片磺胺嘧啶片，那时连四环素、土霉素都没有！

我们每到一地，搭起帐篷，衣服不脱，帽子、大头鞋都穿着，倒头就睡，第2天再赶到另一个牧业点。记得有一次，牧民骑着牦牛送信，说先遣公社有病人，让我们出诊。我们就派黄明芳大夫(劳卫所)和王胜利(协和医院)配一个当地民兵当向导，骑马出诊。他们很晚才归队。高原上伸手不见五指，县里也没有路灯，我们3个女队员拿着4节长的大手电筒站在空荡荡的高原上，不停地打着信号灯，迎接他们返回。听说第二批医疗队队长陈德昌大夫有一次出诊，一天到不了目的地，只好半路露宿在羊圈里。第2天醒来他翻不动身，原来是被夜里下的大雪给埋上了，只因为口鼻呼出的热气把厚厚的雪吹出了一个洞才没死。还有一次，先锋公社海拔6000米的牧业点有病人肚子疼，县里用惟一的一辆吉普车送潘孝仁和阜外医院的小李、一个赤脚医生、一个民兵及我去看，但等我们到时病人已经好了。我们在那儿睡了一夜，天刚亮司机就赶紧拉着我们下山。原来是司机受不了缺氧，把带去的氧气袋都吸光了。要是司机出了问题，我们可都下不来了。

上山采雪莲

在改则县有几天，我们没下去巡诊，潘孝仁和我决定上奶头山上采药。我们带着阜外医院的小李，一人一匹马，配上一名藏民当向导，骑马上山了。走了大半天，山也有点高，骑着骑着马猛一回头，原来是因为马累了，也饿了，肚带松了，我不小心骑在了马脖子上。这一段山势很险，没有树木阻挡，如果连人带马摔下去，就会一直滚到山下，真的要埋在阿里了。藏民连忙把我扶下来，把马栓在原地，我们4个人接着往上爬，竟然真的爬到了山顶。我们采了半麻袋的高山雪莲。下山时更难了，有一大段路必须走“之”字，也不能骑马了。回想这一幕真是后怕！至今讲起这件事，我10个指尖都发凉啊！

大难不死，奋斗终生

1975年4月底的一天，我已经写好了交班总结，在准备与上山的第5批医疗队交班时，突然发病了：心慌气短，说话无力，心跳52次/分。医疗队请示县里任书记，马上把我转移到狮泉河，因那里海拔4300米。那时也到医疗队集中的时间了。经过4天时间到了狮泉河，我的情况严重了：全身无力，面色苍白，四肢凉，四肢抽搐，大小发作二十余次，特别是上肢，手抽得都变形了，很疼。我的队员们围着我默默地流泪，王胜利不停地掰着我的手都掰不开。他们说：这么好的队长下不去山了，假小子队长怎么变成这样啦？

到了乌鲁木齐市，我的病情又有新的变化。肝大，肋下2厘米，剑突下5厘米；脾大，肋下1厘米；恶心，呕吐，更吃不下东西了，闻到牛羊肉味就想吐。从5月份发病到7月份回京，我的体重由112斤降到92斤。在乌鲁木齐，卫生厅易克沙江厅长和文教主任马林克夫听完医疗队汇报后到床前探望，立刻决定让我和潘大夫乘飞机回京，我坚持按卫生部电报“带队一块回京”，同队员一起坐火车回京。马林克夫厅长说：“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火车上太热，时间太长，乘火车会出事的。这不能听队长的，一定要乘飞机，如果出事了，下一批医疗队还怎么派呀？”于是，7月9日我们俩乘三叉戟回京，医院派救护车接机，直接收到8楼3病房。一化验，我的血钾才2.5毫克当量。经多次会诊又确诊了“肝炎”，住院1周出院。感谢自治区领导果断的决定，感谢队友们的关心照顾，也感谢我新疆的同学刘庆华和夫人，每天骑车给我送粥和鸡蛋，感谢院领导及大夫们及时的抢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从1975年7月算起，我今年42岁。叶大夫开玩笑说：“花圈都做好了，可烈士陵园不收你呀！”真的，我爱人已经做好去新疆抱骨灰盒的准备了。这之后的42年，我自认为不论在职还是退休，都竭尽全力地去工作，现在仍在药学战线上工作，并志愿做一辈子安全合理用药志愿者，以弥补我在职时因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做的事。现在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忙碌着，快乐着，幸福着！

之前看到一篇解放军少将罗援调研西藏军区感悟的微信文章说：生物学家断言，海拔4000米以上不适合人类居住，4500米以上是生命禁区。我们的边防战士们长年累月地在缺氧的环境下工作，他们透支着自己的健康来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保障祖国人民的幸福安康。什么叫风华正茂？这就叫风华正茂！什么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就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么叫绝对忠诚？这就叫绝对忠诚！比起这些解放军官兵，我们能为他们服务，吃那点苦算得了什么？我为这段经历感到自豪，这段记忆刻骨铭心！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都能承受，因为我还活着。我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