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前行｜由大数据看疫情对生活服务业冲击及对策建议

上海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服务业对拉动内需、稳增长、稳就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在评估疫情影响、思考后疫情时期如何挽回经济损失时，切不可只盯住“高大上”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忽视生活服务业为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中，物流、商超、家政等行业，在城市运行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生活服务业的复工复产，刻不容缓。

2020年5月，上海商街。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2年3月下旬起，为全面抗击疫情，实现动态清零，上海实行了对人流的严格管控，并于3月底开始实施较大范围的社区封控措施。这些举措对控制疫情产生了积极效果，但也对服务业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019年1月1日-2022年3月30日基于上海悦管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数据的上海市家政服务的日度完成单量统计图。根据图形对比可知，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后，上海市家政服务的日度完成单量较2019年和2021年同时段相比有大幅下降。注：横坐标为时期，1表示2019年1月1日，2表示2019年1月2日，以此类推，1195表示2022年3月30日。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传递最快的时间是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2020年1月24日除夕前后加速传播。图中垂直虚线为2020年1月25日，黑色实线为各年家政服务的平均水平。

2022年三月底开始至今，上海疫情严重期间，家政业务基本归零，从业人员收入锐减。我们调研的家政服务企业的销售大数据显示，2020年相比2019年，订单数量下降约24.456%。2021年虽比2020年略有好转，但2022年前三个月，该企业的订单数量平均比2020年又进一步下降了30.706%。

持续的严格封控措施导致一些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

仍以该企业的数据为例，自3月5日受疫情影响，订单量明显下滑，截至3月17日，日订单量较正常水平下降约88%，日销售额较正常水平下降约80%，3月份服务者平均收入下降超过50%，开始全面社区封控后，企业家政服务部门订单基本清零。尽管多方协调后，提供了环境消杀人员、方舱工作人员等岗位，但无法覆盖所有员工。四月份无收入的人员不在少数。

与此同时，社区食堂项目点受疫情管控，挑战严峻。3月11日开始，受到疫情影响，其中全面停业项目点占比约27%，封闭运营项目点占比约40%。初步数据统计，3月5日-15日，社区食堂营收同比下降60%左右。在上海全域静止之后，项目点收入基本为零。

而在成本端，企业成本支出未减，现金流出现困难。疫情期间企业成本支出并未减少，而且局部支出增加，支出包括办公室人员的工资、社保、办公室的租金以及物业费等近200万。

2022年1月1日-2022年3月30日上海市的家政服务日度完成单量统计图。注：横坐标为时期，1表示2022年1月1日，2表示2022年1月2日…以此类推，89表示2022年3月30日。上海市本轮疫情从2月29日开始迅速增加，图中第一条垂直虚线是2022年1月31日除夕，第二条垂直虚线为2022年2月29日。数据来源：上海悦管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计的日度订单需求。

为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服务业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的负面冲击，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公开复工复产的信息，稳定预期。相关信息应由官方渠道统一发布，复工复产的条件和标准应提前明确，给予企业和从业人员合理稳定的预期。应建立小区间、街道间、区域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探索跨区域流动工作的可行性。对疫情走向和防疫措施的变化（如近期出现的增加抗原检测的频率、涉阳楼的集体转运和全面消杀），都需要加强统一解释和通知。

第二，对相关企业、从业人员，特别是个体经营户，直接提供补贴。一些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采取了全面的收入补贴政策。如果上海难以做到全面补贴，可以实施更为精准的针对受冲击较严重的行业和个人的补贴政策。相关补贴可以直接以现金方式打入从事生活服务业个体经营户和企业的账户，补贴对象可利用服务业平台拥有的大数据识别。在企业端，疫情期间，虽然服务订单受限，企业可以组织服务者进行线上学习培训，建议政府发放一定标准的稳岗补贴，使得服务者的服务标准和技能在通过培训得以提升的同时，最低生活标准得到保障。

第三，向全社会发放消费券（凭此不仅可消费商品，也可消费服务）。消费券不仅能刺激消费，且有助于生活服务业的就业迅速回暖。一方面，消费者能通过此消费券消费生活服务，从业者获得消费券。另一方面，从业者可通过消费券消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或兑换为货币，提高实际收入。经济面临重大冲击时，发放消费券或现金是国内外普遍做法，上海不应迟疑，探索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下经济刺激的有效方法。

第四，对相关企业税收、员工社保的减免政策。可以对企业承担的社保进行相应减免至2022年底，同时对服务行业的增值税进行适当减免（如增值税减半征收）。

第五，疫情期间给予最优惠信用贷款支持、银行贷款自动展期。银行可根据企业性质以及以往贷款履约记录评估企业信用等级，简化贷款手续，将原有贷款期限延期，同时降低贷款利率，并给予贷款贴息。对信用等级高的服务业企业，增加所需的信用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第六，发掘就业岗位，以工代赈。无论方舱医院、隔离点中的日常服务，还是社区巡检、核酸检测时的采样、运送和秩序维护，都需要大量人力，而且这些岗位技能要求相对简单，不需长期培训。后续疫情防控中，相关工作（如常态化核酸检验等）劳动力需求很大。依靠生活服务业中的外来务工群体以工代赈，既能保证抗疫成果，又能拉动就业。更重要的是，由生活服务业企业承接上述简单工作，一些专业工作人员（如医护）可解放出来，在避免医疗资源挤兑的同时，也促进其他行业复工复产。这些岗位可通过生活服务业的企业招募，并由企业管理。事实上，我们调研的家政企业，已在疫情期间参与到消毒灭菌和方舱管理等短期工作中，完全有能力配合后续防控工作。对更广泛的生活服务业企业，应适当简化其变更经营范围的手续，充分调动其发掘新市场、新岗位的优势和积极性。

第七，充分动员生活服务类企业，提高抗疫和保供效率。本次上海城市抗疫期间，以国有骨干企业为主干的城市保供网络，表现出资源强大但末端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恰好可以与生活服务类企业配合。充分发挥国企和有关民企两方面优势，显著增加抗疫和保供体系的效率和弹性。日常的各区疾控中心队伍，疫情暴发时，往往缺少人力来负责琐碎而高要求的末端具体执行任务。将灵活、高弹性的生活服务民营企业列入城市抗疫保供常态化后备队伍，并为其提供必要的专业培训和督导，很有必要。

（作者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徐玏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徐灏龙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博士后，李瑞峰、郑子扬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