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大变局下的新加坡反脆弱进化论

近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一方面不断加速印太战略落地进程，一方面着手强化盟友与地区组织之间的联系，高调宣示美国传统外交路线的回归。5月20日至24日，拜登出访日本和韩国，并于东京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包括新加坡在内的13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称“该框架将有效反制中国”。美国此举可能进一步冲击亚太地区现有的经贸秩序，为地区的未来注入新的风险因素。在这个风险时代，新加坡所面临的来自地区体系、东盟内部和国内政治的反脆弱压力不断增强，

脆弱时代新加坡路在何方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局势经历动荡与重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层出不迭。在这个以不确性为最大特征的时代，外部环境和内部秩序的波动性都将增加国际行为体的脆弱性。

首先，美国加快印太战略落地进程将增强地区局势的紧张氛围。年初，拜登政府在其任内首份《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出五大行动目标。3月，美日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明确表示美国将进一步深化与盟友合作，推动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也明确表示，即使欧洲爆发俄乌冲突，美国对中国和印太地区的关注优先度也将高于欧洲。在李显龙总理访美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随后访问新加坡，重申美国将维持对印太地区的经济承诺，并称新加坡是美国在该地区重要的伙伴。

其次，在美国借俄乌局势制造紧张对立的背景下，东盟国家面对“选边站队”压力的战略焦虑进一步突显。2022年2月末俄乌冲突爆发，东南亚国家虽然远离欧洲，但仍难免受到俄乌冲突外溢效应的波及。在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投票表决中，东盟国家并没有采取相同的投票立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8个东盟成员投出赞成票，老挝和越南则投出弃权票。大部分东盟国家针对此次争端的表态以劝和促谈为主轴，倾向于使用克制的词汇。仅有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明确表态，并使用“强烈谴责无端入侵主权国家行为”的言辞。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行动的国家，东盟国家中也仅有新加坡参与。

再次，“后李显龙时代”的的新加坡领导集体的领导力面临巨大考验。自1959年当选总理以来，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的掌舵人，即使退休后仍然在内政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李显龙继任以后，延续了其父敢作敢为的魅力型领袖风格。候任领导人黄循财既缺少李光耀和吴作栋等老一代领导人筚路蓝缕、擘划建国的政治资历，也不无法像李显龙一样在执政初期拥有李氏家族政治光环赋予的试错空间。因此可以预见，权力交接以后新任领导人建立政治权威仍将经历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另外，虽然黄循财长期担任财政部等重要部门首长时业务能力受到广泛认可，但是因缺乏作为最高领导人统筹全局、处理综合性事务的经历，其团队领导力和政治决断力仍有待实践检验。

新加坡反脆弱的战略举措

美国思想家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一书中指出：除了提高系统韧性之外，行为体还可以通过主动承担一定风险来打造自身的反脆弱能力。当外部环境风险不断增加时，新加坡正是通过主动出击，从变局中捕捉机遇，将风险转化为收益，从而在反脆弱赛道上实现快速进化迭代。

首先，新加坡在原则问题上采取“直言无畏”的态度，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反脆弱空间。在与李显龙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拜登共6次使用了“印太”一词，并多次直接提到中国。但李显龙并未直接回应，多次强调“用开放和对话来避免冲突与误解”，并坚持使用“亚太”而非“印太”。在俄乌问题上，新加坡在东盟国家中更是特立独行。不仅强烈表达出了自己对于主权和领土问题的原则立场，并成为首个在安理会没有形成决议时就主动宣布对俄实施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的东南亚国家。

其次，新加坡充分利用了其“小、快、灵”的特点积极试错，为自己拓展更多的反脆弱手段。在俄乌冲突和印太战略大背景之下，美国突然邀约东盟共同举办峰会。正当各国踟蹰不前之时，新加坡利用自己的小国灵活性安排现任和候任领导人以不同由头相继访美。反观去年疫情期间，新加坡也是利用自己的“小、快、灵”特性，从2021年8月开始积极试错，采用灵活的防疫政策分三步放开国内管控，并大力推动“疫苗接种者通道计划（VTL）”逐步恢复与全球的连接。这些尝试既将其“船小好调头”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更为新加坡在动荡环境中抢得先机，获取了更多的反脆弱手段。

最后，新加坡立足东盟，积极发挥其 “领路人”角色，为自己打造了更强的反脆弱能力。5月23日，美国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新加坡成为13个初始成员国。李显龙在出访美国时宣布加入《阿尔忒弥斯协定》，成为第一个东盟签约国，将新美合作拓展到太空产业领域。另外，新加坡两任总理访美期间中均将推进新美网络安全合作列入议题，确保2021年两国签订的“新美网络安全合作谅解备忘录”顺利推进。黄循财在参加G20财长会议期间还与美国政府多位高级官员讨论了农业科技、数码创新、数字货币等一系列前沿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合作计划，为新加坡从更多维度增强反脆弱能力寻找可能。

在当今充满脆弱性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新加坡之所以甘冒风险来拓展自身的反脆弱能力，其底气主要来自独特的东西方“信任兼容体”身份以及在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首先，新加坡成为东西方的“信任兼容体”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有紧密的联系。作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在政治上沿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在法律上完全采用英美普通法系，为其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沟通创造了信任基础。同时，新加坡国民主体由华人构成，儒家思想文化和华人风俗习惯至今仍贯穿于其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了与全球华人群体的特殊连接。用李显龙自己的话来形容，新加坡可以成为东西方之间“公正的中间人”。

其次，在国际体系与地区秩序中的特殊角色为新加坡构建反脆弱能力提供了丰厚的资本。新加坡不但是东盟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也是亚洲的金融和美元中心，更是全球的主要航运和贸易枢纽。新加坡一直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不断建言献策和提供解决方案，尝试做带领东盟发展的“地区智库”。此外，新加坡还是全球签订自贸协议最多的国家和远东地区的高端人才输出中心。新加坡通过深深嵌入国际体系和地区组织的关键节点，为其在国家间竞争中创造了可观的议价能力和活动空间。

“后李显龙时代”反脆弱猜想

英国著名东南亚历史学家康斯坦斯·玛丽·滕布尔曾将新加坡历史誉为“崛起之路”。新加坡的崛起之路实际上就是一部典型的反脆弱史，其成功既依靠其建国一代领导人出色的政治领导能力，也得益于其内外政策的平衡之道。展望即将开启的政治新周期，新加坡面对的内外压力日益增加，其反脆弱进化也将进一步加快。

首先，李显龙仍将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从李光耀到李显龙，李氏父子的政治领导力帮助新加坡度过了历史上的各种困境，从新马分离到印马对抗，从亚洲金融危机再到今天的新冠疫情。新加坡这艘航船始终能在风浪中稳步前行，人民行动党的治理能力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李光耀曾明确指出，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脆弱性，其内外政策始终围绕反脆弱这条主线展开。即便当下已经完成权力交接，退居二线但政治经验丰富的李显龙仍将是新加坡的宝贵财富，以特殊的方式为这个国家保驾护航。

其次，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新加坡的对外政策仍将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在美国印太战略和东盟“印太展望”的叙事中，印太区域的中心是东南亚，东南亚的中心则是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其特殊的对外政策底层逻辑。对新加坡而言，借助东盟在本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发声是行之有年的政策选项。但在面对涉及大国关系的重要国际议题时，新加坡往往谨慎表态。另外，新加坡的外交政策阐述都带有典型的自我辩护的反脆弱特性，用以表明其政策反映的是新加坡的自身偏好，而不是对大国的选择偏好。

最后，新加坡反脆弱的路径将会趋于多元化。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加坡国内治理的挑战日益多元化。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作为执政近六十年的“老字号”，近年来，人民行动党在人才培养上延续精英模式的同时，也开始逐渐突出了市民社会的的培育作用，第四代领导人黄循财的个人经历很好印证了这一逻辑。在对外政策上，大国的在地区秩序中的“多边卷入”和“多边支撑”都是新加坡生存发展的基础所系。可以预见的是，作为RCEP和IPEF的共同成员，新加坡不会贸然选边站队，而是会多面出击，积极嵌入不同地区网路，扮演关键节点的角色。

在国际局势与地区秩序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刻，新加坡充分展现出政治智慧和系统韧性，在反脆弱赛道逆势前进。未来黄循财将如何带领新加坡强化自身的反脆弱能力，在亚太大变局中实现再进化，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望客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