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批评·特辑 | 岳雯&宋嵩&俞耕耘&刘小波:小说的套路与出离

原创 岳雯 等 上海文学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2年6月号

小说的套路与出离

岳 雯 & 宋 嵩 & 俞耕耘 & 刘小波

编者按：杨知寒的《金手先生》在短短万余字的篇幅里，触及了小说写作的多种技巧以及小说创作可能遭遇的典型问题。这些技巧会沉积成小说的套路，也会在作者不断的出离和延展中获得存在的底气。四位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感知到了作者在这种套路与出离之间的犹疑和回旋，而这种困境与突破不仅仅是当下的青年写作者们所要面对的。

与杨知寒的其他小说，如《大寺终年无雪》《连环收缴》不同，《金手先生》不追求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好故事，不致力于塑造独具生命活力、饱满而丰富的人物形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为容器，铺陈一种情绪性感知与个体生命的感觉体验。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时下大部分青年写作的普遍性征候。

小说一开始，就告知读者主人公杨桥处于倦怠状态。哲学家韩炳哲对于倦怠有一个生动的喻象：“功绩主体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实际上却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只鹫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重新生长，这只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如此看来，普罗米修斯同鹫鹰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指涉关系，一种对自我的剥削。肝脏自身并无痛觉，而由此导致的疼痛感即是倦怠感。普罗米修斯作为自我剥削式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倦怠感攫住。”显而易见，杨桥就如同普罗米修斯，一直处于疲惫、空洞和无力的状态中。她所期待的假期无非是当一只“沙发土豆”。

倦怠的感觉首先体现在时间感的变化上。在开头短短一个自然段中，杨知寒两次描述了杨桥对于时间的感知：“时间既像打发不完，又像加速指向死亡。”“时间仿佛遭受克隆或摧毁。”因为一直重复着既有的生活形态，没有变化、没有激起生命体的活力，时间仿佛一成不变，静止了。另一方面，在静止的时间表象之下，时间又飞速流逝，不可逆转地奔向死亡这一终点。这无疑是当下个体的共通性感受。

那么，杨桥的倦怠感从何而来呢？单调乏味，不断压榨个体劳动的工作是倦怠的根源之一。杨知寒给杨桥设计的职业是编剧。按说，这是创造性劳动，创作主体理应从劳动本身获得艺术的回馈。然而，从叙述来看，杨桥陷入了一种去个性化的生命过程中，创作被降格为无意义的重复性劳作。这也符合时下我们关于编剧的想象。老板提出各种各样莫名的指令，而编剧要做的，是将每个人的指令落实到剧本中去。就像小说里写到的，“半年过去，刘士硕把她的剧本大改了三遍，小改几十遍，被熬夜扣留在那个所谓的编剧工作室里，不知多少个夜晚。每次她打开邮箱，看见被改得红红绿绿的文档，都有种和他同归于尽的冲动”。杨桥深知这种改动是毫无意义的，她甚至也完全没有相关生活体验，只能笨拙地模仿既有的影视文学作品。“改也没人看，往烂了来。”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是倦怠的投射。

工作对于人是无止境的消耗，那么，杨桥是否可能从人与人的情感联结中获得滋养呢？杨知寒显然也斩断了这条路径。在作者的叙述中，杨桥是一个独自在外工作的人，没有朋友，也没有爱人。那么家人呢？小说叙述了杨桥的两次返乡，一次是她爷爷的十周年祭日，一次是年夜饭。此时，读者才惊异地发现，杨桥一家是回民。回民的民族风俗习惯，为小说涂抹了一层不一样的光彩。看上去，家人的相处是其乐融融的。然而，读者和杨桥都深刻感受到了某种虚妄。家人之间戴着面具，只肯显现虚假的甜蜜。对于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大多闪避。人与人之间完全成了礼貌的敷衍。这也是为什么杨桥但凡在这样的场域的时候，“幻想自己置身平行世界之中，听亲人们的谈论，和听电视里播烂了的电视剧一样，人在神儿不在”。不过，我以为，从叙事功能上说，这两次返乡是基本相同的。第二次返乡并不构成对第一次返乡的逆转，或者质的改变。从短篇小说技术而言，第二次返乡的叙述是冗余的。

现在，和杨桥一样陷入倦怠的读者或许想知道，杨桥该如何摆脱这种像雾气一样弥漫在全身、滑腻而又恼人的疲惫，从而唤醒属于人的积极状态。金手先生的出现构成了叙事的小小转折。金手先生是杨桥根据老板的指令创造出来的人物。而这个人物又是杨桥根据爷爷留下了的剧本中的一个人物改造而来，并加入了她对于爷爷的印象。可以说，金手先生的出现使小说打破了平静的叙述流，开始变得活跃起来。这大概也是小说以“金手先生”为名的原因吧。显然，金手先生是一个非常具有故事性的人物。这个人物身上有倦怠社会所不具有的想象力和行动力。比如，小说里反复讲的金手先生（爷爷）忽悠佛山领导从西藏请佛的故事可以看作例证。然而，除此以外，作家杨知寒和杨桥都无法从金手先生中榨出其他的可能。不得不承认，处于倦怠状态的我们，对于活力的想象也是如此贫乏。于是，金手先生成了一个似真还虚、看不真切的影子。作者只能转而在杨桥和爷爷的关系上下功夫。根据杨桥的叙述，金手先生和小姑娘的关系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个是“在一次见面中，金手先生从车的前座上下来，来到她位于的后座门外，就着半开的车窗，往她十五岁的脸上吐了一口痰”。而直到金手先生去世，小姑娘也没有原谅他，也没有应他的要求去看他，跟他和好。一个是金手先生金盆洗手，培养小姑娘走了正途。金手先生用他的死，让小姑娘走上了麻木不仁的正途。这两个细节都极具戏剧性与张力，甚至因为过分具有戏剧性，让人怀疑其真实性。然而，杨桥，或者说作者不打算给出任何关于这两个细节的说明。她就让细节孤零零地悬浮在文本中，留出大片空白，等待读者以个人的经验和想象来填充。

然而，无论如何，金手先生毕竟是一个文本中的人物，就像爷爷，也已经不在人世十年。他们无法伸出手来，真正挽救倦怠中的杨桥。意识到这一点，小说也逐渐走向了尾声。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依然是凛冽的冬天，依然是荒芜的人间。金手先生仿佛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所点燃的那根火柴，在瞬间照亮后又熄灭了。在描摹了席卷一切的情绪之后，如何重建个人的主体性，如何将这情绪与更广阔、混乱而又生机勃勃的真实生活联通，是青年写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已经记不得这是杨知寒第几次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到“穆斯林的葬礼”了。尽管她并不是一个有意凸显自己民族身份的作者——至少从她的大多数作品中看不出这一点，但起码从几年前的《黄桃罐头》（《上海文学》二〇一八年第十二期，这大概是她发表在重要文学期刊上的第一篇小说）算起，到《寡清》（《民族文学》二〇一九年第七期），再到现如今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这篇《金手先生》，穆斯林极具仪式感的丧葬习俗一直是她小说中重要的结构元素，勾连起当下与往昔，潜伏着一言难尽的亲情，更多的则是亲人之间的冷漠、怨怼乃至仇恨。“知寒”这个名字似乎别有意味，她的小说总是给人一种“冷”的感觉。她反复书写故乡的冬天，描写冰封的湖面和江面，更令人难忘的是她笔下那种凛冽逼人的人际关系，恰好与那些“话痨”般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她小说中屡屡出现的“供暖不足的楼群”，虽不至于让人不寒而栗，但却寻不到丝毫暖意。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格外看重《金手先生》所具有的突破意义。在这篇小说中，杨知寒仍然是写亲人之间倦怠甚至冷漠的关系，但在回望往昔的时候，坚冰开始慢慢融化，也便有了从理解到谅解再到和解的可能。小说写主人公杨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回乡的经历，前一次是为了祭奠爷爷逝世十周年，后一次则是回家过年。夹在两次回乡之间的，则是杨桥和她的“老板”刘士硕之间关于一个电视剧剧本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讨论中，杨桥将她需要熬夜改编的剧本、爷爷留下的剧本和文件，以及爷爷生前的若干往事糅合在一起，“在异地的某个夜晚，她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愧悔与折磨”，当下的窘迫处境使她获得了重新审视爷孙之间关系的可能。她曾经刻意回避十年前的往事，芥蒂在心中筑起城墙，此刻她却发现这城墙是纸做的，现实与回忆碰撞迸发出的火星，顷刻之间就能使之化为灰烬。

跪经，接经，抚脸，唱阿米乃……尽管曾经在十年前爷爷的葬礼上体验过复杂的宗教仪式，但对于年轻的杨桥来说，这些流程仍然显得陌生。即使对于身为长辈的大姑父来说，也需要提前练习半个月，“没事就跪着”，才能在即将到来的祭奠仪式上坚持“个把钟头”。然而，杨桥虽然“腿早麻了，人动弹不了”，“早已忘记这套流程，也以为自己不会做得好”，可是当轮到她时，“一切又像每天都在排练。她的虔诚驾轻就熟，谦卑而恭顺”，尽管她很快就感觉到了累。我们不能忘记，就在几天前，她还在为这场回乡祭奠占用了自己宝贵的国庆假期而不情不愿。而且，“这十年间，他的每一个忌日，她都在维持自己的人生里忙着囫囵度过，从来他也没到过她的梦。”凡此种种，或许会有人将之归因为宗教的神奇力量，我却视其为冰面上隐现的第一条裂缝。坚冰再厚，其下毕竟有一池碧水。亲情无言，是奶奶独特的向她表达亲昵的方式——攥着她的手，或摩挲或掐——将她引向了冰消雪融的那一天。

作为亲情关系的另一方，爷爷的形象在《金手先生》中并不鲜明，是由杨桥和家人断断续续的回忆拼凑起来的，更是和他生前一直试图投资拍摄、却始终未能拍成的电视剧中“以乞丐装扮示人的偷术已臻化境的老扒手”金手先生奇妙地融合在一起，现实与虚构的界限由此被打破。杨桥在灵感枯竭之际以爷爷的形象来改编剧本中金手先生的形象，将“神偷”改成了“怪里怪气”的“骗子”，赋予其“歪打正着的人脉，吹牛不上税的口才和儿童般不必赋予实施的想象力”。但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爷爷”还是被杨桥改编过的“金手先生”，其“骗子”生涯都只能说是失败的，除了吹牛之外，无论是“不管她（杨桥）想考哪所大学，他都能给她办”，还是到西藏去给没有大佛的佛山“请佛”，以及倾注了他最后的心血、耗尽了他全部资产的电视剧项目，他似乎从未办成过一件成功的事；他一生中唯一值得满足的就是让他的孙女不至于“废了”，“活得平庸又安全”，然而孙女却对他毫无感激，甚至在他罹患尿毒症、向她乞求“和好”的时候都无情地拒绝。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loser，那个拖垮了他的电视剧有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名字——《荣光时刻》，而一个失败者又有什么“荣光”可言？《金手先生》为我们揭示了生活残酷的真相，浮华散尽，一切成空。

小说的结尾，春节假期将近，杨桥即将返回看似“浸满蜜糖”的南方，去“拥抱麻木与平庸”。就在此时，她在公园里看到了故乡颓败的景象，以及在冰面上嬉戏的祖孙二人。当面对惨淡的人生却想不出“什么招”的时候，至少还有亲情这个最后的“避风港”。只是，有的人极力想去维系它，有的人却亲手毁了它，还在心里打下了一个大大的“结”。这个结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慢慢地解，也许有解开的那一天，也许一生都解不开。

《金手先生》是杨知寒侧翼旁生的短故事，既有纪实的衬里，又有变形的生发。它具有一种品质――在务实里务虚。前者写内向反思，如家庭的陌生疏离，个人的愧悔相欠；后者写艺术经营，关乎写作烦难，素材布局与灵感枯荣。作者对故事套嵌分岔，实现时空的串并，游弋于三种境况：杨桥对爷爷的记忆，与家人聚会的此在，剧本里金手先生的故事。它拉平并再造了共时性，就像临终者的大脑瞬间，快速检索、同构生前景象。

小说开篇写死生的盛节，爷爷十周年纪念，杨桥是唯一的孙辈，不可替代。只有亡人才能标记生者的角色位置。在祭奠中，她写出身体、仪式和情感的三重记忆。杨桥应付家人的方法，也是小说的作为――遮蔽与夸饰，它是显隐的技术。在家人面前，杨桥虚构自我镜像，家人也并不在意追问原像。这意味，双重生活，平行双轨，乃是作家的素养。

我们会发现人物的两种情态：“离神”与“还魂”。正如昆德拉在小说《慢》中讨论了“出神”。杨桥思绪常抽离，透明且退隐。她同时聚合了零余人、局外人的原型，知识分子返乡的题材。淡漠清冷，恰好贴合“知寒”二字，用陌生化间离、察知人情的零度。还魂，则是还原式想象，如太乙舍弃哪吒肉身，赋予真元以莲花。杨桥以虚构对记忆增殖重建。爷爷的琐事言谈，封存为剧本形象，转化为金手先生。金手先生教导小姑娘要学琴棋书画，弹唱吹拉，它是神偷的“保护层”。从原型到人物也如此，爷爷就是金手先生的镀金层。它有伦理上的中和功能，报废了“恶的才能”，变为平庸的善，“条子”最终成了无用手指。

作品的实验，显出某种元叙事气息：用小说演示如何写故事、处理原型、虚构素材。流程与工艺，构成小说文本。它的形式层、过程感，始终渗透故事。神偷成了骗子，骗子也是爷爷，小女孩代入杨桥。这是虚构的“算法”，用情感移置，给编造增添质感。而作家，本质都是骗子，只不过他们靠真情。金手先生和小女孩，是杨桥与爷爷的比附，有托物起兴的味道。杨桥将亏欠写入剧本，与现实互文，参差对照。“他（爷爷）病了，病得有点儿招人讨厌，我不愿意去看他”；“金手先生与全世界为敌。他穷了，人也变得讨厌，牙齿漏风”。这种对位，连句式也对榫了。然而，故事也有疑惑与断裂。知寒并未明说金手先生向小姑娘脸上吐痰的原委。这是故事的一个动力因，却没有得到意义的闭环。

小说模拟多种对话性，如杨桥与刘士硕讨论，实质上是写导演与编剧、编辑与作家的共谋。杨桥也像“女版钱德勒”，总在抱怨、枯竭和不屑中，接盘一个个故事输出。更深层的对话，在生者与亡人之间。它是杨桥与爷爷的神交笔谈。她借剧本，树上开花，又把爷爷“做空”。犹如蚕先吐丝，后作茧自缚。记忆与虚构，是悼念的两种图式。知寒在揣摩其中的代偿、缺席与在场。“那是阵势缺掉了的一角，而过去，那个消失了的人才是家庭关系的中心。亲人们需要她来填补，为一种隐秘的心理，她猜测，他们都和自己一样愧疚，没能一直对一个病人讨好。”

《金手先生》的外壳高度自叙，参加祭奠、清真寺跪经的场景，都是作家自身的实事。她以纪实的套盒，盛放想象的珠玉。如肉夹于馍中，馍如果太厚，肉感未免显得略少，说到底是纪实与虚构的占比。它也许产生一种错觉：作者写了叙事散文，开头参加祭奠，尾声春节聚餐。主体是编剧工作日常，重现写剧本的经验方法，不经意内含了创作谈。甚至，不免有人以杨桥推想作者的形象与生活。这当然是混淆叙事者与作家的幼稚病，但却符合认知的惯性。

作者则像孔明对付仲达，留了后手，杨桥反驳了刘士硕的指认――他将小女孩与杨桥、金手先生与杨桥爷爷等同。我以为，小说是否成功，恰恰在于它能否引诱读者产生这类愚蠢错觉。优秀作家，总善于处理人物与原型的弹性形变，调适自己和叙事者的心理距离（是扮演、代拟抑或投影）。我想知寒于这点是成功的，她建立了分有与流溢的关系。就像黑格尔所言“生气灌注”，杨桥受惠于知寒的精与气、分享了她的才与力。

杨知寒的短篇小说《金手先生》主要内容是一位当下青年生活的切片，诸如连续加班、反复修改一个符合对方要求的剧本、回老家为亲人吊唁、对生活不停吐槽、自我与他者眼中不同的定位等等，都是当下青年的日常遭际和体验。小说描摹了当下青年的生存现状，整体来看多少有些时下流行的“躺平”意味。杨桥这样的形象具有“零余者”的意味，但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零余者”，因为这一群体并不是真正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其实有着稳定的工作，经过不断地打拼，最终也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但这可能是通过无数次的夸张变形建构起来的虚幻的真相，这就导致了在自我认同上会陷入困境，这些认同的困境透过叙述者复杂的心理活动呈现出来。

作者并未仅仅限于这种青年日常的描绘，而是对叙述者自我认定的糟糕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度剖析：这一切都与其成长记忆有关，由此滑向另一层面的叙事。在写自身的遭际之外，作者更多书写的其实是爷爷的故事，这种与长辈的伦理关系书写还是回到了青年作家惯常的家庭伦理这一题材上，而小说的题眼仍是一种亲人间的误会与隔膜。

《金手先生》在人物塑造上试图有所突破。从整个文学谱系来看，作者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金手先生”，既存在真实的一面，又仿佛是一个经过剧本和小说双重虚构的人物形象，如果再将作者本人也关涉进去，可能就成了三重虚构。典型的人物和非典型性人物通过一种复调叙述在一个文本里同时呈现。剧本里的“金手先生”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叙述者的爷爷这一人物重叠的，将这样的人物和自己的长辈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

青年作家一般对小说形式有很强的追求，以此弥补主题的和生活的不足。《金手先生》使用了一种文本中嵌套文本的手法，形成复调叙事，这是一种常见的暴露创作技法的“元叙事”手段。整个小说并不具有小说典型的故事性，而嵌入的剧本片段却故事性十足，疑窦丛生，同时借人物之口提出了故事的另一种走向或结局。小说还明显借鉴了一种“短文长注”的模式，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典型技法，文本中嵌套的剧本似乎才是正文，因为这是直接以爷爷为原型的故事，也只有在剧本中，才能够无所顾忌地将其完整呈现，而其他文字，似乎只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段剧情的注脚。作者在小说中将叙述者的身份设置为一位职业编剧，并将爷爷的剧本以及爷爷的故事作为素材纳入自己的剧本，当下的剧本和爷爷留下的剧本形成了某种呼应，当下的故事和剧本的呈现统一起来。这可谓“人生如戏”的母题延伸，但现实和剧本的人物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剧本需要的是用特殊的人物性格打动观众，正如小说中甲方要求的“怪里怪气的中立配角”，但是人的命运需要设置吗？叙述者的剧本一直未能达到甲方要求，直到爷爷的遗物出场，叙述者直接将他的剧本和故事写进去才获得成功，很明显揭示出了一个道理：人性的复杂和丰盈并不是依靠剧本呈现出来，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艺术高于生活了吗？显然没有，由此，作者通过对编剧过程的反省将一种写作的反思性也体现出来。

不过，这种文本嵌套的方式并不算太高明，整个故事情节多有跳跃，连贯性明显不够，比如剧本桥段的切入就显得较为生硬，没有明显的铺垫与过渡，多少有些游离于小说之外。这并非一种由碎片化的叙事而形成的风格，而是明显有一种力不能逮的叙述疲软。也许是限于篇幅，小说借他人之口交代了作者从一开始设下的悬念，匆匆收场。虽然悬念迭起，但读者很容易能猜到结局，反而会陷入平淡。另外，作者对主题有着庞大的野心，但篇幅所限，无法施展开来，不免浮光掠影，无法真正深入，显得散漫甚至离题。主题并不是和技法相对应的小说的另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技法的极致呈现。《金手先生》在主题上糅进了不少内容，让作品在依靠技法搭建的躯干中有了血和肉。除了对当下生活现状的描写、对编剧行业的揭秘，还着重探讨了一种人的复杂性。此外作品还呈现了一种比较复杂乃至有些奇特的人际关系，对亲人生前的淡漠和其身后的复杂仪式感形成了对比。亲人之间的淡漠，或与疾病和贫穷有关，但在叙述者那里，更多的还是和自己希望与过去告别有关，由此作品还流露出了一种忏悔意识和原罪感，虽然流露得很晚，但一直埋藏在叙述者心中，最后也并未缺席，这些都难能可贵，但会因涉及面过于广阔而不免浮光掠影。并且这样的主题经过提炼，依旧未能逃脱青年写作所迷恋的主题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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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理论与批评·特辑 | 岳雯&宋嵩&俞耕耘&刘小波:小说的套路与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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