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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我们渴望占有,是因为我们害怕被驱逐

2022-06-09 20:10
北京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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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项飙 理想国imaginist 

走出穴居状态以来,人类一直在追寻一个名为“家”的居所。

它可以是一个抽象的社会关系发生的场域,人和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最初便是从家庭中习得的。它也可以是具体的某个遮风避雨的建筑,即便是一间“苔痕上阶绿”的陋室,也给足人诗意栖居的权利。

对于现代人来说,“家”还可以有更丰富的意涵。打开社交媒体,可以看到各种关于家居装饰的分享,家的意义就这样散落在壁纸、地毯和家具中。在普遍尊重私有财产的今日,家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港湾与堡垒。

在种种关于“家”的想象与诠释之后,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仅“国王”会被驱逐,居住者也会被“扫地出门”的家。普林斯顿社会学教授、民族志学者马修·德斯蒙德会带我们见到这样一个折叠世界。

理想国纪实系列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美]马修·德斯蒙德 著,胡䜣谆 郑焕升 译

聚焦美国驱逐议题和住房政策的非虚构作品《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经问世,就因其对于美国居住正义、社会贫困问题的严肃拷问而引起巨大讨论。书中讲述2007年次贷危机,房价跌至低谷之时,一部分房东借机在贫民区置产向穷人出租,把价格低廉的房子变成了一座金矿。而租房的穷人中,有单亲妈妈、有残障人士、有毒瘾缠身但心地善良的护理师,他们租住在性价比极低的房子中,还要面临因欠租而被驱逐的困境……然后就陷入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死循环之中。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曾为《扫地出门》写作专文推荐,在同样扎根于现实的人类学视角之下,我们能看到德斯蒙德如何解开美国盘根错节的底层贫困问题,又如何将“家”的人文内涵重新注入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

家:占有与驱逐

文 | 项飙

(节选自《扫地出门》推荐序)

01.

驱逐既是贫困的结果

也是贫困的原因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谢伦娜·塔弗(Sherrena Tarver)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谢伦娜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Milwaukee)为数极少的黑人全职房东之一,靠出租房屋赚钱。次贷危机后,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贫民区置产。贫民区里大量家庭因为不能按期还按揭,被扫地出门,房价跌至低谷。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谢伦娜买的这些房子特别便宜,因为它们没什么升值空间。但在黑人贫民区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穷人买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们(特别是黑人)在别处租不到房,只能在贫民区里租。贫民区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脉金矿:不少在富人住的郊区赔了本的房东,都指望着在这里把钱捞回来。

然而,在贫民区出租房产也有它的问题:穷人没钱。很多穷人靠联邦政府发的救济金过活;有时候房租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导致他们不断被逐出家门。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书,解释了强行驱逐是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的关键环节。2009年至2011年间,密尔沃基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经历过强制性搬迁。2012年,纽约的法院每天都会判出将近80笔以未交租为由的驱逐令。被驱逐过的房客因为有了这个记录,很难再租到好房子。他们只能住进条件更为恶劣的社区。贫穷、暴力、毒品进而聚集到了一起。

为保证按时交租、不再被驱逐,他们更要节衣缩食。这样,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贫穷能够成为利润的源泉,并不是因为穷人被剥削,而是因为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除了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大范围的档案检索,作者又在成书后专门聘请了一名校对员,对他所有的田野笔记进行一一核对。但是,它又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很不一样;这里没有理论假设、没有框架,甚至没有概念。

学术作品中常见的内容,比如文献回顾和数据陈列,也都隐身于脚注间。整本书像是一部深度纪录片,从一个场景推移至另一个场景。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直白而细致的描写有如特写镜头,把各个人物的表情语气、所感所思直接呈现给我们。诸多具体场景叠加在一起,逐渐呈现出强制驱逐这一现象的历史、制度、结构特征及其后果。

马修·德斯蒙德

图源网络

最让我感叹的是,马修能从“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东西”。我们时常无视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之所以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我们拿自己的框架去诠释世界,生造出“意义”,好像看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东西。当我们看不清眼前琐事对于受访人的意义、看不清受访人的真实感受时,我们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来。

事实上,直观的感受才是生活实践的血液,观察者的臆想无非是窗外的雨点。当我为了写这篇推荐序和马修对谈时,他援引苏珊· 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话说,如果你在博物馆看到一幅画,说“它是新古典风格的”,这是一种肤浅无聊的“看法”。站在一幅画面前,为什么一定要下这样的定义?为什么不以自己的直觉进入画本身?

02.

我们渴望占有

是因为我们害怕被驱逐

马修告诉我,他要把这本书写成一种道德批判。这种道德批判的主要基础,如书在结语部分中强调,是认为家是生活意义的载体。“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

他还援引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务,谈何容易?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马修对家居的阐释,很多中国读者听来可能像丝竹入耳。而书中记录的被驱逐的悲惨故事,更让一些读者感到买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占有了房,才不会被驱逐。一张房产证,意味着安全、尊严、自我、意义,意味着可以放松地去参加同学会。中国的私人住宅拥有率(90%)领跑全世界,要比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士(43%)高出1倍左右,也远高于日本(62%)、韩国(57%)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上较为超前的国家。然而,家是不是从来就是“人之为人的泉源”?游牧者、山民、水上民族居无定所,是不是就丧失了他们的人格和自我身份意识?

我读大学前的18年人生是在两个完全没有产权证的家度过的。一个是我外祖父所在工厂的宿舍,由码头边的仓库改建而成;另一个则在我母亲工作的中学,由教室改建的宿舍。虽然我们不必担心被驱逐,但要是单位要我们搬,我们也必须搬。我并不觉得,在仓库和教室改建而成的家中居住的我们,不算是完整的人。现在身边的“炒房团”,尤其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房奴”,过得也并不比我们舒心。

有人可能会说,“房奴”总比无家可归者好。如果人人都成为“房奴”,没有人被驱逐,岂不是很好?事实可能没那么简单。当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家成为被占有的资产,占有的逻辑可能会不断强化和扩张,不断产生新的排斥和驱逐。驱逐是占有的前提。驱逐也是占有者维持、提升占有物价值的手段。如果没有排斥和驱逐,就不会有额外的市场价值。倒过来,驱逐又成为占有的动力。我们渴望占有,是因为我们害怕被驱逐。历史上,对占有的渴望和面临的驱逐风险是成正相关的。

“家天堂”的意识比较盛行的年代,比如维多利亚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也是无家可归者数量剧增的时期。在住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西欧,“家天堂”的意识则相对薄弱。20世纪60和70年代,“人人有房住”的公共政策在西欧取得长足发展;当地的年轻人很少会动买房的念头。虽然中国没有像这本书里描述的驱逐,但那些在城里买不起房、落不了户、租不到合乎标准的房子、孩子因为不够条件上不了学的,常常有被劝退清理的可能。相反,被正式占有的房产进一步升值。这种情况刺激着更多的人去占有,以防再被“扫地出门”。在美国,认为占有房产是天经地义、提倡“人人成为业主”的意识形态和大规模的驱逐现象是紧密相连的。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告诉我们:2008年,联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补贴上的金额不足402亿,但业主拿到的税务优惠竟高达1,710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教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农业部在当年的预算总和。美国每年在业主津贴上的投入,包括房贷利息扣抵与资本利得豁免,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预估的3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人是业主”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占有者的利益远远压过了居住者的利益。如果“人人有房住”成了主流信条,那么政策可能就会向居住者倾斜,驱逐可能不会那么普遍。

占有者保护资产价值的动机,也在促进驱逐。美国大量的房客被扫地出门,原因不是房子不够。就密尔沃基而言,其人口在1960年是74万,现在却不到60万。驱逐数量的增加与房源的相对宽松是同时出现的。为什么空出来的房子不能成为被驱逐者的家园?占有者不愿意。我花10万元买下来的房子,白给别人住,岂不是降低了房子的价值?不许房产降价,直接动机是保护自己投资的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不许那些比我穷的人拥有和我一样的房子。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能让别人低价住。业主当然不是坏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为利润的源泉,对利润的追逐就难免沦为“要命”的肉搏。

03.

人人有房住

就是居住权

“家天堂”意识的背后,也许是一个诡异的“双重异化”。这个过程首先把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和享受的东西——生命基本活动所需的起居空间——变成每个人要拼搏着去占有的资产。家在这种条件下有极高的价值,前提是把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工具化,把人和她/他的生活空间剥离开来。

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早期的发起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可能是最重视家居的思想家之一。他设计的住宅、家具、(特别是)壁纸,至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被奉为经典。莫里斯强调精心设计、手工制作、独一无二,从而让人彻底享受家居;他强调人和生产工具、物质产品、制作过程、物理环境的有机融合。在他眼里,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今天的“家天堂”意识、对装潢(在高度程序化标准化的格式下展示所谓个性)的重视,显然大不一样。

当起居空间成为被占有的资产,本来自然的人际关系和不成问题的人的存在价值,也成了问题,被异化为要通过奋斗去“证明”、去追求的对象。房产证现在是你人之为人的一个基础。没有房产,年轻人找不到对象;不能帮子女买房,父母内疚自责,可能还会被自己的孩子埋怨。

而所谓双重异化,是指当家被异化成资产之后,它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被异化为人性的依托、终极价值的载体,等等。“家是最后的圣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说法将私有住宅的意义提高到了政治层面。但是,如果你买不起房、动不动被驱逐,国王进不进你的房又有什么意义?有产者确实可能趋于保守,但是说只有买了房的人才有公德心、原则心,这完全不能被历史经验证明。

我完全同意马修对居住权的强调。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权。但是居住权之所以重要,无非是因为有个地方住和有碗饭吃、有口水喝一样,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把家提到人性、意义、精神的层次,在今天的语境下,就可能在为双重异化添油加醋了。人性、意义、精神,只能靠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实现,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把家神圣化,也是把家和社会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我们把家绝对化成为一个私人祭坛。如果家是我们“忙完工作、学习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那么,工作越折磨、学习越有压力,街头越危险,家就越显得温馨而珍贵。也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循环里: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占有者,是驱逐者,也是被驱逐者——从安详、得体、自洽的生存状态中被驱逐。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看到这些问题,他们在疑问,他们在反思,他们在想象新的生活方式。敢于不占有,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这也许会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革命。向成长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原标题:《项飙:我们渴望占有,是因为我们害怕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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