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新时代的中美关系需要新思维新智慧

美国特朗普总统访华，举世瞩目。

新时代，中美两国需要新定位

值得举世为之瞩目，因为中美两国在当今世界上，有着太重要的作用，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上，有着太重要的作用。

二战结束，冷战结束，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较长时间和平时期，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竞争已经从军事力量为主的肌肉PK转变为经济力量为主的财富竞争，经济因素变得更为突出。当前，美国是经济总量第一大国家，中国是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家。

冷战之后，全球的关系之关键已经从意识形态阵营的对立转向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对视。而今，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中美关系，是一段世界性关系。而研究这个世界中国家关系变化的关键，需要研究国家经济力量的对比变化。

当工业和经济力量的消长决定了国家间财富的转移，国家间权力的消长从而也被决定。

纯粹经济关系往往有着相对自由的驱动力，但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外交活动等，或者为了政治原因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则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战略性。建立秩序，便是其中重要一环。

我们熟知的所谓国际经济秩序，是国家间一系列动态契约的组合，它规定了主体行为规则和主体间利益分配的方式，并由此决定了利益分配结果。这套“组合拳”当然是看似公允，因而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与此同时，又是私心十足的，方能更好为建立者服务，从而保证其经济、继而政治上的竞争力与绝对优势。

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的，冷战结束前苏联阵营曾经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竞争性力量。但如今，形势又在发生变化。

在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应当为自己找到什么样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美国“基因”中的对抗性因素

一度，不，在较长时间内，都有一种中美存在、需要、应该“对抗”的声音。

这种声音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可不是凭空得来。

上世纪初，对外，美国尽管没有加入国联，但通过种种经济政策和手段，推进和实现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建立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取代了大英帝国；对内，采用国内和对外经济政策促进美国企业海外利益。胡佛在担任总统前出任美国政府商务部长时便鼓励出口，限制国内竞争，反对企业在国外设立分厂，反对把德国赔偿的支付与同盟国对美负债挂钩等。到192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和外交领导力塑造的世界秩序已见明显形态。

冷战期间，这种政策也大获成功。1982年里根政府通过了《对苏联进行持久经济战》的NSDD66号文件，确定全方位对苏联经济空间进行挤压。里根的国防部长回忆说，“它是一场无声的战役。”同时，美国利用经济优势与苏联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加剧苏联业已存在的资源危机。最终，苏联经济损耗至崩溃边缘。

冷战结束，经济秩序之战不会结束。1993年，克林顿总统提出，贸易是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关系着美国未来的安全，美国必须将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支柱，外交要为经济服务。美与欧日争夺贸易战的主动权、推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落实NAFTA、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化等，乃至如今貌似已经夭折的TPP，其实都是这种观念的实践。

美国始终奉行积极的创造和平解决冲突性利益的制度，并主动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和平而繁荣的世界秩序。维护与扩大国家利益，是美国恒久不变的主题。缺乏“安全感”，追求成功无惧“对抗”，是美国基因中的一节。

美国对中国的纠结，到底是政治，还是经济？

美国对华，则一向很纠结。从经贸上可见一斑。

美对华交往始于商业。1784年，美国建国未几，“中国皇后号”驶华，首航获利甚丰，达30727美元之多。那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一，但处于闭关锁国年代，没有想太多经济和外交的事儿。到了清末，国家羸弱，《中美望厦条约》让国人蒙羞。

1949年３月，美国政府批准了有关对华贸易政策的文件，建议严格管制对华贸易，但可稍宽于对苏联的限制。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政府宣布自12月3日起，对中国实行“绝对禁运”，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禁止美国船只驶往中国。中美一个半多世纪的经贸往来就此断绝。

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政治局势变化，美国寻求与中国的战略关系。1971年6月10日，美国结束长期对华禁运。1972年，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两国经贸往来逐渐增加。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政治和经济往来翻开新篇章，贸易往来迅速增加。

上世纪80年代初，《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生效，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但中国制定了不结盟战略，美国决定对台军售等，政治使贸易受到极大影响。随后，里根调整政策，减少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注重发展经贸的现实意义和稳定性。

90年代，克林顿将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经济问题政治化。但最终，中美经济关系摆脱政治因素，2000年，中国取得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经济也受到打击，开始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但随即，布什政府还是加强了与中国合作的力度。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可谓一波三折，充满了互疑、和解、摩擦、磨合。

经济问题要引发政治问题了？

近年来，两国的贸易摩擦则演变成了大众眼中最为“主要”的矛盾。甚至在去年特朗普参加总统大选之时，算是比较“破天荒”的成为竞选辩论的重要议题。

起因，是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中美贸易额2003年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263．6亿美元，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116.3亿美元，2007年突破3000亿美元达到3020.7亿美元。2010年双边贸易总额为3853.4亿美元，十年增幅达到378.8%，是两国建交时的157倍。

可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贸易差额成为了影响中美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成为美国人的“心病”。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一个顶峰，3657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单创下了美中贸易逆差的纪录，也是所有双边贸易的纪录。

双方为此不断明呛暗掐。

对于数据，双方难以达成一致，口径、计算方法等均无法一致。连何时出现了中美顺差，大家都不能一致。美国统计局统计，中美贸易1983年美方开始出现逆差3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逆差有所下降，但仍高达2268.3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统计，美方自1993年开始出现逆差62.77亿美元，2009年为1433.8亿美元。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几年来，中美贸易总额、中美贸易摩擦涉案数额都不断上升。总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涉案数额占中美贸易总额的比重常年保持在50%左右，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已成为一种常态。2016年全年，美国对中国发起20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37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81.8%和13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曾说，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会引发报复行动；两国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

“中国威胁论”中，这是重要支柱。

过去，是政治问题引发经济问题，现在看来，经济问题要引发政治问题了。

政治或经济，“中国威胁论”都无稽

美国不满意的其实是相对实力的不断变化。但是，相对实力不应当只从总项来看。

早期，中国生产力的局限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容基本上是低附加值产品。2000年到2010年，向深度加工品转变。2010年以后，贸易摩擦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然而，尽管在出口美国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中国出口量逐年增长，但较进口仍有不小差距。正因如此，美国往往以提高价格等恶性竞争手段增加我国进口美国高技术产品的成本，导致了中美这一方面的摩擦日益激烈。

此外，当今各国都开始逐渐将贸易重心由传统的商品贸易向新兴服务贸易转移。主要还是服务贸易比较发达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服务贸易。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是重要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而美国服务贸易是世界服务贸易中的龙头老大，其新兴的服务业，如金融业、保险业、教育培训业、信息业、版权等，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何况，《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

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其实增长了不少。2015年，美国对中国输出了1162亿美元的商品，是1985年的30倍。2016年，逆差收窄，美中贸易逆差3470.4亿美元，同比下降5.5%。同年，美国的货物贸易总额达到3.706万亿美元，中国为3.685万亿美元。美国重回2013年被中国赶超的全球贸易额首位宝座。

从整体国际竞争力和未来经济发展看，中国在不断提升，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威胁论”之说，仍然无稽。

共同制定秩序规则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在当下，无论是用政治问题经济化、还是用经济问题政治化来对待中美关系，都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不合理之处。

合理之处在于，中美关系，的确有其多层面和复杂性。

从经济上看，中美都是对方排名最为靠前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而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和最大的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三大外资流入国。美国则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国，和外资流入国。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无论是对全球，抑或对彼此，无法分割其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形态上看，中美两国的经济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阶段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不同的阵营，其发展阶段与未来诉求又不尽相同，从历史上看，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崛起实现中国梦的路径，而美国从来是全凭奋勇对抗实现美国梦的路径。两国的种种特性，虽然表面上看形态迥异，但却蕴含着许多和而不同的基础。

不合理之处在于，将政治与经济问题混在一起，凸显美国的“不安全感”，并让中国为这种并无真实来由的不安全感买单、背锅，大谈中国经济威胁论以实现政治打压，大谈中国政治威胁论以实现经济挤压，这是既与时代脱节，也无视历史规律的作法。

一方面，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追求大国梦想的路径，其一步一个脚印建设起能够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和秩序。这其中，一定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需要经过道路的影子，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在追求维护和升级美国利益优先的国际经济秩序过程中，非常焦虑。这其中，既有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对自身继续提供全球公共服务的能力与信心皆已经不足带来的焦虑，又有担心收缩公共服务会真实影响到其建立的国际秩序从而影响本身利益的焦虑。这种焦虑非常正常，但中国必须意识到，既要对自身所处阶段保持清醒态度，并且避免被美国这种焦虑中不理智的“火星”给“燎”到。也要给美国、及全球一个更理智的方案，告诉大家，现在最好的方式不是对抗，而是让中国、让发展中国家加入共同治理。

后记

中美关系从经济主导，到政治主导，到政治指导经济，到经济脱离政治，到经济影响政治，经历了一个长长的轮回，体现的，是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变化。地位改变，场景会改变，目标也必须改变。看到这一点，就能抓住机会和破解困境。

中国在谈中国的时候，并不完全是在谈中国。中国在谈中美的时候，也并不完全是在谈中美。中国在谈世界。

世界这么大，却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当前，全球无论在经济或者其他方面，都面临着一定困境，中美两国如何能够在这危机时刻找到下一步相互融合、互相支持、互利共赢的方式，不仅是为本国发展找出新路径，也是为全球进入新时代指出新方向。

看上去，中国要帮助世界挑一副重担。这是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如何能够平稳的挑起这副担子，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不能太推诿，也不能太积极，不能太抱怨，也不能太得意。这需要极大的机遇，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创造了这种机遇；这需要极大的智慧，而“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已经体现了这种智慧。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这为新时代构建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需要新思维，新时代需要新智慧。中国始终放开胸怀，放眼未来，而中美都应当明白，大家是在一个棋局中，固然有博弈，更多的是需要携手并肩共同为未来造“势”。

百年盛世中国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