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战后德国文学与出版的……“拨乱返正”

《德国出版零时年：作家、读者、畅销书，巨变后的图书世界》，[德]克里斯蒂安·亚当著， 王琳琳 / 李晓艳 / 田汝丽译，陕西人民出版社/一读,2022年2月版，445页，72.60元

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亚当（Christian Adam）的《德国出版零时年：作家、读者、畅销书，巨变后的图书世界》（原书名Der Traum vom Jahre Null. Autoren, Bestseller, Leser:Die Neuordnung der Bucherwelt in Ost und West nach 1945 ，2016；王琳琳、李晓艳、田汝丽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原书名直译应为“零年的梦想：作家、畅销书、读者，1945年后东西方图书世界的重组”，中译书名中增加“德国”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合适的，只是“零时年”这个典型的德国式说法在中文译著中通常译为“零年”；另外，关于原书名中的“梦想”，作者自己在书中曾特别提到：他认为汉斯·迈尔提出的“德国文学的零年之梦”的说法是对德国战后文学的贴切表达，因此在书名中引用。（第9页）还有就是，中译书名增加的“出版”也值得商榷，因为书中论述的主要都是文学书籍，专栏作家马克·赖希魏因评论说“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史”（见中译本封底）。

该书讲述的是一段相当奇特而重要的德国战后文化史。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文化的战争仍在进行，文学与图书出版成为前沿阵地。关键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战后德国在思想上如何“去纳粹化”是最紧迫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有深厚阅读传统和重视思想观念的德国民族来说，思想观念的转变意义重大。二是战败国士气低落、民心凄惶，在物质废墟中更需要有新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创作与图书出版因其生产与传播的方式、特点而能够对国民思想产生普遍影响，因此成为战后德国“一切从零开始”的重要一翼。但是如何讲述这段历史，难度颇大。从战后同盟国的管治体制到作家、文学组织、出版社、图书市场、畅销书在读者中的传播等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从东西方阵营的划分到无法隔断的共同历史与越来越清晰的发展歧路来看，宣传及出版机构、作家、行业投资者、出版物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在两个阵营之间的交流情况纷繁而复杂，共同背负的历史包袱与判然有别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创作影响很深，其中的相同与差异需要细心辨别。克里斯蒂安·亚当以对德国文学史与阅读史的研究而著名，曾著有《希特勒统治下的阅读》《第三帝国时期的作家、畅销书、读者》等书，无疑是这部《德国出版零时年：作家、读者、畅销书，巨变后的图书世界》最合适的作者。

应该说，战后两个德国的文学创作与图书出版的历史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论题，《德国出版零时年》所选取的是其中的畅销书、作家、出版业和读者的基本视角，把战后的文化管控体制、作家的创作状态与国民的阅读文化心理等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描绘了一幅相当独特、真实和生动的战后德国思想文化版图。作者在全书开头先谈到纳粹帝国时期野蛮的文化专制情境，揭露纳粹的“一体化思想”对德国图书事业的摧残，然后进入该书的论述主题：“战后，书籍和书籍的出版者们再次成为焦点：战胜国想消除那些在他们看来‘有害’的势力，并试图通过新的书籍和文学对德国人进行精神改造。”（第4页）这是该书所论述主题的历史语境，接着作者似乎只是顺带提出了两个问题： “1945年后，文学在两个德国是怎样一幅发展图景？12年的纳粹统治又对图书市场和活跃在其中的人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第5页）实际上这就是作者在该书中论述的核心议题，具体来说就是两个德国的文学在战后分别继承了哪些遗产、摒弃了哪些纳粹残余？（第8页）因此，“在文学文本这一层面上，很快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处理已经成为历史的战争和大屠杀？两德在对待德国人的罪行和责任问题上有何区别？他们是选择书写罪行与责任，还是对此保持沉默？”（第9页）通过文学畅销书和图书市场而研究战后德国的思想变化状况，这是在文学史和图书出版史叙事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焦点。用某种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该书的主题也可以表述为战后德国文学与图书出版的“拨乱返正”问题。

但是在该书的写作方法上，作者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条理清晰的叙事框架，除了开头和结尾部分带有较为宏观的论述视野之外，主要部分是由一系列不同主题的短文构成，其中论述的作者、作品、出版人与出版机构很多，而且在这些精短的介绍、论述中往往涉及对象的前世今生，如果不是对这些人物、作品有相当的了解，读起来会比较困难。但是读完之后，我觉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是很有阅读优势的，因为对于思想文化“战线”的管控、“改造”、什么“黑名单”“好作品”等等概念对于我们不难理解，个体经验中的体验、感受并不太缺乏，进入战后德国这一思想文化语境的想象能力是有的。比如全书开头那段关于作者在旅行中携带的书籍被入境海关检查的论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作者从联邦德国前往民主德国旅行，在民主德国的入境边检站被检查携带入境的书籍。他当时带了一本德国当代作家小说选，海关检查员翻看了这本书，并查问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否法西斯分子。幸运的是这本书最终没有被没收。（第3页）由此想到的是，某种相同的个体经验是跨文化阅读的有利语境。说起来似乎是巧合，近日我正忙于把堆放在学校工作室的个人图书资料清理出来，发愁的是那些成堆舍不得扔掉但又无处存放的旧书、成套的旧刊物；清理速度之慢是因为不断翻阅着，重温我们亲历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的图书、刊物出版中折射的思想文化景观，深深感慨于“时光一去永不回”，对于克里斯蒂安·亚当在该书中所论述的文学与图书出版景观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理解。德国式的“零点时刻”也就是一种“拨乱返正”，对于纳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固然是战后“思想改造”的重要议题，但是在手段、方式与价值观念之间仍然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对战争罪责问题上的态度、立场的变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东西德的不同政治语境中的表述和性质也不尽相同。可以说，只要有兴趣阅读，克里斯蒂安·亚当这部著作对于我们来说并不会很难理解，思考德国战后文学与图书出版的“零年梦想”及其前世今生有着普遍性的文化记忆意义。

无论是从文学创作还是图书市场的角度来看，纳粹德国时期以及战后的一段时期既带来了深层断裂，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延续。这可以从作者、出版人的生平以及书籍与图书市场的状况中可以发现，正如作者所说的：“纵观1933年之后的岁月，我们可以发现，图书世界存在一定的惯性，比如一些遭到禁止或排斥的书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可以买到，它们成功地绕过了许多纳粹的禁止措施，这种惯性也适用于解释后来所谓的‘停顿’现象，具体来说就是解释1945年后的文学出版商和图书市场的惯性力，以及40年代早期出现的趋势如何在战后延续。”（第8页）其实，“惯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开始的纳粹统治还没有那么严酷，帝国的专制力量还来不及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也同样存在着“惯性”，但是此时的“惯性”可能更多是指纳粹图书的继续流传。因此，“避坑落井：从禁止到改造”（13页）这个小标题很能说明战后德国文学与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走向，而且包含了很复杂、很矛盾同时也是很重要的内涵。战后人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纳粹统治时期的文化出版管理体制，该体制的基本理念就是凡不需要的东西就要被“剔除淘汰”，文学要符合纳粹的统治理念，“在管控文学出版市场方面，纳粹最重要的工具，一个是制定可疑作者和作品的黑名单，一个是支持符合纳粹思想理念的‘好作品’”。“通过禁止和毁灭行为，他们实现了最大化的‘完美’”。（13页）“黑名单”与“好作品”的确有高度的概括力，根据这两条主线，足可以能勾勒出一部纳粹文学史或图书出版史。这样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历史叙事同样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战后同盟国对德国出版业的管理体制在管理行为上实际上也是纳粹体制的延续，或许通俗来讲就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作者以大量的史实告诉读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确实就是这样。

美国人认为德国人具有“可以通过大众传播教育的手段进行改造”的“集体性格”，因此希望通过这个“治疗过程”来阻止德国人再次对其他民族发动战争。（13页）这是很实在的想法和目的，而且是有根据的。1948年夏，一个来德国考察的美国出版商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历来重视阅读，书籍被认为是“德国科学和技术的矛头、德国文化的先锋、德国贸易的灯塔”。还有一些研究认为纳粹分子是狂热的阅读者，通过提供合适的文学书籍改造这些人是正确。（14页）于是，战后盟军针对图书出版首先要做的就是全面禁止一切出版活动，同时没收所有有问题的书籍，并用新的、服务于改造目的的书籍来补充需求。截至1946年11月，约有四十多位书商和出版人因未经军管政府允许擅自行动而遭到强制劳动甚至入狱监禁的惩处，在第191号法令规定的惩罚手段中甚至明确包括死刑。（14-15页）1945年9月，苏联占领军总司令朱可夫将军颁布了“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文学” 的命令，要求没收所有战争小说以及“包含法西斯宣传、种族理论以及暴力侵占外国倾向的文学书籍”，涉及所有的书店、图书馆以及个人。1946年5月，四个战胜国的代表修订了之前的法规，并联名签署了管制委员会有关“没收含有纳粹和军国主义内容的文学书籍”的第四号命令。该命令明确指出纳粹思想以及包含纳粹思想的书籍的危险性，涉及的对象也包含书店、出版社、图书馆，但私人书摊未被列入检查范围。最全面的禁书清单由莱比锡的德意志图书馆制定的，苏占区的人民教育管理处颁布的则是涉及范围最广的清单，包含上千种书，并且经过了多次补充。（15页）美国人将《纳粹和军国主义书籍清单》作为审查标准并付诸实施，该清单包含约一千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希特勒、戈培尔、墨索里尼的出版物以及纳粹党官方文件等。有了这份清单，可以减少书店经营中的麻烦。这让我想起在台北牯岭街流传的旧书店的故事。从1960年起，“警总”每年都会编印一本蓝色小册《查禁图书目录》送给书商，有些旧书店主反而据此目录而奇货可居、待机高价出售。李志铭的《半世纪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4月）书后就附有一份详尽的《战后台湾禁书目录》。美国军管政府后来突然宣布取消“黑名单”，认为书商和出版人应当担负起出版与基本政治路线以及政治形势相符合的书籍的责任。作者在这里指出：“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民主，虽然出于教育改造的目的，一些书籍应当被禁止，但却必须掩盖禁令本身及其发布者，这可能也是害怕与纳粹的手段过于接近的原因吧。一些官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对于战后初期美占区的纸张配额制度：‘军管政府希望看到一个思想自由的德国，但是因为纸张短缺而对纸张分配进行操控的做法与纳粹帝国文献处的做法极其相似，因此应当避免。’”（16页）这一评述很准确，颁布禁书黑名单和对图书出版的实际操控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把解放德国的盟军与纳粹党人的文化专制联系起来，“虚假的民主”是因为在战后的特殊环境中面对文化战争的延续不得不采取的对策。身处德国文化语境中的作者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美军的“虚假民主”毕竟还是表现出对民主观念的一种态度和立场。如果抛弃这种虚假，表面上的解放与专制的紧张关系完全可以通过意识形态话语予以化解，比如重新召唤卡尔·施米特的区分敌我、例外状态等意识形态话术，就不会捆绑自己的手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图书出版管制起来。

接下来，战后两个德国的文学与图书出版的不同发展路径很快就呈现出来：“美占区对出版物的预审以及内容上的审查已于1945年10月废止，英占区是在两年之后，法占区则是在三年之后。在苏联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直到1989年才废止。在西部占领区，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时，废止了出版社建立需要通过战胜国颁发许可证的制度。而在东部占领区，这种严格的准入制度一直持续到了民主德国解体。”（18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的发展图景？作者说就是因为决定两个德国命运的不同“遗产管理人”的区别：“如果说各战胜国在开始还可以保持一致的话，它们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19页）一个明显而又充满悖论的历史事实是，就“去纳粹化”来说，苏占区起步较快，宽严结合，在某些社会领域的改造更加彻底；美、法、英占区对此重视的程度不同，总体上看来“去纳粹化”不如苏占区彻底。但是作者认为“去纳粹化第一阶段的结束导致了两个德国的产生。……这次运动至少促进了联邦德国民主政体的产生。而在民主德国，‘国家大力宣传的反法西斯主义……试图让民主德国的去纳粹化运动显得比联邦德国更加合理’。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21页）以后人所共知的两个德国历史道路的差异与巨变可以说明什么是“不尽如人意”。

在图书出版的法律规定方面，在西部占领区随着联邦德国政权的建立，出版许可证、纸张分配制度和审查制度很快取消了。“那些想摆脱战胜国同盟思想改造的人也有机会创作、传播和接受相应的读物。”（23页）著名纳粹分子的自我辩护录、回忆录开始成批出现。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危害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颂扬犯罪、战争和种族仇恨的出版物必须列入禁书清单，同时规定书籍不得“单纯因为其政治、社会、宗教或世界观的内容”被列为禁书；即使被收入禁书清单也不意味着被完全禁止，只是为了排除潜在购买群体中的未成年人。（24页）另外，对书籍的甄别由联邦检查机构负责，但是各种文化、图书团体都参与决策，还规定可以提出异议和申诉，以防止对言论自由的真正侵犯。在民主德国，通过《青少年保护条例》和附加条款实现对“糟粕书籍”的全面禁止——不仅仅是在出版、销售环节，还规定学校老师必须检查学生书包。在民主德国对学生的鉴定中，有单独的一栏用来填写书包检查的结果。“‘美帝国主义企图摧毁我们的文化自信和德意志民族的反抗力量，以便为它的殖民和战争计划做准备。’这些言辞显示出民主德国当权者对于‘外来渗透’的非常具体的恐惧，它与当年纳粹对‘外族’的警告如出一辙。”（28页）

在民主德国，文学出版必须接受国家的调控，但是也使“在美学和艺术上拥有高品位的文学”可以不考虑市场需求。在联邦德国，自由市场得到发展，“人们往往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选择回避某些有关过去的问题”。作者认为这两种文学传播体系并不是完全水火不容，而是相互交错、互为补充。（31页）作者在全书最后一章总结说，1945年之后民主德国作家致力于发展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学，联邦德国的新作家们也开始支持年轻的联邦德国文学。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两股势力的影响力依然很弱。（360页）这说明战后新文学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都是只能缓慢成长。在此同时，对于传统的德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则显得要复杂得多，包括对作家、文学团体、文学出版物的态度都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作者把两个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概括为“联邦德国接收了第三帝国的遗留人员，而民主德国则继承了它的结构性遗产”。（同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数众多的具体作家的生平际遇、作品影响、图书市场情况和读者传播接受情况来阐释了这两种遗产的接受史实，在这些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我们时常却能够产生真实的感受。比如曾经走红的纳粹作家如何极力洗白自己，曾经被纳粹打击的流亡作家如何为自己争取声望，在畅销读物中如何小心处理类似战争罪责、大屠杀的国民责任等敏感问题——正如作者所说，“纵观战后初期联邦德国的通俗文学，不管在语言还是内容上，都将所发生的一切蒙上了一层可容忍的面纱，这被看作当时通俗文学领域的主要潮流。德国的战争罪行在作品中变得扑朔迷离，作者们也开始使用日常的通俗语言，甚至使用通俗小说风格描写战争题材。”（70页）

比起较为明确、清晰的出版管理制度、东西部之间的图书进出口业务、海关对邮寄、携带图书的检查制度等问题，作者以大部分篇幅对作家和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述可能更具有生动的可读性。比如关于弗伦策尔夫妇和他们撰写的《德语文学编年史》，这是一部畅销的文学史著作，影响很大。但是实际上这对夫妇不仅都有为纳粹宣传工作积极效力的不光彩的历史，而且在撰写这部著作时仍然继续以纳粹的文学观念、评判标准来撰写。出版商则以“我们不是去纳粹化的机构”等理由为说辞而隐瞒所了解的作者经历，坚持出版该书，原因当然是市场效益。重要的问题是这部《德语文学编年史》“导致很多作家被雪藏，并有意识地模糊化了最近的文学历史背景。就这样，一些作家像贝托尔德·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或阿诺尔德·茨威格流亡国外——没有明确的原因。该书在编写过程中采用了最近的历史中这种雾蒙蒙的风景……遗忘就变得堂而皇之了”。（315页）

问题最后就回到作者在开头提出的那个关键性的问题：怎样处理已经成为历史的战争和大屠杀？两德在对待德国人的罪行和责任问题上有何区别？他们是选择书写罪行与责任，还是对此保持沉默？ 这当然不仅仅是德国人的问题。作者最后指出：“很难想象，人们只能以委婉的方式来谈论所有熟悉的事情，包括德国人的战争罪行和大屠杀，明明这些认识是大家共有的遗产。在早期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之后，德国通俗文学的中心似乎就已经放在了将德国人刻画为受害者上。这种掩饰的影响之深远可以在广泛传播的非通俗文学中看出来。这种类型的文学来自20世纪20年代，在第三帝国进一步发展，同时具有高度的结合能力。例如，考古小说《众神、挖掘者和学者》的长期畅销，它可以示范性地体现出，即使是去往遥远的古代远足，也首先要回避新近那段历史。这个标题和其他无数标题之所以能够吸引公众，恰恰是因为它们为公众提供了这种回避的可能性。”（364页）由此我们不难明白的是，回避、掩饰、淡化历史罪责曾经是德国文学在战后的“拨乱返正”中遇到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