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姐”、“妈咪”相处：潘绥铭和学生们的性社会学调查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潘绥铭教授是这么跟他“性社会学”的学生主张的：“研究者、调查者首先要给对方提供一个舒适、开放，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听听人家怎么说。”

因此，自1998年第一次去中国南方的“红灯区”进行社区考察、写出《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潘绥铭又带领他的团队、学生，定性调查了中国21个“红灯区”、接触近1400位“小姐”、“妈咪”，陆续出版了7本书与8篇论文。

当初跟随潘老师到“红灯区”进行田野调查的青涩学生，如今也多已成为自嘲是“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师。在毕业多年后的聚会中，大家仍不时谈论起当年在“红灯区”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各种骨铭心的体验和感悟。

但这些深入现场才有的感受，细节丰富饱满，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论文里却没有可以陈述的空间。在大家关于“红灯区”的学术论文里，几乎全都是调查所获得的知识，似乎“我”并不在场，似乎那一切都与“我”无关，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在研究一个杯子。

如潘绥铭所写：“但是我们毕竟是活人啊，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进行调查，又怎么可能在调查之后一如故我？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调查过程中,都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悟。我们都觉得，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不但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最有意思，对于学术发展，其实也是最有意思的。”

这是潘绥铭牵头出《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这本书的初衷，也是其他15位作者的共识，这其中也包括了潘绥铭的学生、现执教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王昕。这本书因各种原因经历三年多时间的曲折正式出版之后，王昕说：“大家都很真诚，掏心里话、掏家底，不仅探讨调查方法、反思失败的地方，还用非常平实的讲故事的方法，写自身的感性体验和成长。这本书就是大家共同的记忆。”

在考上社会学研究生之前，王昕在经济类院校学习管理学，那时候的她对社会学或社会调查方法毫无概念，属于内心敏感但外表略有社交恐惧症的“高冷女”。在她的眼里，“小姐”的来历要么是被拐卖、要么是被强迫，而且必然爱慕虚荣。

这种看法并非孤例。抱有同样观念的，其中还有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讲师、80后北京姑娘杜鹃。用她自己的话说，在研究生学习开始之前，她是一个除了旅游从没有出过北京，除了上学就没有其他经历的北京女孩，她也代表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青年一代以及书中其他多数作者参与田野调查前的特征——背景简单、不谙世事，最多浮光掠影的知道小姐这个群体的存在，但基本没接触过她们，也没到过“红灯区”。被边缘化、非主流、道德堕落，这类负面词汇是杜鹃们以及外界普遍会给“小姐”贴的几个标签。

王昕、杜鹃2006年第一次参与“红灯区”的田野调查，还是刚上研究生的时候，仅20岁出头。青涩、书生气、格格不入的她们在真正融入之前，也在彷徨无措和调整适应中重新认识研究对象、重新认识自己。

书正式出版后，在作者们专门建立的微信群里，有人变魔法般地发出了部分作者当年田野调查时的合影，大家忍不住纷纷对着照片上那些20出头的稚嫩面孔感慨不已。

潘绥铭一向主张不是调查，不要直接提问，而是自然接触、聊天。1998年潘绥铭第一次进行“红灯区”调查时，总共待了47天。“时间比较长，这才能够了解到一些东西。因为我是在人家的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合、非工作关系中接触这些小姐，这样才能看到她们真实的一面。……我是想了解人。”

因此，王昕和师门的几个同学分散到几家低档KTV，和小姐们一起坐到了玻璃窗后面的椅子上，进行“参与式观察”。她也从原来的“高冷”转而学着主动“示弱”来拉近与小姐的距离，主动分享和呈现自己生活，以换取一种积极的、平等的“相处”，在多年“摸爬滚打”之后也逐渐地学会了观察、交谈和控制局面。

杜鹃最初则通过酒桌上的良好表现，在“红灯区”的理发店安顿下来，作为一个旁观者和一个参与者，在这里见识到了生活中活生生的小姐、社交中的小姐、女人圈中的女人。

杜鹃在书里写道：“通常，我们的‘红灯区’调查会通过引路人引荐，在某个场所扎根，对这个场所的小姐、妈咪、客人以及其他相关人进行观察、访谈；在同吃、同住、不同劳动的过程中收集资料。……这正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它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也不仅仅是听锣听声，听话听音；而是在情境中理解人，是沉浸于生活世界之中去理解生活。”

不仅曾经青涩、不谙世事的女学生在红灯区的田野调查中收获和感悟多多，即使时像赵军这样在田野调查之前有过十几年的警察工作经历、阅历丰富的人，也表示体验深刻。

赵军一再强调的方法是进入访谈对象人际交往的圈子、进入他的生活情境，才能理解他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心态。作为虽然作为警察也会接触到黑社会、小姐、妈咪这些群体，但因为角色、视角和情境的不同，关注的点也不一样。警察关注的主要是在证据、案情方面，而在田野调查中，转化身份进入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理解才是完整的。他把这种方法称为“入圈式考察”（这与潘绥铭强调的“社区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同学命名的“入住式调查”“相处调查”“情境中调查”等异曲同工），并在此后的研究中，只要条件允许，他都采用这个方法，以此获得不一样的视角。

“要自甘堕落”

赴“红灯区”调查之前，杜鹃和王昕对潘绥铭在开会时说过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的女儿和这些小姐没有区别，只是她比较幸运，生在一个教授家里而已。潘绥铭也常跟学生们说，做了12年田野调查之后，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做头，越来越发现更多的共性、发现小姐们的普通，她们跟别的人差距没有原来想的那么大。

经过实地体验、考察之后，她们才真正理解潘老师的这句话。

杜鹃思忖：如果我不是生长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不是长在这样的家庭，跟小姐的经历不一定有什么不同。跟小姐们深入接触之后，杜鹃发现她们其实跟普通人一样，有同样的作为人的喜怒哀乐。“我们都是人，并不因为我们是学者就比她们优越。她们会被别人看轻，有时候是一些她们不能决定的因素，比如出身时候的劣势地位，比如城乡差距，并不是她们生来堕落或下贱，并不是如社会上人们的偏见那样。”

潘绥铭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现任所长黄盈盈章里的一句话极具代表性。她第一次做田野调查时，香港紫藤（一个为小姐人群服务的NGO组织）的发起人严月莲就醍醐灌顶地对她跑出一句话——“你要自甘堕落”。对于当时还只是一个研究生一年级稚嫩女生黄盈盈来说，“乍听这话多少有点掉下巴”。但多年后她说，这句话实实在在影响了她的治学与做人，至今感激。

所谓的“自甘堕落”其实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如今，黄盈盈不仅用这句话时刻提醒自己，也会在课堂上跟她的学生们强调：“要自甘堕落，放低自己的身板。别以为你是名牌学校的，就瞧不上别人（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群）；如果你试图以救世主的心态，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你的研究对象，你干脆还是别做了；别拿她们来满足你的道德优越感。”

她在文章中说，“在关注道德边缘人群、关注底层社会的现象时，这句话尤其有分量。这是一种学术与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能力。”

经过多年田野调查后，王昕也破除了很多以前的偏见，在现在的她看来：“小姐其实跟周围人一样，只是被赋予了很多标签、属性。所谓的性工作者，其实是很立体、很生动的，同样有着人的复杂性，她们聊的也是些诸如中午吃什么这样的问题。人是很复杂的，要换位思考，不能仅仅通过标签评判一个人。”

“人做学问，学问也在做人”

几年过去，如今杜鹃的生活里也有了房子、车子、孩子，在北京过着安定的生活。虽然走出校门工作后几乎没再接触小姐这个群体，但她依然和当年认识的一些小姐还保持着私人联系，如朋友般聊着“女人之间的话题”。

“红灯区”调查之后杜鹃还调查过吸毒者、艾滋病感染者等大众认为的边缘群体。“所谓的‘边缘’群体的调查，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让我用更豁达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社会，不仅对我的学习、工作、研究有帮助，对我整个人生也是有帮助的。我们从小就受比较传统、正统、封闭的教育长大，有很多价值判断是不加思考就接受的，比如小姐是不好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去挑战它的话，你会毫无疑问的坚信一辈子。”

作为师长，潘绥铭也敏锐地察觉到田野调查的经历发生在这群年轻学生身上产生的化学变化：他们更加富有同情心、会更关注细节，对人、对事观察更加深入、细腻了。

尽管从弃武从文，赵军的研究一直没离开过法律、犯罪领域，单是其中的小姐问题，从硕士到博士后，前后历经十年时间，从不同的角度逐渐深入。如今的赵军已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最近两年开始研究儿童拐卖问题的。

在红灯区多年的“入圈式考察”，既影响到赵军的研究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影响到他的价值观、立场。他发现，事实的生活世界和文本上的呈现，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不同阶层尤其是底层草根阶层的生活状态，和人们从文本呈现所能看到的，完全两回事。“我会不由自主地会关注到底层地边缘地权利状况。法律中、文本上平等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位置上、阶层中，是不平等的，有些权利会被边缘化。要实现社会正义，关注点、聚焦点应该是边缘的权利，只有边缘的权利真正得到实现，才是真正实现所有人的权利。”

我刚开始考察“红灯区”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道德问题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来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根本道义上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

这里面又有三个层次：

第一，我究竟应不应该去研究她们，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在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中，有些人认为，任何对妓女的研究，只能是利用她们为自己牟利，因此只能给她们带来损害。如果真的是关心她们，就请收起怜悯和托词，去帮她们建立一个工会。

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像过度的镇压一样，危害到她们的现实生活的质量。

可是，我是凡人。虽然我并不认为研究小姐就一定会损害她们，但是我也不想天花乱坠地打扮自己。某个“红灯区”里的某位老板一语道破：“你是教授，总要找些事情做嘛。”（因此，他并不害怕我摸他的底。）

不过，我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

首先，我匿掉任何具体的地名和人名，而且像在性咨询当中一样，努力去真的忘记所有人的真名实姓，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保密。我希望，这样可以减少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小姐可能造成的伤害。

其次，我努力“学术化”，寄希望于大多数各级决策者都不会看我的书，看了也会无动于衷，惹恼了也只来处罚我一个人。这样，也许可以在整体上避免危害小姐们。

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仍然会使我居高临下。还是严月莲女士说得更加透彻：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否则，请离小姐远一点，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

研究道义的第二个层次是：我能不能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对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呢？

例如：萍姐已经回家乡结婚了。这是研究小姐“转业”和“退役”的罕见好机会。可是，我还能再追去找她聊天吗？甚至，如果我再遇到她，还能表示我们曾相识吗？显然是不能，哪怕我的记录因此而残缺不全也罢。

再如，我曾经偶然遇到过一位现在已经被包作“二奶”的前小姐。这是研究小姐的“业内上升”的绝好个案。可是，既然她并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那么我就只能视而不见，擦肩而过。

我坚信，任何社会调查都不能搞“逼供”“诱供”，哪怕是使用最最温柔的手段，也不行。尊重对方的“隐私屏障”，就是尊重对方的整个人格，也就是尊重调查者自己。

第三个层次是：我应该从什么角度上去帮助她们呢？

在西方，从19世纪起，就一直有许多善良的人们试图“拯救”妓女，哪怕仅仅拯救她们的灵魂也好（劝她们入教）。现在，中国的某些机构也在大张旗鼓地拯救“失足妇女”，甚至关押她们的地方的名字，也与关押嫖客的地方不一样，不叫“劳教所”，更不叫“监狱”，而是叫作“妇女收容教育所”。

但是，人们的这一切良苦用心，其实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上：“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若不然，那就必须“抗拒从严”。马玉珍，一个北京的妈咪，不就在1999年春天即将来到的时候，被枪毙了吗？也许我应该虔诚地相信：她的罪恶已经等于真的杀人了。

可惜，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转业或者退役），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她们认为那仅仅是“被抓”，是“劳改”，是自己从事这个职业所不得不面临的诸多灾难之一。结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她们也就自绝于所有那些准备教育她们的机构，自绝于主流文化。

可是，她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最弱小、最无望的人。她们确实需要帮助，需要一些对她们有用的具体帮助。

这样一来，我就很难办了。虽然我可以不去拯救（抓）她们，因为我没有领那份工资，也没有人给我授权。但我是一个人，理应奉献爱心，似乎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她们钱。可是我的想法刚刚冒头，一位老板就借着议论一个嫖客的机会，洞若观火般地说：“你给她们多少钱都没有用，都给（她们的）鸡头拿去了。”

当然，原因也不是这样简单。我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还看过不下六次革命电影《大浪淘沙》。在那里面，主人公想给一个乞丐一些钱，一位地下党员教导他说：“天下的乞丐那么多，你一个人能管得过来吗？只有推翻万恶的旧社会，所有人才能都幸福。（大意）”于是主人公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属于“老三届”，就这个问题而言，在我的人文精神储备中，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论。所以，后来我在“红灯区”面对乞丐般穷困的小姐时，这就成了我不施舍的理由。

不过，最近15年来，我又总是被教导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所以我也总是在怀疑：我的上述理由是不是怯懦和逃避？是不是“先当救世主，再做人上人”？这搞得我着实困惑了好久。

最终，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夹缝是：尽可能多地给她们讲一些预防性病的知识，给几个人不要吸毒的忠告，帮几个人办一些与她们的生意无关的事情，资助一个人回家。

此外，我也许是老糊涂了，所以还尽可能多地陪她们呆坐、打扑克、逛街、吃饭，哪怕这些对我的研究毫无意义也罢。因为我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她们的生活中那深不可测的枯燥、乏味与寂寞；还因为她们中的好几个人都说过，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和“外人”这样对待过她们呢。结果，有一次下雨时我要出门，在场的四位小姐一起帮我到处找伞借伞，令我十分感动；因为她们自己没有伞，也从来不用伞。

当然，我知道，这一切肯定会被一些人斥骂为“物以类聚”。可是，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将心比心的同情都要被指责，那我们还活个什么味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