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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 我们的城市里,遍地民工

2022-06-30 19: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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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形式

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

比如,著名的盛产年画的杨家埠。在往昔的岁月里,收过秋后,就有贩年画的客商,从遥远的东北赶着马车早早来到杨家埠。他们睡在画坊的阁楼上,画坊里通宵达旦刻印年画,赶着订货。客人睡梦里都是,印板拍在印机,啪啪的响声。等货齐了,捆扎着装上车,再上漫漫归程。此时,已近年关。这一个买卖的过程,相当漫长,效率相当低。每一步都须人到手到,就是由于这样具体的动作和环境,情景便产生了。还有,在绍兴的乡间,认识有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镇上茶馆喝茶。他背一个竹篮,篮里放着自己爱吃的糕点,篮上再挂一件布衫,以防变天时好添加。一清早起身,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间的田埂走一段,穿过一两个村落,走过二三座木桥,太阳高了,他就踏进了茶馆。我住镇上的时候,他送过我两次礼,一次是他园子里结的第一个葫芦,二次是他喂的母鸡下的头一批蛋。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可称为形式的,因为它的精神性成分,已经超过了实用的任务。再有,我所插队的安徽农村,县里召开基层干部会,是不负责伙食的,那就需要队里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便要带上个专门做饭的,还要到城里联系个做饭的地方。这种方式也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包含着人和人具体的特定的关系。在那里,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里医院治疗,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子怎么办?带去。那么猪谁来喂?鸡谁来喂?于是跟去。狗会自己找食,本是不必去的,可因为眷恋家人,便也去了。就这样,医院的院子里都是一家子,一家子,鸡飞狗跳,烟熏火燎,像个野营宿地。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发生于此。在农村时,有个小姊妹邀我一同去赶集,她怎么动员我?她说,路上要经过两口井呢,都是甜水井!

这种方式在当时都被艰难的生计掩住了,如今,在一个审美的领域里,我重新发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以低效率和不方便为代价的,可是,艺术和现代化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城市为了追求效率,它将劳动与享受归纳为抽象的生产和消费,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了功能。细节在制度的格式里简约,具体生动的性质渐渐消失了。它过速地完成过程,达到目的,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形式都是在过程中的。过程缩减了,形式便也简化了。所以,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因为缺乏形式,于是难以组织好的故事。现代小说故事的变形、夸张、颠倒,都是为了解决形式的匮乏,但也无济于事。所以,流浪汉,无业者,罪犯,外乡人,内省人,精神病患者,会成为城市生活小说的英雄,因为他们冲出了格式,是制度外人。他们承担了重建形式的幻想。在这一个发展中的时期,我们的城市其实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传奇的表面,它并不就因此上升为形式,因为它缺乏格调。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精神的价值,这价值是在长时间的学习、训练、约束、进取中,锻炼而成。而现在,显然时间不够。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

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1999年3月3日 南通

遍地民工

我每晚大约是六点半到七点之间,都会乘坐一班公共汽车,车上常常有七八个头戴安全帽,身穿帆布工作服,脸色黧黑的壮年男子。要是夏天,衣服便被汗水溻透,脸上也满是汗迹。他们散坐在车厢里,直着背,收缩着身子,默不作声。在拥挤而变得昏暗的空间里,可见他们灼亮的眼睛,怀着对周遭环境的警惕。他们比我早一站下车,这时,便可听见他们互相招呼的声音,是这城市所陌生的口音。他们招呼着,从各个角落集中到下车的后门口,当他们的身影纠结起来,就显得很有重量。这是出于一种紧密的质地,由年轻、体力、室外劳动所形成。车到站停下,他们鱼贯下车,抄着快速的短步,从等车与步行的熙攘人群中穿行而去,路灯映照出工作服后背某建筑公司的字样。

年节里,到西区一条僻静的马路等班车。路边是一道围墙,墙上破着一扇门,站着一个人,对前面不远处的幢幢大楼张望。走过去与他搭话,他先是一惊,后退一步,然后腼腆地笑了。原来他很年轻,几乎是个孩子,像孩子那样背了手,倚着竹爿扎的门。问他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大家都回家过年了,他是留守的人员。我问能进去看看吗?他侧过身,让我探进头去。里面是没有尽头的一长条通铺,被褥靠墙卷起,露出竹席。工棚是竹爿搭起的,因是新竹,一片黄灿灿。太阳从窗口与门外照进来,映下一方方亮,亮里翻卷着一些尘埃的絮。有股子喧嚷于无声处起来,洋溢满室。

又有一幅极有趣的景象,是两个川妹子,手里携了行李,风尘仆仆,显然方才下了车船。但因年轻,或还有期待,形容并无倦意,脸红红的。当她们走近建筑工地的入口时,就放慢了脚步。其中一个格外地低着头,不肯举步,另一个推她。被推了几步,却又磨转了身,回到原地,让那一个去,那一个也不愿。两人厮缠着,好久也不能近前。那起到一半的楼房,脚手架上,时不时传下来吆喝声,塔吊的行行声,和了混凝土搅拌声。上面有一个人,是她们千里迢迢来找的。

就是这样,我们这座城市里,四处都是民工,空气中挟裹着他们的汗气和异乡的口音。他们在劳作中练成的着地扎实的步态;穿行在车流之间,肆无忌惮又惊恐的身型;还有,大街小巷墙根下小便的背影,改变了这个城市布尔乔亚的风韵,变得粗粝起来。在我家的住处周围,先后起的楼群,有的就以他们家乡的地方命名。比如有一幢为“新华舍”,我恰巧知道“华舍”这个小镇,坐落在绍兴柯桥边上,曾以“日出万丈绸”扬名。我还注意到,每日中午,不知哪一幢楼上,会响起金属的敲击声,因是居高处,传得很远。听多了,便听出那敲击有拍点,什么拍点?是某个人家乡的小调,快书,或是大鼓。

2003年1月2日

原标题:《王安忆 | 我们的城市里,遍地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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