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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社群|星球之舞在上海:前传

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2017-11-28 15: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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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1日,上海西岸营地第一次迎来星球之舞。视频提供:禾邻社(01:59)
起源于美国加州塔马尔贝山的星球之舞,起初是一次为杀人案的遇害者祈福的舞动仪式。

1979年至1981年,美国旧金山,六位女性在一桩连环杀人案中遇害,遇难地点横跨金门大桥,都在当地的塔马尔贝(Tamalpais)山脉上。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关闭了塔马尔贝山脉的步道,人们感到无助,更多的是愤怒。对罪犯再次作案的恐惧和与自然割裂的感觉笼罩着塔马尔贝山区。

那时,安娜·哈普林(Anna Halprin)与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正在为社区居民做一次“寻找生活着的神话和仪式”(“A Search for Living Myths and Rituals”)的工作坊,他们倾听参与者诉说自己对于这座山脉的感情,对关闭山道的痛惜。最终,他们决定在舞蹈中演绎特定的神话,“召回”塔马尔贝山。这次仪式被命名为“山中,山上”(In and On the Mountain),持续多日,仪式中的步行线路穿过了塔马尔贝山上所有的受害者遇难地点。

在这次舞动仪式结束后几天,凶手归案了。安娜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她无意将这个结果与舞动仪式相关连,但重要的在于,居民心中重获了安宁,安宁也重归了塔马尔贝山。

安娜·哈普林,“星球之舞”、塔马尔帕机构的联合创始人,1920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她从小便爱自由起舞。第一次获得对于舞蹈的信念是在观看她祖父在宗教仪式中起舞的时候,在小小的她想象中,上帝的样子同祖父很像,她对自己说,“啊,原来上帝是一名舞者!”

在塔马尔帕山的舞动工作坊结束后,安娜遇到了时年109岁的惠乔尔(美国墨西哥族原住民)萨满(Huichol shaman)唐·何塞·三和(Don Jose Mitsuwa),他对她说,山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场所之一,你们做得很好,但要净化塔马尔贝山,你们必须回到这座山,把这个仪式重复5年。

此后五年间,每年春天安娜都和社区居民一起回到这里,重新穿过受害者遇难的步道,在每一个遇害地点都有即兴或经过设计的舞动仪式举行。五年过去了,大家都觉得无需就此停下来,她们将这种舞动仪式重新命名为“环绕地球”(Circle the Earth),每年春天,她们都要再次团聚,为一个地球的环境或和平问题而祈祷而舞。

历年全球各地“星球之舞”。 禾邻社 图

有目的的舞蹈

欧洲,澳洲,亚洲,非洲……越来越多地方的人知道了这个故事,他们想加入这个仪式。“星球之舞”应运而生。它选取了“环绕地球”仪式的一个部分“地球跑动”(Earth Run),作为在不同地点发生的“星球之舞”的共同元素。人们加入自己的即兴,演奏当地的音乐,在这支“没有观众”的“舞蹈”中,每位参与者都可以为自己想要达的,关于自身或关于地球的“目的”而舞。而这支“没有门槛”的“舞蹈”唯一的舞步竟是“走起来”就可以。

2017年10月21日,上海西岸营地的星球之舞现场。 禾邻社 图

在安娜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她创作了150多件舞蹈剧场作品,出版了3本著作。许多舞蹈都来自她的生命经验。在她的丈夫,著名景观设计师劳伦斯·哈普林面临威胁到生命的危机时,她创作了《深度照顾:对死亡和死去的反思》(2000)。面对自己的老去,她和年长的老人在自己的社区创作了《长者摇滚》(2005),逾50名老人在摇椅中表演了这一作品。为了向她的丈夫致敬,她创作了三部曲,包括《场所之灵》,一件在她丈夫设计的户外剧场空间内的场地限定作品(演出于2009年,劳伦斯去世前不久)。

安娜和劳伦斯共同摸索促进生产集体创造力的方法。早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他们共同带领了一系列名为“环境中的实验”的工作坊。他们把舞者、建筑师,以及其他艺术家请到一起,探索有意识地面对环境时的集体创造力,这样的工作坊同时在乡村和城市举办。渐渐地,安娜的表演从剧场里移到了社区中,帮助人们表达社会和情感关切。“星球之舞”就是诞生于这样的关切。而劳伦斯也把人们在舞动仪式中在空间中移动的感觉,融入到他设计的户外景观空间中。

劳伦斯设计的“野兽派喷泉”(Brutalist fountain, Freeway Park, Seattle)。 Joe Mabel 图

安娜把舞蹈的边界拓展到了表达社会议题、建立社群、身心疗愈,以及把人们与自然相连等方面。为了回应1960年代的种族问题,她请来一组全部是黑人的舞蹈团体,以及一组全部是白人的舞蹈团体,共同合作出演了《我们的庆典》(Ceremony of Us,可引申为“美国的庆典”的双关含义)。接着她就成立了第一个多种族的舞蹈团体,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公平的主题上。

“星球之舞是有目的的舞蹈(dance for purpose)”,安娜在纪录片中说,“我们为和平安宁而舞”。“和平”不止是世界上的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然之间,还包括人的身心之间的和平。

2017年10月21日,上海西岸营地的星球之舞现场。 禾邻社 图

表达性艺术治疗

1971年,安娜被诊断出直肠癌。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曾自问,要是我死了,对别人,对孩子,对世界又有什么两样呢?她使用舞蹈作为自己的治疗过程的一部分,接着她开始为癌症和艾滋病患者设计创造性舞蹈课程。作为把表达性艺术用于身心疗愈的先驱,她和女儿达莉娅(Daria Halprin)在1978年一起创办了塔马尔帕机构(Tamalpa Institute)。

现年97岁,安娜仍在塔马尔帕机构(Tamalpa Institute)教授舞蹈、带领舞动治疗工作坊,有时去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度参加星球之舞。37年来,“星球之舞”已经在超过46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向所有人开放。1995年,逾400名参与者加入了安娜在柏林引领的“星球之舞”,当年的舞动主题是庆祝波茨坦协议签署50周年,亦即二战结束50周年。更近的一次,安娜把“星球之舞”带到以色列,把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联系到一起。

安娜·哈普林在演出中,2000年。 annahalprin.org 图

在塔马尔帕机构完成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课程及第三阶段的实习训练后,学员将得以成为塔帕尔帕认证实践者(Tamalpa Practitioner)。诺目前正处在第三阶段训练的实习期。她告诉我,第一阶段“个人具身化”(Personal Embodiment)的毕业作品是自画像表演(self portrait performance),它是塔马尔帕技术的一种。 第一阶段的各种训练和学习都逐渐融合在了其中。在之前的课程中,学员用了很多时间来聚焦身体的不同部分,通过舞动、绘画、声音、书写、对话、诗歌、表演等各种形式融合,来表达转化自己不同身体部分的故事,进行整合疗愈。在最后的自画像表演阶段,学员又用了几周时间来不断整合之前的各种资源和感受,用更多的表达性艺术治疗技术探索联结自己的身体和自然生命。创作毕业表演,既是作品,又是更深层面的转化疗愈过程。

第二阶段“具身化领导力”(Embodied Leadership)的毕业创作是准备一个自己接下来的在地实践工作坊的设计。第三阶段“在地工作督导”(Fieldwork Supervision)是发展自己的工作项目策划,学习如何运用tamalpa生命/艺术过程化的技术与不同的社区合作。

2017年10月17日至19日,舞动疗愈工作坊现场。 禾邻社 图

经过更多的在地实习,实践者可以申请认证成为国际本体心理舞动教育和治疗协会(ISMETA)的本体心理舞动治疗师/教育者,以及通过附加其他一些相关申请需求,也可申请成为国际表达性艺术治疗协会(IEATA)认证的表达性艺术治疗/咨询/教育者。

10月15日至21日,两位“星球之舞”委员会成员,舞动治疗导师,已经年逾古稀的玛丽·拉森(Marie Larsen)和玛格丽特·艾特玛(Marguerite Etemad),代表安娜,也代表塔马尔帕机构,应禾邻社之邀,从旧金山飞到上海。她们在上海给想要体验“表达性艺术治疗工作坊”的报名者带来了两天的舞动疗愈工作坊,两天的星球之舞旗手及鼓手训练营,以及最后的压轴大戏——共能容纳200人共同参与的星球之舞。

2017年10月17日至19日,舞动疗愈工作坊现场。 禾邻社 图

在玛丽和玛格丽特前两日的舞动疗愈工作坊中,参与者在两个全天的时间内体验了塔马尔帕机构的表达性艺术疗法。工作坊成员中不乏主妇、白领、创业者,从今年的卡塞尔文献展或威尼斯双年展上知道了安娜·哈普林和“星球之舞”的艺术爱好者,还有已经在从事舞动治疗的导师。在第二天工作坊正式开始前的交流中(语言交流也是舞动疗法的一部分,而不是闲聊,因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语言交谈的),多位工作坊成员表达出了对于前一晚睡眠情况与往日相比非常不同的情况,多数是沾枕即眠,只有一位,平时睡得很好,这一晚却有些兴奋得睡不着。一位主妇——妈妈——自由撰稿人,身份已经没那么重要,表达了头一天舞动疗愈带给她的“幸福感”,在座亦有同感。还有一位妈妈,不为自己,而是为家庭中两位比她年长的女性长辈而来。她们都衣食无忧,却患了抑郁,一位离不开药,另一位一直要向她倾吐。她们都在吃药,而她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2017年10月17日至19日,舞动疗愈工作坊现场。 禾邻社 图

“治疗”(therapy)不等于“治愈”(cure),玛格丽特在工作坊期间多次说起。“治疗”只是提供一种面对问题的方式,在人们面临生死这样大的关头时,用舞步、绘画、写作与声音,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与身体沟通的步骤与方法。专业的表达性艺术治疗导师,只是教授方法的人。工作坊结束以后,每个人都可以把方法带回家,带给自己,或带给身边的人。

玛格丽特告诉我,有绝症患者参加了表达性艺术治疗工作坊,并在接受医学治疗后幸存下来。也有人没能活下来,但如果他们能通过舞动治疗,调动起自己的生命力量,去处理临走前必须解决和面对的事情,这就够了。

安娜和她的同仁曾将这种工作方法带到医院、监狱、移民社区、少数裔社区。这些地方的工作坊对象缺少经济来源,工作坊的经费便来自于每年塔马尔帕机构为筹集善款而做的义演以及募捐。机构还为来自此类社群的年轻领袖提供奖学金,供他们在塔马尔帕进行完整的三个阶段的工作坊学习,结业后便能以表达性艺术治疗导师的资质重新回到自己的社区,开展工作坊等以多种艺术表现方式来回应社区自身面临的社会议题的工作。

2017年10月21日,上海西岸营地的星球之舞现场。 禾邻社 图

访谈

澎湃新闻:是什么契机使你们在今年把“星球之舞”邀请到上海,而不是在更早的时候?

卢璐(禾邻社创办人):我在英国的时候,跟一位安娜·哈普林的研究者学习过她们的舞动创作方法,那就算第一次结缘吧。放到十年前,社会环境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活动,我们机构也未必能举办这样的项目,另外,我也算是回归初心吧,相信剧场还是有它比较特殊的能量。一开始我做过小剧场,后来出国留学,我相信艺术有它自己的表达方式。西方的艺术环境和人文背景和中国不一样,这样的语系放到中国来能不能做,或者说中国能不能产生内生的艺术与社区的连接关系,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一直在找文化、民众和当代艺术之间的连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也借鉴了很多方法论,做了很多更加偏社会实践的事,最后我还是认为剧场是一个更为纯粹和直接的方法。

澎湃新闻:“星球之舞”是没有观看者和参与者之分的?

卢璐:对,即使有人是因为临时经过而来到这里,我们也会尽量引导他/她进来。因为,当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时,氛围是不一样的。当出现一个观看者时,因为“星球之舞”的“演员”大都不是专业演员,他/她通过一种安全、开放的方式来进入到一个共同的创造当中,一旦那样一个安全的氛围被打破,就很难达到那样的效果了。

澎湃新闻:如果今年顺利的话,明年还会继续邀请“星球之舞”来上海吗?

卢璐:会的。一方面,“星球之舞”的形式比较简单,不会设置太高的参与门槛。另外它是一个很好的开拓型的项目,适合作为起步,而且她们运作了这么多年,已经很成熟,也是我们很好的学习对象。

澎湃新闻: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一下“星球之舞”的理念?

卢璐:每个人都可以舞蹈,人和人可以通过舞蹈产生联结,并和自己所在的环境产生联结,从这种联结当中获取能量。

2017年10月21日,上海西岸营地的星球之舞现场。 禾邻社 图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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