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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丽安的“大陆二十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如此接近祖国

澎湃新闻记者 李闻莺
2017-12-05 11:25
来源:澎湃新闻
中国政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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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代表卢丽安:“我以台湾的女儿为荣,我以生为中国人为傲。” 视频记者 张呈君、王佳晨(03:46)
卢丽安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如此接近祖国。

那是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开幕,她走进人民大会堂。两千多名来自不同省份、不同领域的党代表聚在一起,大家口音各异,却又彼此友善,好像一个大家庭。

但她又感到些许焦灼。会场内部,有两块巨大的屏幕,里面播放着祖国大好河山的航拍画面,每一帧都很美。卢丽安盯着看了好久,希望看到台湾的风光。

台湾,也是卢丽安和丈夫的家乡。他们在那里出生、长大,远渡重洋留学,之后又回到祖国大陆。

在大陆定居的20年,卢丽安从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成长为一名十九大代表。

她像爱爸爸妈妈一样,深爱着台湾和大陆。她也在身体力行,希望有更多岛内乡亲放下成见,来认识大陆的制度与前景,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这样的卢丽安,算是爱国吗?

很多年前,她就思考过这一问题。她说“爱国”两个字,听起来有些抽象,有些冰清玉洁,又有些让人面红羞赧。

在卢丽安看来,自己和丈夫都是平凡幸运的大学老师,不同的是,他们选择回到祖国大陆,而非偏安东南岛屿。中国古代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传说,寓意鼓励人要有理想抱负,更要有一股不畏困难俗见的执著。

至于他们自己,充其量只是许许多多的愚公和精卫之一,要移的,是那沉重塞滞、不利社会发展的反智大山,要填的,是那一湾把亲情、乡情阻断的海。

童年时期的卢丽安。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翻拍

小镇姑娘

卢丽安和丈夫抵达上海是在1997年2月18日。

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去世,举国悲恸,也让隔天一早准备去复旦大学报到的夫妻俩多了份忐忑。

他们生怕时局有变,到学校一看,才发现担忧太过多余——办公教学井然有序,肃穆中人们继续忙碌。两人先去人事处填表、办工作证、再被带到各自所在的院系。主管教学的系领导把教科书和课程安排交给卢丽安,又特意领她认了一遍去教学楼的路。

同事们都很客气,点点头,“喔,你就是那个台湾人。”

没错,台湾,海峡对岸那座宝岛,那里也是卢丽安的家乡。

1968年,卢丽安出生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旗山地区。

她是在小镇长大的孩子,家乡处在一片山谷地带,种植有大量香蕉、椰子和槟榔。小镇隔壁,是以客家文化浓厚著称的美浓镇,再往南,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占多数的屏东县。

童年的卢丽安,喜欢玩远远胜过学习。天气好时,她就带着弟弟妹妹在外面“疯”,煨鸡蛋、烤地瓜、捉鱼虾,再沿着一望无际的长堤不停向前走。

一直向前会抵达哪里?小小的卢丽安从未想过。她只知道,自己野归野,但不能太“造次”。因为父亲是医生,母亲当过中学老师,周围的人几乎都认识卢家,这也是小镇生活的奇妙所在。

小学五年级开始,父母开始重视卢丽安的教育。他们请来家教,为女儿补课,卢丽安也好像开窍一般,甚至在初中升高中时考上了大名鼎鼎的高雄女中。

“全家都为此跌破眼镜。”卢丽安说,高雄女中是整个高雄、甚至南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子学校。她报考那年,全镇只有3人考进。所谓人生四大喜事,金榜题名算其一,连镇长都带着人敲锣打鼓、登门道贺。

十几岁的卢丽安,对未来还没有太多规划。

父亲曾希望女儿继承父业、报考医学,可卢丽安觉得自己是文科生,数学不够好,不如学考古、戏剧表演,再或者珠宝设计。

等到高考报志愿,她又坚定地告诉自己,不学商科、不学法律。教英语的高中班主任极力建议,学英语好啊,学好了可以去外面看一看,什么都不用怕。

就这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镇姑娘卢丽安离开家乡高雄,考入位于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

几年之后,她再度启程前往英国,先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本省人,外省人

爱丁堡大学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古老院校,建校历史超过400年。

1991年,当卢丽安来到这里,学校的台湾留学生还不是很多,西方人对亚洲的了解也远不如现在。总有人分不清英语中的“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她也因此常被误解是泰国来的学生。

远在异国他乡,留学生们主要通过同乡联谊互通有无、彼此照顾。

这时卢丽安才发现,小小一个爱丁堡,中国留学生之间竟然“壁垒分明”,不仅大陆留学生和台湾留学生鲜有往来,连台湾留学生内部也要区分“本省人”和“外省人”。

这里的台湾“外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随当时的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大陆人。

廖信忠在《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中介绍,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主要有四个族群,即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少数民族。

1949年前后,大约有200万人随国民党迁台,他们被安迁在台湾各地,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地点——也就是后来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

廖信忠还称,“本省人”和“外省人”也有各自有趣的昵称,比如“番薯”是说“本省人”,“芋仔”则是指“外省人”。

卢丽安坦言,针对“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在台湾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只不过,她是闽南人,属于“大多数”那一类,很长时间都未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后来有所觉察,卢丽安也无法理解。

在她的成长经历中,接触过不少“外省人”或“外省第二代”,其中包括父辈的友人、自己的同学,还有小镇上时常碰到的“荣民伯伯”。

和本地人相比,“外省人”没有土地可依附,要在一个没有根基的地方安家落户,奋斗过程也更加艰辛不易。

“那时我还小,谈不上悲悯,就是觉得他们克服颠沛流离、重新开始,很勇敢。”卢丽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过去没当回事的问题,到了大洋彼岸反而“被放大”。

况且那一时期,她正在和一位同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学长谈恋爱,对方恰好就是一名台湾“外省第二代”。

当两人的恋情遭遇一些杂音,卢丽安的内心也更加坚定。

她自认无法接受狭隘的乡土地域主义,“大家都是中国人,到了英国,在别人的屋檐下,同胞之间还不团结,分这个那个。”

那位学长,后来成为卢丽安的丈夫。对方是台湾台中人,也是江苏海门人、上海人。

丈夫的父亲、也就是卢丽安的公公,出身江苏海门乡绅大家,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受时局影响,无奈只身东渡台湾,与远在大陆的亲人分隔长达半个世纪。

卢丽安大学毕业留影。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翻拍

转换跑道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卢丽安的丈夫在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学业,进入台湾成功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当时的台湾,“绿化”迹象严重,岛内形势愈发复杂,反观大陆,改革开放初见成果,香港回归在即,整个社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面貌。

既然对现状不是很满意,是不是可以考虑“转换跑道”?

卢丽安透露,去大陆发展的想法,最早是丈夫先提出的。他作为“外省第二代”,能够更为明确地感受到,台湾在走一条他不喜欢的道路。

再加上公公是上海人。老人亦有所鼓励,“你们在英国,不是也认识大陆的留学生,觉得他们怎么样?”

“好像也不是什么‘猛虎野兽’。”卢丽安想了想,决定迈出第一步。他们与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取得联系,毛遂自荐,表明希望回国服务、进入高校任教的意愿。

经过漫长的前期沟通,祖国大陆传来消息,卢丽安和丈夫可以选择在北京、上海或青岛的知名高校工作。

综合衡量之后,复旦大学成为首选。

1995年初,卢丽安夫妇来到大陆实地考察,第一次踏上这片曾在教科书中出现无数次的土地。

当飞机舱门打开,他们首先领教的,就是上海冬天的寒冷。这种冷,比接近北极圈的苏格兰还要厉害,也让两个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措手不及。

从虹桥机场到复旦大学,接机的车子开了将近3个小时,一路上坑坑洼洼,又把卢丽安晕得够呛。

学校环境也没好到哪里去,无论教学楼还是实验室,条件都比预期差一点。走在街上,人流熙熙攘攘,一些看似“协管”的人员,穿着军大衣、带着红袖标,让卢丽安心生紧张。

“其实是有一点被吓到。”卢丽安说,出发前,他们原本有心理准备,料到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转念一想,毕竟是去上海,就算不是来享福的,又能苦到哪里?

短短四天的考察,让卢丽安和丈夫对大陆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直到飞机起飞离开,两人紧绷的心情才稍稍放松。他们同时也陷入思考,申请是否还要继续?

经过一番考虑,两人决定计划照常。

然而求职并非一帆风顺。

2017年,卢丽安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悼念陆谷孙先生的文章中,就曾描述过当年的情形。

文中提到,当年,丈夫已经学成并在台湾有教学与科研成绩,可以直接对接大陆的教育工作;她却还挣扎于博士学位论文,毕业之期尚不在谱,只能算是“买一送一”的附赠品。

直到1996年下半年,复旦大学传来消息,说外文系(后改为外文学院)的新领导想和她电子邮件“访谈”。那个人,正是著名翻译家陆谷孙教授。

陆谷孙询问了卢丽安的背景、申请到大陆任教的原因、在台北读本科时修过哪些课程、爱丁堡大学硕士阶段又学了什么、现在做什么博士论文课题等。

两人笔谈不下六七个回合,往返长达两三周。终于,在1996年年尾,回国任教的申请程序基本完成。

卢丽安早年在威尼斯留影。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翻拍

白手起家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大陆的台湾人多以经商为主,像卢丽安和丈夫这样以“海外引进人才”身份进入高校任教的,少之又少。

初来乍到,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学校分给夫妻俩一套公租房,纯毛坯的。靠一个借来的煤油炉,再加一口新买的锅,两人白天上课、晚上收拾屋子,撑了两个星期,生活才算步入正轨。

在复旦大学前几年,卢丽安对自己的定位是“救火队员”。除了英语精读课教学,其他课程,派不出人手的、开不出来的,都安排她去上。

收入也一度难以启齿。刚开始,卢丽安每月工资只有600元,打个电话回台湾都要心疼钱,和同期在岛内高校任教的老师相比,收入更是相差十倍有余。

不过,卢丽安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

他们遇到的难题,是很多年轻人刚起步时都会遇到的。好在留学经历教会了她怎样吃苦、怎样勤俭持家,问题也在慢慢迎刃而解。

如果一定要说“困难”,卢丽安认为,应该是两岸政治形势不容乐见情况下,难免会有的孤独。

毕竟,她是从台湾跨海来到大陆的,家人虽然支持,还是有牵挂和担心,旁人也会不理解。因为不想承受太多社会压力,卢丽安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太多人,和一些旧时朋友也渐渐少了联络。

在悼念陆谷孙那篇文章中,卢丽安回忆,2001年,是她工作多年之后第一次申请回台探亲,有繁琐的表格需要单位签署。

回家看父母,还要单位批准?想到两岸分隔的压力,她有些莫名的担心。

拿着那几张表格,卢丽安抖着手、敲开陆谷孙的“系主任办公室”,提出回台探亲的请求,可是话还没说完,豆大的泪珠瞬间坠下。

陆谷孙一惊,连问怎么啦,家里可好?

卢丽安抽噎着,克制住一股小女儿委屈的酸楚,“我好久没回家了,怕不能回去?”——虽安家沪上,心里时常愧念台湾南岛上的父母,这是她作为女儿身在异乡的烦恼。

即便如此,卢丽安和丈夫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他们觉得,既然来大陆,就是打定主意要定居的。与其考虑太多,瞻前顾后,给自己留下后路,反而会断了发展的前路。

保持着这份笃定,日子一天天向前。

先是小家庭增添了新成员,之后不久,格拉斯哥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也顺利拿到。教师这份职业带给卢丽安的荣誉和满足越来越多。

她尤其认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那句院训“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对卢丽安而言,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多是分享彼此对于生命的想象、计划和实践。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们拥有理想信仰,尽可能地减少偏见、歧视和伤害。

2017年11月,卢丽安在复旦大学给博士生上课。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摄

我不怕大陆

在复旦大学的卢丽安很难不引起关注。

尽管从来不会在课堂上刻意介绍自己,但好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外文学院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卢老师,是从台湾来的。

在大家印象中,卢老师爱笑,讲一口软软糯糯的普通话,遇到许久不见的朋友,还会热情送上一个拥抱。

熟悉她的学生,私下叫她“安姐”。大家对她又爱又怕,原因是这位老师非常严厉,还曾经把一个研究生班所有人的作业全部打回去要求重写。

关注之余,许多人也会暗暗好奇,她什么从台湾来到大陆?甚至还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首先,我不怕大陆。”谈起缘由,卢丽安先用一个“怕”字形容岛内乡亲的复杂心理。

她进一步解释,在台湾,早年的战争创伤加上多年来的“去中国化”教育,使得一些人对大陆持有偏见。

特别是近20年,两岸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曾经高高在上的“亚洲四小龙”卡在原地踏步的困境中,大陆这边却在不断崛起。

对于两岸关系,岛内很多人不知该如何定位,谈起未来走向,他们更不知如何面对,心里难免有隐隐约约的焦虑。

卢丽安却不同,她对大陆一直没有陌生感。

小时候,她就从书本上看到介绍,说祖国山川壮丽、民族多元。为此,卢丽安写下作文,畅想长大后去江南看小桥流水,去塞北感受大漠苍凉,再去东北体验白雪覆盖下的凛冽。

1987年,随着两岸关系解冻,大量台湾老兵回乡探亲,更多有关大陆的讯息从海峡另一头传来。

这一时期,由台湾艺人凌峰制作的电视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岛内播出。这也是台湾第一部介绍中国大陆风土民情的电视纪录片,可谓轰动一时,也让还在读大学的卢丽安为之着迷。

另一个有关大陆的印象来自外公。

卢丽安的外公,是在台湾出生的闽南人。他成长于“日据时代”,早年求学日本,之后回到台湾担任政府公职人员。外公很疼爱孩子,却又沉默寡言,总是戴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还特别喜欢听京戏。

“阿公讲闽南语,怎么会喜欢听京戏?”这个疑问,在卢丽安心里藏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母亲拿给她一本薄薄的自传。

那是外公70岁时写的,两年后他便去世。自传中,老人回顾了自己奋斗的一生,并在末尾写到,想起战争的残酷,内心就很不忍,“祖国啊祖国,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强盛起来?”

这些文字,卢丽安第一次读到,还有些不知所措。

她有些不懂,外公写下这本自传时,台湾正处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得还不错。可是为什么,他却如此忧虑,说但愿不再有战争,又说希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外公到底想讲什么呢?

卢丽安近照。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摄

能不能入党?

很多年后,作为十九大代表的卢丽安站在人民大会堂“党代表通道”,向外界分享了外公的故事。

她终于明白,外公为后代、为子孙们许下的那个心愿,其实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同时也相信,外公一定是意识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两岸分治并非正确选择。

此时的卢丽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刚两年。

对于自己的入党心路,她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曾介绍,由于从小在台湾生长的背景,身上难免有一点“时代的烙印”。

因此,刚到大陆时,卢丽安比较刻意地远离政治活动,直到后来加入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这是一个台湾同胞在上海的同乡会组织,时常开展一些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的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卢丽安逐渐意识到,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政治。政治看似一个宏大议题,但它又关系到个人生存、职业发展以及道路选择。

于是,她开始以一个“党外诤友”的身份,带着些“挑剔的眼光”去观察中国共产党。看它如何建设上海社会?如何建设祖国大陆?

“我观察了很久,最后‘考核’的结果不仅仅是及格,而且成绩非常好。”卢丽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魄力的党。它很清楚自己面临什么问题,也不避讳党内要改革的问题,会制定很详细的目标、路线图。

入党机会在2013年到来。

这一年,卢丽安当选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同年年底,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要去台湾访问,邀请卢丽安同行。

访台路上,卢丽安和沙海林在车里聊天,她试探性地问到,“我有没有可能,能不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沙海林马上看了看她,很严肃地说,是吗?你说真的吗?你真的想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吗?那你回去仔细考虑考虑,你愿意的话,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卢丽安吓了一跳。在那之前,她和丈夫都有过入党的念头,但因为有台湾背景,两人被泼了冷水。

回到上海后,卢丽安开始着手准备入党申请书。她的这一举动,也让身边许多人颇为惊讶。

“确实没想到。”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郑咏滟与卢丽安相识多年。在她印象中,卢丽安就是一位大学老师,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很少在学校公开谈论政治性议题。

卢丽安的学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在读博士生董益也表示,她认识的卢老师,上课很生动,私下很亲切,两人聊过专业,聊过人生体验,就是从没聊过有关政治的话题。

然而这一次,是卢丽安主动提出要入党。

郑咏滟清楚记得,那是2014年的一次党支部会议,卢丽安带来了她的入党申请书,有厚厚一叠,全部都是手写。

宣读过程中,卢丽安说起前不久跟随上海市有关领导访台,又提到近年来两岸发展变化,忍不住掉下眼泪。

“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她对家乡,对大陆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郑咏滟说,那次支部会议,在场有其他老师跟着落泪。连她自己也深受触动,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入党?

2017年10月,卢丽安在人民大会堂“党代表通道”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网 资料图

“卢丽安效应”

2015年,卢丽安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对比入党前后,她不认为自己有多大变化,该上课上课,该加班加班,反倒心里沉甸甸的,感觉责任更加重大。

作为一名党员,我还能做些什么?就在卢丽安反复思考时,一份光荣使命交给了她。

2017年6月,卢丽安当选为十九大代表,成为台湾省籍党员代表团的一员。4个月后,她走进人民大会堂,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中华儿女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卢丽安说,大会开幕当天,总书记3个半小时的报告,掌声最密集之处,就是关于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表述。这足以说明广大同胞对两岸和平发展有着坚定共识。

她还注意到,报告还有不少进一步释放善意、诚意的内容,例如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等等。

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卢丽安在十九大期间的一举一动也被海峡两岸高度关注。

“我以台湾的女儿为荣,我以生为中国人为傲。”“我爱台湾,也爱大陆,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历史无法选择,但是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

“没有台湾梦的中国梦肯定是不完整的,同时,没有融入祖国的台湾梦,像打个盹儿,黄粱一梦。”

七天会期,无论是公开在“党代表通道”亮相,还是私下接受媒体采访,卢丽安的话总是令人心潮澎湃。

很快,在媒体竞相报道下,“卢丽安效应”“卢丽安热度”“卢丽安旋风”凸显发酵,两位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台湾籍博士生王裕庆和张立齐也公开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他们的举动,卢丽安坦言,过去几年,在台湾“去中国化”的影响下,很多岛内乡亲对大陆的情感只能被压抑,没办法得到抒发。

现如今,她很欣慰,自己的出现能够为两岸同胞,尤其是给青年们来带来某种可行的启发。

事实上,自从十九大结束回到上海,卢丽安接到很多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大多是表达对十九大报告的认可以及对她本人的支持。

这些人中,有海外台胞,也有岛内乡亲。他们告诉卢丽安,正是因为她的出现,让更多人受到鼓励,也可以自信地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还有一位从台湾打来电话的乡亲,说想要入党,问卢丽安如何加入。

“我倒觉得,不必太拘泥于程序,可以先读党史,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解新中国发展过程,心跟思想先入党。”卢丽安这样回答。

支持的另一面,也有谩骂、诋毁以及一些超出她能力的诉求。特别是10月下旬,台湾当局对外证实,已撤销卢丽安和她儿子的台湾户籍,此举在两岸掀起轩然大波。

处在风暴中心,卢丽安忙碌而平静。

她有每周6节课的教学任务,还有连续多场的十九大精神传达活动。至于外界喧嚣,卢丽安说,希望大家不要再过于纠结历史问题。

她坦言,今天发生的事情,早在20年前决定来大陆时就预料到了。

她也很清楚,自己是在以身试“法”(台湾方面制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那么,一个执政当局‘立法’的本意是什么?”在卢丽安心里,这个“本意”,应该是保障民众的发展空间,让个体发展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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