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十大好书”系列丨蔡元培如何“被书写”？

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消息一经公布，天津《大公报》便发表了《为大学校前途祝》的评论，认为蔡元培“留法有年，学贯中西”，“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不禁拭目俟之”。蔡元培可谓带着各方期待就任北大校长。今天是蔡元培先生被任命北大校长101周年，文献君推荐《重释蔡元培与北大》书评一篇，以示纪念。

历史与记忆：如何重释蔡元培与北大

华东师范大学娄岙菲教授长期关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她的近作《重释蔡元培与北大》于2017年8月由社科文献出版。既言“重释”，就要有新意，还得让人信服。怎样做到？

“首先，考察蔡元培与其直接参与建构的北大的关联。这一层面是理解蔡元培何以成为北大精神和中国大学理念象征的根源。其次，从记忆、想象与认同的层面，分析带有神话色彩的蔡元培与北大是如何形成的，即关注蔡元培与北大关系之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再造的过程，关注如何在不断地想象同时又不断认同这样想象的过程中造就的蔡元培和北大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段有点拗口的长句，以及诸如建构、想象、认同等西化术语，不仅点明了书的宗旨，也说明了作者的学术渊源。

要理解《重释蔡元培与北大》的理论根基，必须首先搞懂：何谓“文化记忆”？

什么是文化记忆？

“历史的演变在加速。”加速意味着“真实的、社会的且未被触碰的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法国思想家皮埃尔·诺拉的名言。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隐藏的逻辑，即历史总是在演变的，它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一再被修改；而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都不是记忆，已经成为历史。历史与记忆，因人们的主观需求而不断改变。“记忆的责任来自每个历史学家自身”。对每个群体来说，向历史寻找记忆涉及自我身份认同。从1978年到1992年，诺拉召集了120位学者，分别撰写了135篇长论文，完成了以“记忆之场”闻名于世的法兰西大型文化工程。

在诺拉的项目开始之前，西方史学界流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主张研究历史不带任何与记忆的关联，专注于像人口结构与价格波动等必须脱离可感知性、可回忆性的内容。导致的后果之一，历史成为一个高度特殊的事件，跟外行很难产生联系。为获得这些新知识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历史渐渐淡出了民众的意识，甚至被排除在学校课程和教学计划之外。皮埃尔·诺拉和“记忆之场”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历史学与公民联系的回归，让历史书写的记忆维度和科学维度重新统一。

法国历史学界的这次地震，催生了“文化记忆”理论现代学派。继皮埃尔·诺拉之后，这个学派有名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阿斯曼并不强调记忆与历史的对立，而是试图在两者的关系里寻找平衡点，这就是“记忆史”。他们认为，记忆史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发掘关于流传的可能“真相”，而是“在于把流传当作是集体的或文化的记忆的现象来研究”。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就是流传本身：何以如此流传？

蔡元培何以成为北大精神和中国大学理念象征？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分为四章：长校，1917~1922；辞离，1923~1926；淡出，1927~1930；纪念，1917~1949。很显然，总体上呈现比较清晰的线性梳理的格局，最后一章作为一个主题加以归纳和阐发。不过，这部著作不是叙事史，叙事被打散在论证的需求里，按照时间线的安排，我以为，是为了突出蔡元培和北大的记忆史，实际上，这就是“演变在加速”的例证。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与历史不断累积与修改，在起初的事实部分，这种演变比较轻缓，而到了最后的“纪念”部分，就表现为一种爆发式的骤升。

1917年秋冬，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沿袭前清“京师大学堂”的官僚习气。蔡元培大刀阔斧，切离农科、矿科、工科、商科，单留文、理、法三科，尤以文科为改造思想的中心。蔡元培减少了中国哲学里的经学课，加重了先秦诸子和西洋哲学的分量，又去掉“中国”二字，改称“哲学系”，表示中外之学皆可打通。他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延聘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一干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且以身作则倡导民主平等，每天进校都对教工鞠躬问好。一扫沉沉暮气，对北大精神的塑造，蔡元培居功至伟。

娄岙菲强调，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是从重塑北大学风入手。比如，她认为，蔡元培聘定陈独秀首先考虑的与其说是学术专长，不如说是陈在当时思想界足以影响青年学子的特殊地位。后来陈独秀被迫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与其私德瑕疵有害北大风气有关，间又牵涉沈尹默等人与陈独秀的人事纷争。蔡元培的教学理念得之于游学德国的经历，形成“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认识，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倡议“兼容并包”。陈独秀的事件折射这种“兼容并包”的范围，并不像今人所以为的那么广阔，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在倡导“民主”的同时，时时被“民主”所牵制，无论教职人员还是北大学生都有滥用“民主”之弊，政治形势更使得学术“桃源”无处落地。越到后来，“兼容并包”就越难以开展，蔡元培的悲观就是出于难以兼容，难以并包的现实。

带有神话色彩的蔡元培与北大是如何形成的？

蔡元培与北大的“神话”，首先发端于蔡元培对北大“奇迹”般的改造。这种创举及其成功，使其成为象征性的标杆，即使后继者做出了成绩，也容易被人们忽略。

关于北大历史的资深研究，必须提及陈平原。陈平原曾经指出，蔡元培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拔高了，以至于压抑了其他功不可没的北大校长。譬如，蒋梦麟。陈平原认为，蔡元培管理北大亦有过失，最大的弊端就是因过分强调以德治校而忽视制度建设，造成北大纪律的自由松弛，蒋梦麟不得不充当“黑脸”，重新夯实一所现代大学必须的严肃的规则，又努力在这种规则中保留适度的弹性，这种行政管理智慧却是蔡元培不及的。

娄岙菲没有像陈平原那样直接指陈，但她也指出，“客观地说，也正是蔡元培晚年在教育界的缺席，反而成就了五四前后北大革新难以超越的地位”。这个结论主要围绕“驱彭挽蔡”的风波展开。彭允彝接手北大之后急待解决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正是蔡元培任职期间遗留的问题；彭面对的又是1920年代军阀割据的混乱事态，经民主熏陶的北大师生闹学潮事件频发。蔡元培的离职，被打上了一种反抗军阀政治的意味，而彭允彝的处境就尴尬了，“驱彭挽蔡”给蔡元培镀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似乎离了蔡元培，北大就不是北大了。至于挽留蔡元培的各方人士，或也有各自的打算，教育部的挽留里也有想在俄国庚款问题上借助蔡元培名声的一时考量。蔡元培去意弥坚，声望倒愈加上升。

蔡元培的“神话”，难免“时势造英雄”之故。纪念与追忆则不断强化了这种神话色彩。北大经常举办演讲、校庆等活动，师生爱“摇笔杆”的人很多，一来二去，层层叠加的记忆就铸造成了凝固的历史。比如，1923年底是北大建校25周年，恰逢蔡元培远赴欧洲，以及“驱彭挽蔡”火热之时。纪念刊屡现对蔡先生的抒情文章。篇首是代校长蒋梦麟撰写的《北大之精神》，归纳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再次肯定了蔡元培的治校理念，并最终将此定调为“北大精神”。

从记忆史角度重释蔡元培与北大的意义

娄岙菲的研究建立在诸多学人的基础之上。从书中的注释可见，她经常引用陈平原的研究所得。作为北大学人，陈平原熟悉北大的历史，掌握的材料极其丰富，不过他的研究主要是现象性的分析，娄岙菲的研究比较系统，有周密的理论架构，方向更加明确。

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记忆与历史正前所未有地成为公共讨论的热点。纪念碑、博物馆、电影电视、互联网络、QQ微信，各种各样的媒介不断打开各种各样通向文化记忆的通道，面对目不暇接的信息流瀑，现代人很难判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有人为增删的，哪些经过了大幅度的篡改。历史研究的责任担当更加必要，也更加沉重。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蔡元培与北大。陈平原说过，单说光荣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直面现实。娄岙菲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

本文为《重释蔡元培与北大》书评，发布已通过作者授权。图片来源：网络（侵删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