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胡适、林徽因、冯友兰在这一天的经历

01

1937年7月7日，北平天气溽热。

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与傅斯年、梅贻琦等教育文化界名流一道，应邀出席了官方的一个会议。会上，北平市市长秦德纯通报了平津紧张局势，并坦言，北平的上空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引线已经点燃，一个天崩地裂的时刻就要到来。

群儒闻讯，莫不惊骇，伴随着忧愤、激昂、悲壮甚至激烈的争吵，会议一直持续到夜间10点多方才散去。

秦德纯不幸言中，是夜，会议散罢不到两个钟头，胡适刚洗漱完爬上床，这个巨大的火药桶在北平郊外沉沉的墨色中轰然爆响。蓄谋已久的日军，借口一个士兵走失，炮轰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

这是一个注定写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的日子。

02

这一天，林徽因和梁思成行走在山西五台山上。

他们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已经一月有余。他们此行，是为了寻访一处曾见诸于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

这一天，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了它——唐代佛光寺大殿，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也是他们一生古建筑考察中最伟大的一次发现。

许多年以后，梁从诫还记得母亲跟自己描述当时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怎样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古寺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

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林徽因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说自己当时恨不能也成为一尊像，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千里之外的狼烟突起，打破了她美丽的幻梦。一周后，在一张过期的报纸上，夫妇俩得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消息，他们历尽周折回到北平，但北平很快于7月29日沦陷。

03

次日，天津沦陷。

地处天津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突遭日军炮火袭击，射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馆大圆顶，第一炮从圆顶旁擦身而过，第二炮击中目标，巨大的冲击力将图书馆圆顶整个切掉抛入空中，因圆顶又大又重，当翻转抖动着落下时，整个书库被压塌。

紧接着，日军数炮齐发，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

炮击过后，日机凌空在校园内外投放炸弹，校园内残存的建筑以及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

轰炸过后，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整个校园弹片横飞，黑烟滚滚，烈焰升腾。

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焦土。

事变前就把平津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以南开大学拉开了他们试图摧毁中国精神支柱的序幕。

张伯苓远在南京开会，闻此噩耗当场昏厥，而后老泪纵横，强抑悲痛发表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砺。”

04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西安）临时大学。两个临时大学以原各校校长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迅速赴当地选址筹备，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地区在新校舍开课。

这份撤退命令，以书信和电报的形式迅速在平津各校师生中秘密传达，早已心力交瘁、翘首以盼的师生们接到通知后，纷纷设法夺路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和古城西安——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

05

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北平失守这一天，清华一位教员正在城中举行婚礼，特邀他主婚人。

等婚礼结束，城门紧闭，这对痴男怨女在清华园预备的新房已无法入住。冯友兰陪着他们，坐看北平沦陷，度过一个难忘的新婚之夜。

后来与同事一起离平南下，到达郑州时，他突然建议上馆子吃一顿黄河鲤鱼，因为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机会先吃一顿再说。

他们同去馆子大吃了一顿黄河鲤鱼，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有一同事素爱养狗，举箸时面带忧戚地说：“北平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

冯友兰听罢，沉默半响，怆然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呵！”

06

1937年9月5日的凌晨，梁思成和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孩子的外婆，走出自己的住所——北总布胡同三号。

大家行色匆匆，许多往事已来不及细想与回忆，时间的分针秒针走过心头犹如针刺，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心像被什么东西拽了一把，回头看了一眼，一阵酸痛袭过，泪水夺眶而出。

临行前，前医生曾经有所警告，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沛流离之苦，但她只有面对严酷的现实，无奈中悲戚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因无法预料自己和家人的前途命运，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把他此前用英文写就的几篇关于发现古建筑的学术论文寄给美国的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国外发表，并附上一张纸条，说：

“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轮船鸣笛起航，站在船头看着陆地渐行渐远，梁思成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隐居下来。

他们或许认为中国很快会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随之返回家园，那留下无数人生美好与温馨记忆的家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原标题：《1937年7月7日：胡适、林徽因、张伯苓、冯友兰他们在这一天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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