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保群丨张岱与鲁王（下）

于是没过多少天，这位“周昌”就成了众矢之的。众矢自然非一，但最让张岱恼火的则是“东林余孽”“任孔当辈”。任孔当是山东济宁人，济宁是兖州属县，他和朱以海自是同乡，说起山东话容易沟通，又是进士出身，还做过一任山西阳曲县令。但张岱瞧不起他，因为李闯打济宁时他正在家居丧，缩头不出；及至清兵入关，李闯败逃，他才跟着人杀了伪官，却归顺了清人；后来又南逃，现在则在监国政权中做着浙江道御史。就这么个不堪的任孔当，此时居然有脸说“非东林不可进用”！须知浙江特别是绍兴，那是与东林互相扯皮撕咬的“浙党”的老巢，“非东林”者比比皆是。你要把张岱从鲁王身边挤出去还不算，这不是要把当地的义军领袖全部打入冷宫么。还有一条是说张岱没有科名，一个老秀才，本来就不配做官，既然当了官就该闭着嘴别说话。这条揭了张岱的旧伤疤，伤害极重，张岱想把这批浑蛋煮了再多添几把柴禾，起码有一半是为这话惹的。至于他们编造谣言，说张岱为了升官，还送给鲁王“美女十人，梨园二十四人”，这一点张岱倒不应生大气，因为丢这丑的是鲁王。可想而知，此时鲁王宫中美女、梨园应该不少，虽然不是张岱所送，但走这条捷径的却大有人在。

就以上张岱所述，这个“任孔当辈”委实堪称浑蛋，但如果仅根据自己所见所受而把包括复社在内一批概之为“东林余孽”，则未免打击面有些过宽。依我浅见，东林末流诚然可鄙，究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宗老在加柴禾之前能不人参萝卜一锅煮，庶几其可也。

其实张岱受到的攻讦未必全部来自“任孔当辈”，比如跟着朱以海流亡到此的国丈国舅、宦官帮闲等等真正的“从龙旧人”。他们虽然做不了官，却会卖官。张岱这一茬“新进”，在他们眼里就未免有顶替自己位置的威胁，所以进些谗言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坏人，还有来自好人一面的，我看那些最早举义反清的豪杰，对张岱的“周昌”角色就不会不反感。特别是郑遵谦那些在“迎楚”一事上被张岱暗算过的人，关系肯定是闹僵了，我这不是胡猜，后文将会补上此笔。而张岱的“拒唐”立场更是树立了一片政敌，其中最不好惹的就是方国安。方国安的亲唐立场与马士英做谋主有很大关系，因为马士英的妹夫杨文骢与唐王朱聿键是至交，此时正在隆武政权中做着兵部侍郎。而张岱却要捉住马士英生祭弘光，你想方国安会怎么看？

而最关键的是，鲁王的屁股已经不坐在张岱与陈木叔这边了。张岱后来怨愤地说“东林余孽、国戚阉宦、厮养家奴溷乱朝政，变白为黑，指鹿为马，自夸为正人君子，说木叔与岱为邪人，为小人，遂以从龙介推，沦落不用”。这种怨妇一样的情绪真没有多大意思。张岱应该明白，鲁王坐上监国的位子是一回事，而坐稳则是另一回事。绍兴城里放着一群在地方一言九鼎的尚书、侍郎、督抚级的乡绅，又涌来一群被清兵撵过来的前明大僚，更有方国安、王之仁坐拥数万兵马的大将，鲁王再蠢，也知道屁股放在哪里。而且朱元璋的子孙们都一个德性，过河拆桥是他们的家风，当年保卫北京城的于谦，扶立天启的东林党都是前车之鉴。不管怎样，现在张岱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再不走就性命难保了。

九月初五日，张岱向鲁王递上了第五笺，要“辞陛归山”了。此时距鲁王监国才仅仅五十天！

张岱离开绍兴后，隐居于剡县山中。陈函辉也被东林君子们翻出了老账，说他在先帝时因为经济不清而受过处分，不宜占据要职。函辉受到攻讦，鲁王又不出面维护，只好也辞朝回老家，隐于云峰古寺中。而正好在此后没几天，隆武帝派来使者，提出两家合力抗清：朕未有子，得金陵为期，当让位皇侄，布衣角巾，萧然物外。朱聿键此话应该说已经很大度了，于是鲁王的文武大臣有不少人表示可以接受。朱以海见此，发起了皇孙子脾气，宣布归位，在九月十三日也回到了台州。监国政权没了主角，群臣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张国维极力调和，把鲁王又从台州请了回来。如此一来，反唐一派的气势反而更足了，此后两家遂势同水火，不可收拾。

但去东林党容易，不用赶他们走，只要鲁王不听他们的就是。而根本无法去掉的是军阀。自监国之始，以马士英、阮大铖为谋主的方国安，还有定海总兵王之仁，就是真正的实力派。一个蕞尔小国，几个大学士加在一起顶不上过去的半个布政使，而军阀的拥兵数万却是毫不含糊的真货。他们自号“正兵”，霸有宁绍二府的全部赋税，而各地义军只能靠向当地乡绅们强制募捐维持。方国安虽然有赋税供养，对强制募捐也视为当然，于是先割肥的，后剥瘦的，最后想到了山里的张岱。

顺治二年年底，方国安派人携带礼币，找到张岱，请他“出山”，说是要商确军务。

顺治三年正月十一日，张岱经北山，逾唐园岭，宿于平水镇附近的韩店。

在韩店这一夜，张岱梦见沉塘殉国的好友祁彪佳，让他不要去绍兴，立刻回到山里去完成《石匮书》。我认为这梦不是张岱的虚构。梦由心起，张岱在离开鲁王之后，这三个月中他一直躲在深山里写《石匮书》，实际上他已经像过去放弃科举而以史学为立身事业一样，现在他又从“事功”再次返回到“立言”。但方国安召请他商确军务，又打乱了他心中的平静。只是现在他并不是在事功和立言二者之间的动摇不定，而是民族大义的召唤让他无法安坐在书桌旁。梦中的祁彪佳已经指示他抗清事业终归要失败，这其实也是张岱对时局的判断，但第二天他仍然动身前往绍兴。张岱的民族大义始终坚执不懈，我认为他此时是准备为抗清做最大牺牲的。

正月十二日，张岱抵绍兴家。

十日之后，方国安将田仰缚张岱之子张镳去，随即有逼勒助饷之事。这事不难解决，张岱典卖家中余产，卖光也就是了。

二月，定南伯俞玉聘请张岱商确军务。尽管张岱的“从龙”梦早已破灭，这次的绑架逼饷也大出意外。心灰意冷，他肯定要思考这个政权还值不值得为之牺牲，即便牺牲了又有什么价值。所以他对俞玉的聘请先是推托，直到敦促至再至三，不得已，才勉力到营。但到了江干前线，张岱并没有敷衍应付，此后三个多月，他不辞辛劳地乘船巡视百里江防各营汛。

四月，鲁王以礼部右侍郎之职聘请陈函辉出山。函辉立即动身，五月至绍兴。

五月十八日，张岱巡视诸营汛后得出结论：“兵不成兵，将不成将，藩不成藩，镇不成镇，江上大事已去”，遂上鲁王第六笺，中言：“北骑必早晚渡江，各藩兵将只有一散，朝中诸文武只有一逃，郡县百姓只有一迎，天下大事，如斯而已矣。”何谓“早晚”，就是清兵随时都能渡江。于是张岱辞别鲁王，再回剡中。此后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岱的判断：

五月廿九日，张岱走后十天，清兵渡钱塘江，方国安遁走绍兴，江上诸军皆溃。时陈函辉方到绍兴十余日。

六月，清兵克绍兴。与张岱的预测稍有不同的是，朝中文武并没有全部随鲁王逃跑，其中有不少直接投降了清军。

从去年的闰六月初张岱投身抗清，至此整整一年。时局变化之快，张岱可能也不会料到。在他辞别鲁王之后仅十几天，鲁王就在一批不肯降清的文武扈从下匆匆离开绍兴，向台州逃去。在途经剡县时，陈函辉特意乘夜到山中与张岱见了一面，那诀别的场面可想而知。张岱没有和陈木叔一起去追随鲁王，因为陈木叔此时已经有必死之心，也不会赞同和自己一起走的。

曾有人说，张岱，还包括黄宗羲，没有与鲁政权共始终，是在鲁政权处境艰难时逃离到清兵占领区剃发做顺民的。我的看法是，暂不要问剃发做顺民是多么严重的罪过，先把有没有这回事弄清楚。诸位可以回顾一下，张岱第一次脱离鲁政权时，鲁政权并非处境艰难，而是处在上升期，各色人等正在蜂拥而来，其中不乏捞取荣华富贵者，张岱是被他们挤走的，虽然张岱也有咎由自取的一面。与此相反，顺治三年初鲁政权处境困难的时候，张岱一听方国安让他去商议军务，便毅然放下《石匮书》的写作，而且明知前程凶多吉少，仍慨然由剡中奔往绍兴。至于第二次辞别鲁王，鲁政权已经不是处境艰难，而是死到临头了，大厦已被蛀空，梁木已经摧折，末日已经降临，只差轰然一声巨响了。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张岱已经为鲁政权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他既已洞知必然崩溃，就没必要让自己的生命搭进去做无意义的牺牲。他珍重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这生命对民族的价值。顺便说一下黄宗羲。黄宗羲在江上兵败之后，仍召聚义兵，想追随鲁王。在得知鲁王航海之后，他率义兵五百入四明山。复因山中无粮，他才逃入剡中。在剡中避兵三年，他与左都御史方端士入闽朝鲁王，任左副都御史，直到闽地尽失。有什么根据说他“在鲁政权处境艰难时逃离到清兵占领区剃发做顺民”呢？与张岱、黄宗羲走同样道路的，还有江南的顾炎武、归庄，永历政权中的方以智、王夫之。他们在反清失败之后剃了发，但并不等于就做了大清的顺民。如果认为宁可砍头也要留发，否则就算偷生苟活，这种观点想必不会有多少人会接受。

另外，张岱并没有主动到清兵占领区去避难，他去剡中时那里还是鲁王的地盘。鲁政权崩溃之后，为了不被清兵抓捕，张岱开始了三年的流亡生涯，这期间他“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披发”就不是剃发。张岱并不是清兵捉拿的要犯，他所以东藏西躲，怕人告密，是因为“戎索正自苛，搜罗遍荒僻”（张岱作于顺治四年春的《避兵越王峥留谢明远上人》），所谓“戎索”，就是清人的剃发令。为了留发而像野人般四处逃躲，此间他“瓶粟屡罄，不能举火”，连衣服都要借来穿，但他还是完成了《石匮书》的大部分，并写了一篇篇追怀故国城郭人民的文章，编成了《梦忆》一书，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顺治六年他回到山阴城内时，当然是已经剃发了，我觉得时过三年，天下大局已定，也应该不必苛求了吧。张岱不是圣贤，他的毛病能找出不少，前面已经讲了一些，后面还要说。但对他的大节，我们就要平允公正，特别是有疑问时更要小心求证，不要轻易定案。像张岱这样半生苦节，四十年含辛茹苦，不用新朝正朔，只是为了在墓碑上问心无愧地刻下“有明”二字，我们怎么能忍心不加考察就说他是清朝的“顺民”呢？

跑到清兵占领区剃发做顺民的确有其人，那就是“任孔当辈”和一些朝中大佬。张岱在祭陈木叔文中有一段痛快淋漓的话，不可不引：

鲁王所信任者，公侯、阁部、司礼、中丞、翰林、柱史皆辫发为异人。鲁王所托为腹心者，一长史以薙发降，一锦衣以投诚死，一锦衣以献宫眷死。鲁王所敬礼为正人君子者，初效西山之僵饿，见快壻而加餐；后仿义乌之披缁，为宠姬而还俗。上不能效文文山之捐生，下不能效郑思肖之苦节。皆是投诚，何论僧俗；总为薙发，不在数茎。乃犹然餍饫酒肉，储偫妾媵，腼然自号于世曰“我正人君子也”，人有不掩口而笑之乎？

这些变节者张岱都没有直斥其名，我只知道任孔当是逃回到济宁老家去了。从浙东到山东，如果不剃发是寸步难行的，而作为鲁政权中的一员，不向清军表示投诚连钱塘江也过不去。此人到顺治十七年才死于济宁，死时尚获“公祭”，肯定是清人的“良绅”了。“任孔当辈”可谓持论极左，出言激烈，但往往最后投敌也最积极，真足以让后人引以为鉴。但他还不是张岱说的“正人君子”，因为那位“正人君子”的地位远比任孔当高，是不是“东林余孽”，以后有时间也不妨一考。但“仿义乌（骆宾王）之披缁”的可能不止一人，那个马士英就是一位。马士英的结局有二说，一是说他降清，一是说他逃亡，而逃亡后也有从军和为僧二说，但最终都是被清人杀死则无异议。弘光朝的奸臣向以马、阮并称，而阮大铖为恶胜马士英十倍。即便是阮氏降清，清人都能收容到军中效劳，如果马士英真的降清的话，料也不会被清人杀死。看弘光亡后马士英先跑到杭州扶潞王监国，潞王降后他又跑到浙江，虽然因误国之罪为正人所斥骂，成了过街老鼠，但终究没脱离抗清阵营。所以时人说他“一死已盖平生丑”，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但其平生之丑可盖而不可赎，如果因为他拒降被杀而以“烈士”为盖棺之论，甚至认为黄宗羲、张岱等既然终于剃了发就没资格斥骂“烈士”马士英，我想，马士英在九泉之下如果良心未尽泯灭，也要说句“不敢当”吧。

方国安对钱塘江防线的崩溃负有最大责任，所以他被率先降清的阮大铖拉过去，与其负罪感有一定关系。他后来又与隆武政权暗通款曲，想伺机反正，结果被清人发现，全家被杀。明清之际降清的武将多有反正者，其中肯定有它的缘由，方国安的反正应在情理之中。

另一位大将王之仁死得壮烈非常，足以让正人君子们无地自容。张岱在《石匮书》中写道：之仁送鲁王、张国维等由江入海，然后返回宁波，把家属八十余人载于船上，全部沉海。他自己独至松江，峨冠登陆，口称：“大明兴国公到南京请死！”至南京，蟒袍玉带见洪承畴，痛骂不止。承畴下阶婉容劝降，之仁闭目不视。死前衣冠昂立，以示不屈。

英勇就义的还有楚将军朱华堞，钱塘败后，他逃于湖州西部的长兴山中，仍然从事反清活动。后被清兵追及，自刭于北岕山石磴之上，死时犹身衣缞麻。民间传说其血迹印于石上，磨洗不灭。

陈函辉扈驾至海门，鲁王登舟，函辉辞鲁王曰：“老臣不能扈从远去，誓以一死报殿下矣！”遂哭入云峰山中自尽。死前作绝命词十章，有“生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子房始终为韩，木叔生死为鲁”之句。过了一年多，张岱从深山中潜回山阴，从五弟道子口中才知道木叔死讯，作文哭之。在“一心为鲁”上他与张岱声气相投，虽然未免狭隘，但也不能求全责备了。

郑遵谦出身官宦，家富于财，但嫉恶如仇，行事果敢。他与张岱在山阴学宫为同学，可能还一起谋画过反清，但性情未必契合。郑是个在前明时就敢上梁山的人物，他举义之时，老父跪求为全家性命留后路，他大义凛然，不为所动，而张岱绝对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因为立楚立鲁意见不同，遂生嫌隙，也不足为怪。以反清意志之坚忍决绝、义无反顾论，他比张岱大有过之。他是义军中的主要领袖，封为义兴伯，在监国政权中的地位也远比张岱为重要。钱塘败后，他随鲁王入闽，准备继续抗清。唐王朱聿键牺牲后，郑成功想用旧唐王年号，不接受鲁王。闽中大将郑彩倒是拥戴鲁王，但其自有野心，为了控制鲁王，他先除掉鲁王的大学士熊汝霖，又袭杀郑遵谦，投尸于海中。张岱在《石匮书》中论及此事，对郑遵谦之死并无痛惜之情，反说：“人臣至国破家亡而举兵起义，事有可为，则竭股肱之力；事不可为，则继之以死，此起义之定局也。盖起义之人，义既不成，以一死谢君父，以一死谢乡里为吾战死累死之人，一死而起义之事尽矣。郑遵谦逃死闽中，终葬于鱼腹，而事仍不了，此起义之一变也。”简单地说，起义者事既不成，就应杀身以谢君主父老，郑遵谦不死而逃，最终没有战死于敌人之手，而为内贼所杀，就不是完美的结局，也就是不能成其为“义”。宗老这番议论，不知将置自己于何地，他也许认为自己没有参加绍兴起义，所以无所谓“义”之了与不了吧。

监国政权中最重要的大臣应该是张国维。惠王降清之后，同样是前明大官，他没有像刘宗周和祁彪佳那样以死明志，而是在东阳、义乌举义反清，并亲率八千义师迎立鲁王。在唐鲁对立问题上，他虽然不主张退鲁进唐，但与张岱不同，他视隆武政权为兄弟之邦而非仇国。鲁王入海之后，他回到东阳。六月二十五日，闻义乌陷落，遂投池死，年仅五十二。张岱言其最得人心：“张国维长厚忠诚，其乡人与天下人称之者如出一口。”

鲁王及残部入海之后，虽然多经波折，但最后为郑成功所收容。鲁王这时实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大臣张煌言等与郑成功合作无间，最盛时曾率师逼到南京城下。张岱在《石匮书》的《鲁王传》中说朱以海“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多有嫌鲁王不听自己建言的怨艾情绪，未必中肯。但他对南明五王的总评中却有几句话很适用于鲁王：

“但得居民拥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满，不知其身为旦夕之人，亦只图身享旦夕之乐。”又言：“黄道周、瞿式耜辈欲效文文山之连立二王，谁知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如此庸碌，欲与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

“只图身享旦夕之乐”的只有福王和鲁王，不应该把唐王、桂王混在其中。但“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这话却说得极好。张岱为鲁王讳，仅说唐、桂二王，其实鲁王又何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