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空中找到上海文学如同博尔赫斯“交叉小径花园”的入口

青年评论家朱军的学术论文集《上海文学空间论——忧郁、理想与存在》以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上海城市书写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力图呈现出新世纪以来上海城市文学书写如何走出“摩登叙事”的尝试与探索。作者强调上海的地方性和上海的情感性，上海文学空间融合了古今中外，京派海派之争、南方精神、亭子间文人、异乡人、全球族，上海文学的空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转换。交叉小径花园的入口

文/胡笛

上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参照城市，上海文化的演进历史中交织着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等文化形态，赋予了这座城市丰富的文化底蕴。在当下的都市研究中，空间研究是我们理解城市的重要途径，青年评论家朱军的《上海文学空间论——忧郁、理想与存在》以空间研究作为指引带领我们走入上海文学这个“交叉小径的花园”，让我们看到上海城市书写的情感地理谱系、革命文学的空间特征、现代派书写的空间征候、全球化时代的都市存在论这些文学空间上的不同面向。

朱军点明空间研究对于都市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仍然以漫长的乡土传统为参照系，我们往往会陷入‘时间消灭空间’的执念之中，对都市文本的解读也会陷入单向性的历史发展逻辑。结果是，在同一个都市空间共存的左翼风骨、新感觉派、现代派都会沦为单一历史观的牺牲品，无法展现都市文化在历史潜流中的审美面目和艺术活力”。如果以空间研究的角度，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主题得以辩证化，京派与海派、忧郁与理想、抒情与革命等等，上海是一个跨越城乡、超越中西的开放共生空间，这种面向世界的超越性更可以成为一种“作为方法的上海摩登”。或许，空间研究可以成为都市研究中以都市为本体的方法论。本书的四个章节“情感地理的谱系：抒情传统与革命气节”“再造‘公’空间：革命文学的情感地理”“上海的忧郁：现代派的空间征候”“重写异乡人：都市作为存在的家园”，不少内容刚好照应了江南文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的研究热点。

空间意义上的江南文化，“作为空间意义上的江南，是历代文人倾心咏叹的对象，呈现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往往代表了一种抒情的风格与物的美学，而‘晚明’‘晚清’正是这一风格和形式的最高呈现”。“‘江南’作为空间与‘晚明’作为时间，被统合在对于‘现代性’的探问之下，正在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比如王安忆的《天香》、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这样一种“南方的诗学”所代表的是抒情传统和物的美学，在新世纪文学作品中以个人和家族经验的历史来呈现，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发现“现代性”。南方精神、晚明风格孕育了中国独特的现代性的开端，也是世界范围“多元现代性”的重要象征。

空间意义上的红色文化，“从都市空间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左翼寓于其中的底层城市空间不是一种与社会经济变化无关的固定背景，而是一种能动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体系建构中的力量。左翼都市文学既是空间正义问题的重要表征，也是实践空间正义的重要力量”。作者提到红色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空间“亭子间”，在这个充满非正义与不平等的现实空间中哺育了左翼激进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最赤贫、最激进也最具凝聚力的一群人。作者提出租界主流文人的精英主义与亭子间的青年亚文化的比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启蒙理性与乡土游民的地理身份的表征。通过情感地理的视角来理解鲁迅与亭子间文人的分歧，还有租界中、棚户区、山顶上、窑洞里这样一个现代中国激进人文地理演进的路线图，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空间意义上的海派文化，上海用独特的实用理性连接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本土化等一系列对立的命题，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其中，作者提到中国城市小说写作难以深入的根本原因，“这与中国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有关，也与新感觉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写作被文学史长期边缘化有关”。但是从《海上花列传》到《繁花》，随着作家将语言、都市景观以及地方情感统摄于对都市本体论的追问之中，“都市作为家园”会照亮城市文学的书写，即便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都需要面对鲍曼提出的“流动现代性”中城市人新的深渊——普遍的异乡人状态。

《上海文学空间论》将空间理论与都市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提供一个“作为方法的上海”。我们得以找到一个上海文学如同博尔赫斯“交叉小径花园”的入口：由晚明近代性及其抒情传统，到《海上花列传》的世情书，晚清儒侠精神、革命气节到情感启蒙，通过新感觉派、传奇派与民间派、日常生活派，乃至左翼穿梭于亭子间、租界、棚户工厂的抵抗与欲望。

原标题：《在时空中找到上海文学如同博尔赫斯“交叉小径花园”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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