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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洞︱敬悼余光中,兼忆蔡思果
余光中先生于2017年12月14日辞世,我是两天后,看了老同学杨庆仪的电邮,才知道的。光中先生与先夫夏志清是很要好的文友,因之我和余夫人范我存及其女公子余姗姗都很熟,虽知余先生一年来身体很弱,噩耗传来,还是很难过。我不仅失去了一位好友,余先生的家人失去了亲人,中国更失去了一位文豪。像余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精通绘画音乐的大诗人、大散文家、大翻译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余光中我读过傅孟丽女士所著《余光中传——茱萸的孩子》(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9),从而得知余先生1928年9月9日重阳节出生,是佩带茱萸香袋,登高望远,把酒赋诗的好日子,天生注定将为大诗人。余光中籍贯随父亲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按出生地,是南京人。因为母亲孙秀君是江苏常州人,在江南长大,自命“茱萸的孩子,南方诗人”。
1937年,余先生跟随母亲从常州到上海,投奔父亲,哪知父亲早已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没有父亲的消息,只好落脚上海法租界,插班小学四年级,开始学英文。两年后,余先生又随母从上海乘船到香港,经越南、昆明、贵阳,辗转来到重庆与父亲会合,在南京青年会中学住读。1947年高中毕业,考取了北大和金陵大学。因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北京岌岌可危,余先生进了金陵大学。十九岁已经开始写诗,译诗,向校刊、报社投稿。1950年6月来到台北,考进台湾大学外文系,插班三年级,受业于梁实秋先生,经常向《中央日报》《新生报》投稿,很受好评。1952年出版了《舟子的悲歌》。两年后,与同好成立《蓝星诗社》,对抗纪弦为首的《现代诗社》,反对 “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到中国的土壤来”。
余先生反对硬生生地模仿西洋诗;主张在以西洋诗的形式写新诗时,也可以融入古诗,写白话文时,也可以夹杂文言。他的诗和散文里有画有音乐。他从小就有绘画的天才,因为逃难,看过峻山崇岭,蜿蜒江河,浩瀚大海,爱画地图。在美国爱荷华(Iowa)留学时,师从李铸晋(1920-2014)专攻艺术。余先生虽长住台湾香港,常来欧美讲学游历,他爱看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画,爱听披头士(The Beatles)的摇滚乐,也爱听鲍勃 •迪伦(Bob Dylan)、琼 •贝兹(Joan Baez)的民歌,把它们都融入他的诗里。他的诗不仅可吟,有的还可以唱,歌手杨弦就多次谱曲演唱余先生的诗歌。余先生写诗为文,不仅力图流畅,而且创新,在“重上大度山”里,有“星空,非常希腊”一句,常被人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变成了“天空非常希腊”,遭人嘲笑。
余先生左手写诗,右手为文,还有第三只手翻译。他翻译过许多名著。在金陵大学一年级时,就尝试翻译拜伦、雪莱的诗,发表在校刊上。大学毕业,被派到国防部服役,为了排遣军中寂寞、对女友的思念,余先生着手翻译了梵高(Vincent van Gogh)传。余先生很喜欢王尔德(Oscar Wilde)的妙语警句,于1983年翻译了王尔德三幕喜剧《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余先生翻译了不少名著:有些是英译中,有些是中译英,他的译作都能达到“信”、“达”、“雅”,称其为翻译大家,当之无愧。
余先生是位有争议的文学家,因为他不顺应潮流,敢说真话。例如1960年代,与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社》对抗,反对“横的移植”。1970年代,乡土文学盛行,余先生写了一篇三千字的短文,“狼来了”(见 1977年8月20日《联合报》副刊),揭穿乡土文学的假象,引起左派作家的攻击,并诬指余先生告密。其实余先生同夏志清一样,对乡土文学作家,如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是很推崇的。我认为以余先生的地位、人格,“告密”是不可能的,况且余先生人不在台湾。
1974年至1985年,这十一年中余先生应聘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除了1980年去台北师范大学客座一年,都住在中文大学校舍里。中文大学依山面海,校舍在半山腰里,一眼望去,是挺拔峻峭的马鞍山,山下有火车,驶向罗湖,与深圳接界。诗人推窗望远,心系祖国同袍。有诗为证:
栏干三面压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逦的边愁欲连环
迭嶂之后是重峦, 一层淡似一层
湘云之后是楚烟, 山长水远
五千载与八万万, 全在那里面……
(“沙田山居”,《文学的沙田》, 台北,《洪范书店》,1981,页9-13)
余先生另有一诗,述说对母亲及大陆的思念。题名“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的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见《白玉苦瓜》,大地出版社,台北,1974,页 56-57)
余先生身在香港,思念的是群山后的祖国,隔海的台湾,故国归不得,1985年应台湾中山大学礼聘,主持文学院,定居高雄。留港期间写了一篇“沙田七友记”(《春来半岛》,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5,页75-103)。 所写七友:宋淇(笔名林以亮)、高克毅(乔治高)、蔡濯堂(思果)、陈之藩、胡金铨、刘国松、黄维梁,我全认识。科学兼散文家陈之藩我在纽约见过一两次;大画家刘国松仅有一面之缘,刘太太黎模华是我二女中(现中山女中)低我一斑的同学,与我同住新店碧潭,每日同车上学;其他五位都是志清的好友,特别是思果,我和志清1970年春,曾在他家小住两周,他2004年6月去世,志清要写文章纪念他,因为事忙没有动笔,引为憾事。
话说1969年6月,我和志清预备结婚,布置“新房”。所谓“新房”是“旧房新刷”。那时志清家住115街415号2楼,是哥大宿舍,离婚后,前妻卡洛(Carole)搬去布朗区(Bronx),志清仍住原址。我俩正忙着搬动家具,乱得一团糟,坐无坐处,站无站地,思果突访,客人主人都很窘。思果一定没想到夏志清这样穷,还不如他家像样。志清1970年春季休假,我们先去台湾省亲,后到香港住了三个月。刘绍铭在香港中文大学招待所为我们订了一间房栖身,中间两周因早已出订,我们必须搬出。思果就请我们去他家住。
思果家住九龙,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老五是男孩,有些驼背。他几个大的孩子都去美国留学,只有老五还是中学生,留在父母身边,我们住在他家很自在。思果1918年生在江苏镇江,初中读了一年,即因家贫辍学,到银行做练习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太太梅醴 比他大四岁,思果求婚时,梅醴说:“我比你大,你将来会变心。”思果说:“我对主发誓,永不负心。”他果然做到了。思果说他也喜欢美女,一想到他对梅醴的誓言,赶紧悬崖勒马。他抵制女性诱惑的妙法是太太不在身边,他不许女人单独进屋。有位女编辑,夜里去索稿,被思果轰了出去。我告诉志清,志清不觉得这位小姐行为不慎,反说思果“古板”到近乎“迂腐”。
思果就是这样古板得可爱。他1990年来看我们,我陪他逛纽约,中午请他去俄罗斯茶室(Russian Tea Room)吃午饭,再到特朗普大楼(Trump Tower)看人造瀑布,在瀑布前喝咖啡,这是当年我对朋友最高格的招待。香港九七回归祖国,思果举家来美与儿女同住。思果不耐寂寞,常回香港与文友相聚。晚年与妻子及五子同住,把积蓄都给了儿子做资本,用钱时反得向儿子伸手,过得很不自在。思果经常跑步爬山,锻炼没有使他长寿,八十六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与他的子女没有来往,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走的,有无病痛,心中总是一直在思念他。
蔡濯堂(思果)在我的记忆里,见过余先生三次。第一次是1970年代,余先生夫妇访美,我们在一个叫“全家福”的饭馆宴请余先生、范我存,席间有何怀硕、董阳孜。事隔多年,吃了哪些菜,说了些什么话都不记得了。“全家福”是江浙菜饭馆,坐落在百老汇(Broadway),92街附近,地方很大,专办喜庆寿筵,也供小型聚会。我们和饭馆的李老板很熟,每次他都会送一杯马踢你(Martini)酒给志清。志清妙语如珠,一杯酒下肚,一定说了不少“浑话”。道貌岸然又寡言笑的余先生可能不以为然,但不影响他们的友情。余先生长女姗姗,继承父亲衣钵,也跟李铸晋学习艺术史。学成来纽约就业,遵父命来拜访我们。
我们请客时也会邀姗姗来,可惜我们的年轻朋友不多。姗姗端庄貌美,不久就被年轻有为的栗为政(William Lee)追到,于1990年在法拉盛(Flushing)结婚。余氏夫妇来主持婚礼,自然邀请我们参加,这时我同范我存已很熟了。我父母在1980年代相继过世,我回台北,就会去看林海音、董阳孜、姚宜瑛、张桥桥(痖弦的太太),她们都是范我存的好朋友,范我存从高雄来,我们就常见面。姗姗的婚礼在教堂举行,婚礼过后,有宴席,当时算是大排场了,一般只有茶点招待。
我最后一次见余氏夫妇是在姗姗家,姗姗早从法拉盛搬到康州(Connecticut)的维斯顿(Weston)城,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男孩八九岁,叫飞黄,英文名Sean;女孩四五岁,叫姝婷,英文名Audrey。小女孩长得非常美丽。如今小男孩已经是二十三岁的博士生,小女孩即将大学毕业。岁月不饶人,我们做祖父母辈的人,怎能不老?不死? 我听说余先生过世,赶紧给姗姗打电话。为政说姗姗得知父亲病危,早已飞到父母身边。因为姝婷学校尚未放假,他和女儿圣诞节前夕才飞高雄。为政服务的公司在曼哈顿(Manhattan),拜电脑之赐,他不用天天进城上班,他行前不来纽约,我也无法请他带点礼物给宓宓。很遗憾,余先生大去,我没有任何表示,对不住朋友。
12月29日是志清的忌日,也是余先生追思会的纪念日。刚才好友董阳孜打电话来说,余先生一过世,她就去看宓宓(范我存昵称“宓宓”或“咪咪”)。余先生前些日子吃东西,咽不下去,送到医院之后,就肺积水转成肺炎,不到两个星期就撒手人间了。这使我想到2009年志清患同样的病,都是因为人老了,控制开关食道、气管的那块小肌肉失灵。吃的东西进了气管掉到肺里, 肺就会积水,变成肺炎。余先生因为人太瘦,不能在氧气筒上支持太久。想到人生至此,怎不伤情呢?但转而一想,余先生乃有福之人,迷离时,爱妻爱女都围绕身边,幼年时虽历经战乱,担风险的是父母,不是他,成年到台湾,完成学业,娶得心仪的表妹为妻,四个女儿,端庄美丽,学有专长。余先生珠玉之词,将流芳百世,永存不朽。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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