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了我的双胞胎姐妹……

据说，在世界上还活着一个和你长相喜好一模一样的人。在西方社会的一些传说中，遇到这样的人意味着你的大限将至，是一种噩兆。

而对凯西·塞克勒来说，遇到这个和她长相喜好一模一样、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妹妹，是一个意外之喜，也揭露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阴谋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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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发现还有个双胞胎妹妹

在凯西·塞克勒16 岁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原来她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妹妹。

她清楚地记得那是 1977 年 9 月 4 日。一位朋友告诉她，她很像一个她认识的女孩，名叫洛瑞·普利兹，还问她是否是被收养的。塞克勒的生日和普利兹的生日是同一天，而且这两个女孩看起来一模一样。塞克勒从小就知道她是被收养的，在幸福和爱沐浴下成长，但后来她得知，普利兹尔也是通过与她相同的机构收养的。

这两个女孩立即通了电话，意识到她们朋友的怀疑是真的——她们是双胞胎。塞克勒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她的双胞胎妹妹的场景时泪流满面。她说：“我看到洛瑞过了马路，她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然后我们拥抱了。我感觉不那么孤单了。作为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我总是感觉不一样。现在我觉得自己有了同伴。”

她们都抽烟，有着相似的艺术兴趣，比如跳舞和绘画，而且都喜欢音乐。普利兹说：“这也太超现实了，我觉得我在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们本可以更早发现的，之前熟悉这两家人的熟人已经指出了她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普利兹 对此不以为然，大家不是都会偶尔听说他们看起来像其他人吗？这两个女孩彼此相距约 15 英里，并且有共同的朋友。两个女孩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他们的父母知道，但被告知要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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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双胞胎研究课题

其实这是一项有争议的研究的一部分。1960 年代，当时备受推崇的收养机构——纽约的 Louise Wise Services 领养机构故意将十多对婴儿双胞胎或三胞胎分开，并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家庭中。塞克勒和普利兹就是其中的一对双胞胎。

该机构与一群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合作，想知道我们的本质身份有多少是由我们的天性和后天因素所定义的，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塞克勒说：“我们被剥夺了成为姐妹的权利，更不用说是双胞胎姐妹了。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太可怕了。”

遗传学家南希·西格尔说：“在 60 年代Louise Wise Services 领养机构被收养的人都有权认为他们可能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姐妹。”她花了几年时间来追踪纽约儿童发展中心双胞胎研究中涉及的研究主题，以及她能找到的参与该研究的所有人。

1980 年首次公开曝光了这个机构关于双胞胎的故事。当时三个 19 岁的年轻人偶然发现他们是同卵三胞胎，他们的重逢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不久之后，人们发现还有其他多胞胎也被分开了，包括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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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在我们的基因与我们生活的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方面，双胞胎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在不同家庭中分开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只共享了他们的基因，而没有共享生长环境。因此，研究人员发现的这些双胞胎的共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基因，尽管近年来，人们发现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这复杂得多。例如，智力、身高和体重等特征都被发现具有重要的遗传特征。

西格尔说：“我们发现，很多行为具有遗传特性，而且这些行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遗传学并不是万能的，但它确实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因人而异。”

虽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分开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通常要在几年后才会被人发现。

与 Louise Wise Services 领养机构合作的研究人员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从双胞胎出生就开始研究相同的倍数，实时追踪她们的发展和成长。收养机构的精神科顾问维奥拉·伯纳德认为将双胞胎分开很合理，因为在她看来，这将有助于他们发展自己的个人身分，而不是在同一个家庭中，相互争夺父母的感情。她声称这得到了当时科学研究的支持。“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儿童发展文献。”西格尔说。

（在她们共同好友的建议下，

同卵双胞胎洛瑞·普利兹和凯西·塞克勒第一次见面）

领养机构会根据几个关键因素，例如家庭中父母的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宗教和家庭成员情况，来进行精心挑选，决定双胞胎的去留。研究人员劳伦斯·帕尔曼说：“她们都有一个从路易丝怀斯领养的年长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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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潜在问题

这项研究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在 1970 年代，研究资金用完了，并且存在关于知情同意的伦理问题。纽约大学医学伦理教授亚瑟·卡普兰说，这项研究发生的时期是科学研究中违反道德的行为非常普遍的时期。“这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比如婚姻破裂，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争斗，以及侵犯基本权利。”

双胞胎之间的距离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孩子们都被安置在纽约大都市区的家庭中。

塞克勒和她的妹妹被生活在相似社交圈的家庭收养。她们的父母在相遇之前已经知道其他双胞胎的存在，但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们被要求保密。维奥拉·伯纳德建议双方父母不要告诉他们的女儿这个事实，并向他们暗示这可能会“有害”，但没有提供其他解释。其他被分开的双胞胎也是偶然相遇的，通常是通过彼此的熟人才认识的。

从科学上讲，这项研究本身存在根本性缺陷。“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并不真正了解处理这些数据的正确方法。他们只是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在基本上没有使用数据的情况下利用了这些家庭。”帕尔曼说。

（南希·西格尔一直在调查纽约儿童发展中心双胞胎研究的影响）

曾经备受尊敬的领养机构 Louise Wise Services 已于 2004 年关闭，其研究记录被转交给另一家名为 Spence-Chapin 的机构。然而，“由于保密法，以及考虑到这些研究记录中包含的信息的极其私密和个人性质，我们限制了研究对象自己访问这些记录的权限”。

就目前而言，该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在耶鲁大学仍处于密封状态，直到 2065 年才能打开。西格尔强调这是一项本来就不应该进行的研究。她说：“我们对里面的东西知之甚少。如果我们能够查看并发布它，它们会给未来的研究人员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多年来，参与这项研究的三胞胎在被发现后，一直在与心理健康问题作斗争，而且其中一人还自杀了。据称，他们的生母有精神疾病史。另一位来自一对双胞胎的女性也被认为自杀了，她的亲生家庭也有抑郁症的病史。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压力经历并不一定会导致精神疾病，但严重的压力会加剧以前的精神健康问题，对于那些有遗传倾向的人尤其如此。

其他人对参与实验感到愤怒、悲伤和遗憾。对一些人来说，这影响了他们与养父母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这影响了他们与双胞胎兄弟姐妹的关系。

塞克勒说：“我们永远没法重归旧好，因为我们是双胞胎，但我们不是一起长大的姐妹。直到今天，在我们关系中，这都是很难处理非常困难的部分。”

原标题：《1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了我的双胞胎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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