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没有手段的目的：“精神胜利法”与“自我”诞生

一、渊源

照鲁迅自己的意思，他想通过刻画阿Q这个形象来刻画（那个时候）国民的灵魂，想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讽喻我们整个文明的“精神”。他在小说里写道，阿Q永远得意（显然是因为他的精神胜利法确保他永远胜利），“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这样，小说中阿Q与（比如）赵太爷的关系，同那时的中国统治阶层与列强的关系，本质上是相同的。

我不知道鲁迅在发明“精神胜利法”的时候，是不是有所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因为鲁迅早期对尼采的喜爱，又不免使人产生一些联想。不是鲁迅，而是尼采，第一次讲述了一个有关“精神胜利法”的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故事，尽管他没有使用“精神胜利法”这个名字。

故事说的是，在欧洲历史上，犹太—基督教信徒们作为被征服的、处于奴隶地位的战败者群体，如何发明出这样那样的观念、概念、术语、策略，颠倒了整个价值评判系统，废黜了主人的精神世界，从精神上阉割了主人，实现了对主人的反征服。非武装的先知，手无寸铁，却无声无息地胜了。这不也是精神的胜利么？

故事听起来似乎同我们以文明同化蛮族征服者的“典故”如出一辙。尼采的“新意”是他对这类精神胜利作出了与精神胜利者完全相反的“价值重估”。鲁迅的“精神胜利法”接近尼采的地方，也在这里。

当然，鲁迅不需要从尼采那里获取灵感。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环境里面，不是野蛮的入侵震惊了文明世界，而是传统的夷夏标准自身遭到了打击而濒于瓦解。在这样的条件下，“精神胜利”就陷入了不合时宜的境地，成为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表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对“精神胜利法”的刻画，其实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

阿Q说，他的祖上曾经阔过，而且“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里的“祖上曾经阔过”无疑包含了有关中国文明过去地位的隐喻，但也可以更具体地表示精神胜利法自身的效力：它曾经反复奏效，反复同化或吸收外来挑战，反复地转败为胜。而小说传达的反讽则是，如今时过境迁，阿Q其实阔不起来了；旧办法遇到新状况，不适用了。

这个新状况是——就像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近代的欧洲征服者，其武力就蕴藏在他们的文明（或者说知识）之中。历史上的老规律是，文明化往往意味着柔弱化，侵蚀武德，削弱武力。因而有历史学家说，帝国流转，那是由于追求帝国的武力集团，总是在获取了帝国之后文明化，转而由另外的族群承担起暴力的职能。但是，以科学的求知精神为基础的热武器，改写了这个历史规律。文明和武力成了一体两面的事物。对此，鲁迅也说“胜负所判，即文野之由分”（《文化偏至论》）。

二、逻辑

小说第二章“记录”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三个例证。它们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三个例证共同勾画出了一个精神变形的过程，和这个精神整体的结构。第一个例证说的是未庄的闲人爱拿阿Q头上的癞疮疤打趣。阿Q很忌讳他这个身体缺陷，便会轻易动怒。越是动怒，闲人就越起劲地“撩他”：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的胜利是多重的。他在自己的想象中成了打人者的老子，因而高人一等。又因为儿子打老子是大逆不道的严重罪过，所以打人者再一次矮去了半截。与此同时，阿Q还成为了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观察世道、评论世道，俨然是个裁判者。裁判者说“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这个第三者的身份很容易被忽略，却很重要。因为，如果阿Q真要按照老子和儿子的关系来“理解”他和打他的闲人的关系，那么，老子的身份反而应该激起他更大的悲哀。儿子打老子，这种“解释”比阿Q被闲人打的现实更不幸、更屈辱（家门不幸）。但阿Q却能够只顾享用老子对于儿子在伦理等级上的优越地位。那更加的不幸和更加的屈辱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转交给了第三个观察者，当然不是由他来“承受”，而是由他来评判。通过第三个旁观者的身份，阿Q作为父亲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遭到的不幸事实得到了鉴定，整个事件的价值也得到了评估。

所以，阿Q一身兼三任：作为高等的父亲，作为被打的牺牲者，以及作为旁观的评判者。在阿Q心满意足的得胜当中，不只有他在名分上占人家的便宜，还有他从自己、从自己所经历的事件当中抽离，成为另一个人的能力。

在第一个例证中，精神胜利法只限于阿Q自己的心理活动，他的胜利也只得到他自己“内心”的见证。显然，阿Q本能地感到，这样子胜利的“主观性”是有缺陷的，不过瘾。要具有“客观的存在”，阿Q就得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于是“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来”。说出来的结果是，精神胜利法不再只是一个人单纯的心理安慰。它将面对验证的风险，如果有机会，它也许会客观化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事实。

既然说出来了，人家也就知道了他那一套把戏。所以，戏弄阿Q的闲人每逢揪住他辫子的时候，就抢在阿Q的前面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阿Q想把精神胜利的心理事件变成社会事件（也就是获得他者的承认）。可惜在这第二个例子中，他失算了。闲人连口头上的便宜也是不给他占的。于是，阿Q立即重新设计了战术。打他的人要他承认自己是畜生，阿Q则提出他是虫豸。虽然闲人还是没有放过他，但总算没有反驳阿Q要当虫豸的要求。这样，阿Q在被打的时候“变成”了虫豸。虫豸比畜生更低等、更下贱。

为什么阿Q反而能从这样的自我轻贱中获得满足？作者报导说，因为阿Q觉得这种自我轻贱的事情，他大概是天底下第一个做的。因此，他得到了“第一个”，对于“自轻自贱”这个方面则加以忽略。

虽然这是权威的自我解释，但仍然只是结论，没有包括整个“推理过程”。推理的过程还是以故事情节的形式存在着。打人者要阿Q承认自己是畜生。阿Q不承认。他不是以反抗的形式，而是以更加自贱的方式，拒绝承认。不过，无论如何，阿Q“挫败”了打人者的计划。现在，阿Q提出了另一种方案——“我是虫豸”——而且还得到了默认。

可见，这个事件的意义——“被打的是什么”——是由阿Q决定的。打人者似乎有力量决定，最初也提出了决定的内容（阿Q是畜生）。可惜他在阿Q提出新方案的时候，并不能理解整个事情的曲折奥妙，拱手让出了事件内部的“精神世界”而不自知。这正是阿Q得胜的地方。他在自己被打的当头，开展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并且真的得胜了。

所以，“自轻自贱”对于“第一个”是有意义的，其中的关键就在这个“自”字。我认为它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别人贬低自己，那是司空见惯的。但自己贬低自己，而且贬得比别人要求的还低，那是为人所不能为，是少有的下贱之事，具有“稀缺性”。这种“稀缺性”赋予序列“第一”以价值。

另一方面，阿Q必须首先抵挡住别人对他的决定——“是畜生”——然后才能够成功地成为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否则，他连自己作贱自己都做不到，只能接受别人为他规定好的角色。也就是说，他先要有一次胜利，然后这次胜利决定了，他的自轻自贱是他自己决定的。是阿Q自己决定了自己是什么。他不能决定自己是人，却至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是非人的某种东西。抽象地说，这叫“自决”，叫“自我立法”。

阿Q狡猾地赢得了“自决”（当然是在其极为反常的应用形式当中）。与第一个例子相比，阿Q在这里的胜利超出了单纯的心理活动。他是虫豸这件事情，得到了对手不明就里的默认。他的得胜有了社会事实的基础。他不但说出来了，而且道成肉身，变成了事实。阿Q说他是虫豸，于是他就成了虫豸。他对他的这个新奇的身份得意得很，以至于把自己那挨打遭罪的肉身都忘记了，仿佛他只是给事件的意义“立法”的人。

在第三个例子中，前面的办法都不灵了。阿Q在赌摊上赢了钱，结果做庄的外村人设局制造了一场混乱，乘乱拿走了阿Q的钱，全跑了。等阿Q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赌摊没了，人不见了，还有“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也不见了。这个时候：

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是忽忽不了；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对手”消失了。阿Q甚至连“对手”具体是谁都说不清。所以，他即使在心里面做了人家的“老子”，也不能得到满足：做了老子的竟然不知道儿子是哪个？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次丧失的是白花花的银钱，而人们忘记钱财的损失——像马基雅维利说的那样——要比忘记丧父之痛，难得多。于是自轻自贱的痛比起丢失钱财的痛，根本就不算什么，也就达不到以更大的痛盖过较小的痛的治疗效果了。

第三个例子的妙处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有了“肉身”来替它执行。阿Q通过自己打自己这个新办法，才平息了这次痛苦，克服了这次失败。鲁迅“解释”说，阿Q打自己，“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这里，首先是阿Q打了人（虽然这个被打的人是自己）。他把丢钱的不幸和痛苦造成的不平之气，通过“打人”而释放出来——出了气，于是也就消了气。问题是，这个被打的还是自己。气又撒在他自己头上了，岂不是丢钱之痛加上挨打之痛，气不打一处来？阿Q解决这个困境的“妙法”是，“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挨打的阿Q变成了别人，打人的阿Q似乎才是他真正的自己。

这是阿Q异于常人的地方。普通人也会因为发生类似的过错，狠狠打自己几个嘴巴，并把这种做法当作对自己过失或错误的惩罚。阿Q不是把它当作惩罚，而是把它当作在另一个人身上占到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所以，他在这里还是“得胜”。两种情形的重大差别是：自己惩罚自己时，“自我”的重心在被打的“我”；而自己像打一个别人那样打自己时——要说这里有某种胜利，那么它必定意味着——“自我”的重心是在那个打人的“我”。

在以上三个例证中，精神胜利法依次从纯粹主观的心理事实，发展到以话语形式存在的社会事实，最后成为物理的、身体的事实。

不仅如此。精神胜利法在第一个例子中，主要还是一种“解释方法”：把别人打自己“解释”成儿子打老子。到了第二个例子，他狡猾地添加了新内容（把畜生替换成虫豸）。不过，这虽是“造法”，目的却还是为了重新赋予别人打他这个事情以一个意义，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跟对事实的“解释”有关。只有到了第三个例子，阿Q全然不顾事件的“解释”，而断然地发明了一个新事件。他抛开赢钱—丢钱—苦痛这个序列，只留下苦痛。然后，他既不“解释”既成事实，也不为既成事实“赋予”新的意义；既不“解释”苦痛，当然也不“赋予”苦痛以新的意义。他只是断然地凭空创造出另一个事件，从这个新事件中的胜利（打了自己，但像是打了别人），找到平息苦痛的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胜利法并非对既成事实的歪曲反映。那么，它是什么？

三、后果

笼统地说，如果我们把第一个例子中进行判断的第三人、第二个例子中自轻自贱的“自决”或“自我立法”的内涵，同第三例里面化身为肉体暴力的“执行”结合起来，那么这个精神胜利的阿Q简直就是一个同时集合了“司法”、“立法”和“执行”之全权于一身的人物。

这种“全权”在第三个例子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阿Q把它施加在自己身上，施虐者和受虐者是同一个。但这种可怜又可笑的自虐行为，并不能掩藏它的专断和残忍。它无中生有，把自己当作他者，滥施淫威：他不问自己该打不该挨打；他只管满足自己想打的欲望。

还应该说，阿Q从来不觉得自己该挨打。他完全没有责备自己的意识。这跟“全权”者不可能犯错，是一个道理。神不会犯错。就像本雅明笔下的“神话暴力”，对人间的冒犯者，他们是可以“打你没商量”的。阿波罗从天上降下灾祸，射杀无辜之人，不需要事先有什么规则、界限。他的暴力行为本身就是法律，因为神通过他的武力所要告诉人的，是他对于人的优越性，是人对于他的屈从地位（所以，在神的暴力行为中，立法、裁判和执行是同时完成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何尝不是如此？他只是缺少一个低于他自己的“别人”。于是他一把抓住了自己，伸手便打下去……

没有责备自己的意识，是因为“里面”是空的。没有能够确定下来的标准。标准在每一次为赢得胜利而设计的战术中，都可以重新制定。作为未庄人，阿Q瞧不起城里人；作为进过城的人，阿Q又鄙薄未庄人。他总是想方设法找到他的优越性。这种欲望是如此纯粹，以至于他的存在没有任何根基。

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中，其实没有精神生活。有的只是追求胜利的权力欲。“精神”二字在这里不过是表示这欲望被压缩在体内，无处释放，于是就转而针对自己。同尼采笔下的基督徒不同，阿Q们的“内在转向”，没有也无法开掘出一片广大的内心世界。所以阿Q并不生活在他的那个“精神”里。相反，他时时谋求的，是从那里杀将出来。

阿Q漂浮在这个尘世，又始终伺机降落。结果，第三章中的阿Q，在经受了平生的两次屈辱，又没有来得及用他的精神胜利法来克服它们之时，他就去欺负小尼姑去了。而且有趣的是，真正凭借某种广大的精神世界来忍受苦难尘世的小尼姑，引起了阿Q的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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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