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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国和拉美：不对等的想象

2022-08-25 09:4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作者:[阿根廷]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著

陈金梅译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07月

页数：380

近些年来亚洲后殖民思想在美国的重要影响力，使得美国大学一批研究拉美的学者开始关注拉美的后殖民特质并用其来阐释拉美现状。这些拉美研究学者以与印度或者非洲国家相似的政治架构为视角，对二十世纪末的各类冲突进行重新定义。这一理论视角的嫁接让学者可以就美洲成为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地之时、独立之后，以及十九世纪上半叶等时期进行一些生动有趣的新解读（Mignolo,1995）。这些新的阐释常能以比拉美历史学家的经典研究更为高精尖的方式，分析后殖民问题，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试图将反拉美依赖运动视作反殖民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辩论。稍有遗憾的是，现今这些后殖民主义研究者与三十多年前的拉美思想家之间几乎没有搭建起任何对话。

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用后殖民理论阐释当前拉美、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如果把殖民主义理解为从属国家的领土被另一政治军事力量占领，那么整个拉美社会，除去波多黎各，自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摆脱了殖民状态。自那时开始，拉美社会经济文化状态便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以及在现代世界各类不平等中我们所处臣属处境（posición subalterna）的部分表象。对于全球化这个现代化最新发展阶段的理解，需要借助相关数据以使得理解更为精准。而许多后殖民主义者则无视那些表明我们拉美与非洲和亚洲有所不同的经验数据，将拉美阐释为“一个介于殖民与后现代化之间的话语区”（De la Campa, 1996:712）。

但持后殖民主义态度的批评者对于“殖民遗产”的强调是非常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殖民时期形成的一些叙事仍然出现在当今政府工作人员、记者和作家描述现实的各类话语中。因此，有必要审视跨文化叙事中的这种惯性思维，以及这一惯性具体在哪些方面可以（又在哪些方面无法）解释清楚拉美、欧洲和美国之间互动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调整重组。

的确，现今有些叙事常常以一种近乎旅行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南北关系，旅行文学中曾这样建构欧洲与美洲的关系：一个“无知”且高傲的白人为丰富对大自然的探索来到新大陆收集一些奇特的物种样本，将收集之物进行整理，然后为陌生的物种命名。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说，卡尔·林内乌斯的探险就好像是一个“到处给所见之物贴标签的看家人”的旅行。当然，完成这一对事物进行合理分类的活动的社会大背景是，对领土的军事占领、对人员的宗教政治控制、奴隶制的实行以及对财富的掠夺。

这种客观，有时也具美学价值（如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叙述视角，在英国人到来后，就清晰地附带上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目的性。大自然不再被看作一个给人启迪、引人沉思的空间，而是如原材料供应商一样的开发之源，其原始状态则被认为源于当地人缺乏开拓精神，以此“为欧洲人对自然的干预活动正名”。而美洲社会被批判为冷漠、生性懒惰、无能力走出落后状态的族群。“资本主义的扩张、榨取及最大化原则成为理所应当，而那些非积累型的只为求生的生活方式则只存于黑暗与神秘之中”（Pratt,1997:265）。

让人极为惊讶的是，上述这一历史上的二元结构在二十世纪再次出现，重现于欧洲与美国人看待拉美人的眼光中，而且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末。这一对立关系如同不相容的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那样难以化解。因此，如果不清楚划定文化概念与文化（身份）认同概念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消除这些成见。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政治辩论，后者把身份认同视为文化的核心，或将它们视为同义词。从这个角度说，文化是本土身份的体现，因此，文化被认为是与全球化发展相悖的。因此如我之前所述，有人提出需要在选择全球化还是极力维护本土身份之间做出抉择。

有学者从经济学或政治学角度论证说上述这个选择的提出不科学（Beck,1998;Giddens, 1999）。接下来，我将立足于当今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相关研究，展开分析这为何不科学。为此，有必要先区分当下社会话语中哪些是关于文化的，哪些与身份认同相关。

在此，我重拾之前讨论过的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至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化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研究对象。学者对它的确切定义是，社会生活中所有有意义之物的产生、流通和消费构成的整体，并且已经确立了具体的研究范畴、分析程序以及将数据系统化的规则。这一切使人们可以在多种学科内进行一系列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事实上，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研究文化进程及其如何融入社会的范式，各个社会科学的不同研究的风格和侧重点都会有所差异。其中一个主要的差异在于文化进程中有多少元素为可测量和可证实的，一个事实或意图又有多少成分具有一词多义性，从而可以同时从不同角度去阐释。但我们不能对一件艺术品或者一次交流过程下任何定论，即便是审美之事无定论，美的理解也多种多样，但总跳不出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可认知的逻辑。虽说许多文化活动表现出异常多的意义与创新，以及一定的人间之美（按康德的说法），让人无法用统计和图表来进行计算（如对人口学或者经济学参考活动那样），我们所称的文化中有一部分可以解释为行为，包括文化生产者、媒介及消费者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方式又总能表现一定的规律性。

上述分析不适用于文化认同问题。关于文化认同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叙事，但是将其准确界定为研究对象的可能很少。近来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认可社会文化认同过程对于构建民族、国家及其他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性（Anderson,1997；Lomnitz,1995）。这些归类方式有利于增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并体现出其政治力量。我们要认真看待那些关于文化认同的叙事，因为有许多人将其奉为行为准则，甚至愿意为其而死。但就我们对身份认同的了解来说，身份认同一旦离开它们产生的历史构建背景和它们瓦解或消亡所经历的实际过程，便会失去其延续性。用来界定一个身份认同的诸多元素中，有一些可以通过规范的研究和训练来习得，比如语言，但还有很多构成身份认同的元素（比如肤色、喜好和习惯）介于生物伦理定义和主观意念之间，因而难以对其做出界定。

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并没能展现出一个可以被认定为一个民族或国家之本质的整体特征，而是提出一系列甄别方法，以甄选不同时期由霸权群体以连贯、戏剧性且雄辩有力的方式叙述的各种元素。关于一些重大事件的数据，比如促成一国诞生及其疆土范围划定的战争，都是从特定立场出发进行筛选和组合并以叙事的方式阐明的。因此，这些叙事多半是可信的，但也不完全是对真实的“呈现”和“反映”（Appadurai,1996; Rosaldo,1997）。社会学研究曾尝试对文化认同进行测量，比如，研究是否墨西哥北部或中部的文化特征更为明显，他们把身份认同想象成可以运用到不同居民身上的一种模式，却几乎从来没有关注选择研究对象的随意性。

我想提议一种方式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所谓拉美身份其实是从不同的叙事中想象出来的，这些不同叙事一方面相互矛盾，另一方面，又因与经验数据不符而难以站住脚。在拉美内部产生的关于身份认同观点的不一致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但因为在与其他社会的交往互动中，文化身份问题多次被定义和再定义，所以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以及我们又如何接受这一模式并以同样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

我将从影响最大的拉美身份的自我定义和异同定义中选取三个与欧洲拉美关系有关的叙事：摩尼教式的二元论、不同文化的碰撞，以及对远方的着迷。然后我再分析一直影响着美国与拉美之间交往的三个叙事：盎格鲁与拉丁文化认同的不可通约性、拉美人的美国化和美国的拉美化、在美国老大哥监护下的友好睦邻关系。

1. 摩尼教式的二元论

征服的暴力运动树立了简化版的二元对立关系：文明与野蛮。随着文明与野蛮故事的传播扩散，这种对立关系也慢慢被植入人们的观念中。站在欧洲的立场上看，征服者象征着大发现、救世福音的到来，或者说，启示文明的现代化。在美洲土著的眼里，美洲人代表的是一种群体团结力量、一个智慧的整体和一种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欧洲人的到来破坏了这一和谐。欧洲主义赞扬殖民者的壮举并抨击印第安人的野蛮，而印第安或者种族主义者只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视为破坏者。

当然，征服过程以及整个殖民时期双边力量的不均衡不代表这种对立关系就是一个扭曲的逻辑关系。即便是在解释当今各种不平等现象（比如印第安运动）时，我们也需要记住它们与殖民时期不平等关系的渊源。但如所有的解释行为一样，这一解释也需限定其运用的范围。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的统治并非始于欧洲人到达美洲之时，此外，如弗朗索瓦·拉普兰廷所述，不是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是绅士,而印第安人中也不仅仅有高贵的阿兹特克人。从十五世纪开始，每个世纪都有与摩尼教式二元对立关系相矛盾的现象出现，这一对立关系的持续出人意料。我们当如何评价那些为了让印第安人受到更多尊重而奋起抗争的西班牙人（德拉斯·卡萨斯、德萨阿贡），如何评价那些率领当地人民起义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西班牙人后裔（如玻利瓦尔、圣马丁）？（Leplantine, 1994）我们又该怎样评析那些西班牙共和国流亡人士为美洲的出版、艺术、工业和商业等行业做出的贡献，以及众多欧洲非政府组织为消除美洲的不公正、解决人权问题日日奔波付出的努力？

当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在每个国家以不同方式再现时，如阿根廷发生的首府与内陆城市之间的矛盾，巴西现代城市与半干旱地区间的不平等，秘鲁海岸线与山区之间的差异等，把一切都归咎于欧洲与美洲的两极对立就显得过于牵强。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并没有因为美洲国家的独立而完全消失，它不时反复出现，最近一次重现是因为政党、工会及其他现代机构失去公信力，它以本我与他者最极端的对立方式——印第安人对全球化的抗拒——出现。

印第安人反对全球化的现象日益突出的部分原因在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墨西哥南部、亚马逊地区和秘鲁山区，印第安人仍然遭受凌辱压榨，他们的土地、森林和其他宝贵资源正遭受跨国资本的残暴操控。就算全球化这个叙事在很多地区都获得支持和赢得认可，它若想要成为美洲现象的一部分，就必须厘清与另外两个事实的关系，这两个事实如印第安人遭受压迫之事那样容易得到证实，它们是长达五个世纪的多元文化的糅合，以及拉美现代性结构之复杂。我们将这些挑战整理成以下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当文化认同的主要形式（种族、国家和阶层）在跨民族、跨国和跨阶层的整体中进行重组时，将美洲问题视为文化认同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是否还有意义？在拉丁美洲这样一个其原始文化已经大部分与外来文化混杂，人数为四千万的印第安族群占不到拉美总人口的10%，其中三千万主要聚集于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墨西哥和秘鲁四国的洲里，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不论是历史上将古老的民族与想象的国家对立起来的两极哲学，还是那些一方面将本质的、非历史的文化认同区别于无处不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认同形式，另一方面将单纯的人民群众与专制统治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考，都并不能帮助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更不要提那些只知操纵、控制和破坏的霸权群体，以及只身奋力抵抗的被压迫者。最富成效的叙事是那些最能反映全球化背景下多种因素复杂性的叙事，那些将想象体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将交易视为权力与生存手段的叙事。即便有某些冲突性事件看起来只是简单的对立，全球化可能加剧并诱发新的不平等现象，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会一直处于一种情境中，仿佛社会生活就是一场无止境的战争。

2. 不同文化的碰撞

对欧洲侵犯美洲的定义在经过一个漫长的掩盖（即使用委婉语“发现”“宣传福音”和“文明化行动”来指代暴力）过程后，开始出现一些部分承认暴力行为甚至稍含和解语气的说法。1992年纪念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周年时，那些定义已经完全脱下其神秘外衣而戴上一顶客套的帽子：“两个世界的相逢。”许多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批评，理由是即便在欧洲学术界，至今也仍然习惯使用“征服”一词。批评者认为，根本不是两个社会在大西洋相遇、共赴一场气氛友好的博览会那样简单的一次遇见，而是一段与武力斗争和文化强压有关的历史。

解构性的批判仍有必要，因为掩盖暴力和控制的文化意象仍继续存在于各国际展会上、教科书中以及伊比利亚美洲政府间会议谈话里。在这些场合中，人们热衷于讨论“共同”事宜，从而使冲突在人们的记忆与想象中逐渐淡去。与其他“世界性会议”一样，1992年在塞维利亚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聚集了充满异国情调的产品和各类工业品，整个布陈呈现出一派促进相互理解和共赢交流的景象。组织方用这种蕴含和解倾向的方式将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扩张合理化（近年来通过对电信公司、航空公司和银行的收购，扩张势头进一步得到强化），并再次突出了塞维利亚这个在殖民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城市的重要性，即作为推进欧洲现代化的先进之城。整个纪念活动的主题为“新时代，新发现”，这一主题则将对征服运动的暗示与当代技术进步、对新世纪的展望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好些拉美国家纷纷迎合这一意图，确保其展馆内的布陈均与历史定式思维无任何关联。秘鲁陈列了非常少的印加文化产品，尽力向观众展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秘鲁（Harvey,199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智利。智利在展会上展出一座取自南极、重68吨的冰山，其搬运过程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展馆的设计者在设计中加了一些艺术作品与多种展示智利现代生产力的出口商品和服务，他们解释说这一思路是为了反驳欧洲那些将智利人看作“电视新闻或报纸上坏消息和肮脏画面的携带者”的成见，希望通过这一设计呈现与近代历史记载不一样的智利。此外，设计者还试图不表现任何热带元素，以避开北方国家对拉美的习惯性想象——拉美的热情奔放是非理性的，而将智利展示为一个取得了经济成就的“冷静的国家”。但是，内莉·理查德将这一极具当代性的宣传设计阐释为具有《百年孤独》“前现代主义遗风”之作，巨型冰块形象让人想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小说《百年孤独》中主人公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发现冰块的那个场景。以此，智利可代表一个“超越社会时间和空间”、没有任何社会革命历史印记的国度（Richard,1998:163—177）。如展会目录介绍词所形容，冰块这个“纯洁、白色、天然而史无前例”的物体象征一个“卫生的、纯净的、漂洋过海而至的国家，就好像智利是个刚刚诞生的国家。巨型冰块是个极为成功的代表符号，一个寓意透明和清洁的建筑符号,标志着曾经受过伤害的部分已大大改变”（Moulian, en Richard,1998:163）。（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智利在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上的设计有意改善其国际形象，已经出版的《智利展馆》一书则详细记录了活动前前后后记者、艺术家及学者关于展会意义的各种讨论之细节。）

这种市场运作与宣传炒作本身并不完善且收效有限。而智利政府对西班牙的话语——关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固化思维——的彻底颠覆发生在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结束的六年后。1998年，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让皮诺切特在伦敦被捕，智利政府［爱德华多·弗雷为总统］极力游说，坚称事情的关键在于智利司法受到别国侵犯，而这个侵犯之国西班牙“自己都没能裁定清楚其国内佛朗哥时期的许多罪案”。最后，各国与国际人权组织，以及除智利之外多个国家政府，最终还是赞成在全球化背景下司法应当超越国家界限，从而将这逮捕认定为对独裁者皮诺切特暴力行为进行审判的必要程序。

摩尼教式的叙事在北方与南方、欧洲与美洲之间建立起二元对立关系，或者让对立隐形地存于国际展会、商业合作协议，以及政府宣传手段之内。其中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此外，上述两种情况未涉及的其他事宜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拉丁美洲与欧洲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摆动，不是摩尼教式二元对立与因文化认同和商贸活动而产生的交往之间的钟摆式游戏。我们还需要考虑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吸引同时又产生猜疑的。

3. 对远方的着迷

欧洲人已在拉美找到了那些在西方被理性主义抑制的部分，如无罪恶感的享乐、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在欧洲已被高度发展的城市化损害）、既笼罩着历史又哺育着生灵的茂盛自然等，一切都如高更逃至塔希提岛、塞内加尔和巴西后的艺术想象,又似阿尔托到达墨西哥后的感触那般。所到之处可见棕榈树、木瓜、金字塔、木薯淀粉制成的甜汤、鹦鹉，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还可以踏进拉坎多那雨林亲自给萨帕塔解放军回复几封邮件。这类“伊甸园式的叙事”，按照迪士尼的说法可以取名为“在亚马逊丛林间”；若是从生态主义角度可称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或者干脆来一个人类学的角度，叫“那些吸引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学者的印第安人的裸露”。以上种种浪漫化的表达都大大简化了“这一地区绵延不断的森林、荆棘之地、沼泽与大草原所营造的复杂形象”，并“使得生活在该区域的多个不同族群面对濒临灭绝的危险，或背上不忠的看守人之名”（Slater,1997）。

如所有的伊甸园式故事一样，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直接的认识导致灾难的降临——伊甸园实际是绿色地狱和悲惨的热带之地。拉美社会比欧洲社会更自由，更容易触犯法律，还是说欧洲社会更加讲究仪式和等级以至死板、不知变通？当我们回顾欧洲人意图在美洲建立的那些不太可能在欧洲实现的乌托邦（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区域文化自治等）时，很难只选取一个维度来进行诠释。我们应当如何区分是拉美因闹革命而陷入持续的窘境，还是拉美因习惯性不守时而一切事情都晚半拍？为避免事态落入困境，像菲茨杰拉德空想那样没有前途，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还应思考该如何厘清欧洲人对拉美的复杂态度：一边垂涎于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石油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广大消费者群体，一边批判哥伦比亚的战乱；一边热捧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一边抨击拉美军事政变及北美势力对拉美的干预等问题。

而我们拉美人自己早已习惯将与欧洲之联系视为改善我们种族以及为拉美广袤无垠的大地添丁加口的必要途径［如萨缅托所说，拉美最糟糕的问题就是面积太大］。我们至今仍然把“欧洲文明”看作理性思考的源头和包容不同思想碰撞的宽容之地。“欧洲”这个词总是让人联想起诸多的大学与完善的民主、经济的发展以及能够惠及大众的教育、技术更新等，这一切都是时代进步与发展，换个说法，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条件。但我们发现欧洲人只对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感兴趣，而几乎从不关注拉美思想相关研究。博尔赫斯、比奥伊·卡萨雷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卡彭铁尔、聂鲁达及其他数十位拉美作家的作品都先后被译为法文和意大利文，但有多少拉美社会科学界学者的成果被译介到欧洲去呢？

欧洲与拉美对彼此着迷，遥相致意。拉丁美洲如此之遥远，许多欧洲有识之士都曾把它想象为乌托邦的一部分，比如托马斯·莫尔、坎帕内拉 , 以及实证主义者。孔德的思想启发了许多拉美宪政体制的形成，而这在法国并未能实现；孔德还对阿根廷拉普拉塔市及巴西美景市等城市产生了影响，它们均以笛卡尔坐标系的方式建成；拉美出现了许多宗教团体和暴富现象,创造了多种致富手段以及进行革命（总而言之，成就美洲）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无法在欧洲实现。到达美洲的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德国和荷兰移民开拓了欧洲人对新大陆的关注视野，但在这些移民向欧洲人讲述在美洲可以实现许多欧洲不可能做到的事的同时，也向欧洲传递了一个美洲遥远而无序的信息。即便美洲热情地接受欧洲人，比如墨西哥就接收了西班牙内战后流亡美洲的许多共和人士，但如评论家克拉拉·利达所说，这些欧洲人还是感觉自己在墨西哥像“与世隔绝的旁观者”（Lida,1997:117）。

人类学家拉普兰廷敏锐地捕捉到大西洋两岸互相想象的不对等，并对其进行书写，以期引起欧洲和美洲对此问题的关注，他这样写道：“美洲是文艺复兴的一个伟大梦想。人们希望在美洲实现那些在欧洲思考许久却未能做成功之事。”（Laplantine, 1994: 81）同时，欧洲人对美洲的这些现象感到奇怪：对自然维护的各项投入高于对社会运行的管理；过度的非理性化，居然把城市建到沙漠里和雨林中（如巴西利亚以及仍有留存至今的史前城市的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秘鲁）。面对如此的自然与文化的混杂，欧洲人感到茫然失措。我记得建造巴西利亚时一位巴西总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已不记得这位总统的名字，他的话我是在一个英国学者所著的研究拉美旅行的书中读到的，作者把这句话引为卷首题词）：“巴西是个属于明天的国家，但明天是个节假日。”

拉普兰廷回想起了安托南·阿尔托在迭戈·里维拉的“唯物主义”壁画艺术面前的失望之情，以及史蒂芬·茨威格在巴西的自杀事件。拉普兰廷认为“欧洲的文坛巨擘”弗兰兹·卡夫卡的作品《美洲》仍然没有过时，卡夫卡在书中将美洲社会形容为“一个巨大的幻觉存在，实际存在的是多个没有任何出路的迷宫，是不知自己因何被指控的人”（Leplantine,1994: 86）。最近一次欧洲与美洲差距进一步扩大是战后欧洲经济恢复发展并完成工业现代化，甚至与拉美联系紧密的欧洲地中海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也相继完成工业现代化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被困于滞涨状态，此外，拉美独裁势力回归以及社会经济动荡不安，这一切都使得拉美无法成为人们所青睐的能够找到好工作或者值得投资的地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渐推进欧洲一体化起，就连西班牙也更愿意加入旧欧洲大陆“经济奇迹”中去，而非深化其与美洲持续了五个世纪的关系。

凯瑟琳·大卫曾任德国卡塞尔市文献展的策展人，她对拉美艺术前沿极为了解。1999年3月，她跟我说有些观点她并不赞同，但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有人这么说：“对于欧洲人来说，拉美跟非洲没有什么两样，是一个只能放任其自生发展、一切随命的地方。”她说我们常在北方国家听到的这种声音，或者说对拉美的信心不足，会因为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在拉美经济战略领域的投资增长而有所改变。虽然关于拉丁美洲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信息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欧洲报纸报道，但西班牙报纸，尤其是经济栏目还是会刊登一些消息和文章，比如当拉美股市下滑或某些有欧洲投资的拉美国家（即欧洲收购拉美银行、航空公司和通信系统）出现不稳定时，它们刊登一些消息和文章表示担忧。

同时，拉美人对欧洲的态度也在仰慕与抵触之间摆动。有些人景仰欧洲的现代理性，另外一些人嫉恨欧洲的高傲蛮横与种族主义。当基于个人责任的民主模式无法应对美洲群居传统和等级观念时，许多拉美政府犹豫许久是复制欧洲现今的模式还是继续他们粗野的处事惯例。有人追随欧洲启蒙之自由主义，同时也有人崇拜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待欧洲的这种模棱两可其实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我们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非理性”感到自喜，并发现因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我们也可以是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所关注的对象。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幻想，使得在经济与社会交流中产生的错误想象一直持续至今。拉普兰廷对这种错误想象曾进行讽刺性批判：印第安人以为向科尔特斯上供人肉便能取悦欧洲殖民者，而那个时候的西班牙人也不了解按照当地习俗献给阿兹特克神灵作为祭品的死者并不算受害者，因为他们并没有读过雅克·苏斯戴尔，而克里斯蒂安·迪韦尔热的书那时候也还没有在门槛出版社出版。

当今拉丁美洲、欧洲和美国那些参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人士总会提及我们的金字塔和拉美经典诗人与艺术家来美化其经济政治目的，却从来没有去读一读社会科学聚焦交流与文化研究的论著，如赫苏斯·马丁巴韦罗、雷纳托·奥尔蒂斯、比阿特丽斯·萨洛以及罗赫尔·巴特拉的作品。我接下来会分析解释，他们的文化政策只停留于拉美某一时段，也就是，精英文化普及化或大众文化精致化的阶段，那个阶段如今只剩下片段。政客和企业家对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漠不关心，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文化与拉美人的现代全球化意识是紧密关联的。

总之，欧洲与美洲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怀疑都是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最早，哥伦布误把海地认作日本，把古巴叫成中国，而阿兹特克人则以为埃尔南·科尔特斯就是其民族图腾羽蛇的化身。甚至二十世纪近几十年来收购拉美电信公司、出版社、航空公司和银行的欧洲投资人，都还在吃惊怎么拉美的劳工关系及相关政策那么不可预测，又常常夹杂着一点现代秩序和过度的随意不严谨，这成了他们生意场上的一大障碍。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最值得推荐的一本书是乌尔利希·贝克的书。书中，作者用了一则拉美隐喻来警示人们，打破市场、福利国家以及现代性创建起来的民主之间的联合关系会把欧洲人带向何处。贝克阐述说，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边界的急剧消失，迫使我们意识到“跨国空间”里的社会正义是有可能的，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在其他国家和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但奇特之处在于贝克对于拉美最具活力的国家的论断。贝克说，如果我们不解决社会正义的问题，今天的巴西就会是明天的欧洲。如果新自由主义者继续赢得大选，社会政体将陷入险境，城市将变成摄像头监控下的危险之地,一些城市有汽车作为工具而另一些只能靠自行车来通行：贝克将这种现象称为“欧洲的巴西化”（Beck, 1998: 219—220）。

孕育人们身份认同的社会和文化历史,是一个由各种混乱不堪构成的迷宫。迷宫的每一面都选取了一些在它看来可能会被别人理解为文化认同的表象，然后根据它的分类对这些表象进行组合并按此组合方式行事。我们需要继续分析这些与文化认同相关的叙事和比喻，它们是每个群体、每个国家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内因，而且也影响着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但全球化的世界不是一个轮番上演剧目的剧场（尽管有时也会发挥协同作用）,而是由权力与传播的跨国体系、文化产业以及经济和司法合作协议共同构建成的一个空间。当然，这些协议虽不稳定，但在某些意义上还是可以被我们了解，可以进行政治干预的。在分析文化在工业和全球层面的重构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另外一个涉及三方关系的叙事：关于美国人与拉美人如何看待、阐释对方的叙事。

4. 盎格鲁与拉丁文化认同的不可通约性

正如传说里描述拉美人与欧洲人自殖民时期以来一直互不相容，拉美人与美国人的不和也成了许多古老故事的核心主题。这些久为流传的故事可追溯到美国军队入侵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时期。传说一些英国白人后裔，秉持勤劳、简朴、服务大众与诚实的品格，遵照清教之德与新教之义占领、征服了美国南部。这些白人面对的是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血而生的墨西哥人，他们认为这类混血之人喜好悠闲、生性懒惰且易冲动暴力行事。如阿纳尔多·德莱昂解释的那样，对于“被一群桀骜不驯、野蛮又放荡不羁之徒控制”的担心使得“为国家主权而战势在必行”（De León, 1983:13）。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白人坚信白人比拉美混血优越，如我们所知，这一种族优越感为他们入侵墨西哥和将墨西哥人的投降定为文明进化之举提供了理由，此外，也成了他们歧视近三千万旅居美国的墨西哥人的“合法依据”。

但上述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对峙同时也丰富了且仍然丰富着我们的文学、电影和电视叙事，这些叙事赞扬美国秩序并配上与之相异的暴力强盗团伙、痴情的拉美男人和性感挑逗的女人［参见1940年的电影《墨西哥烈女》（Mexican Spitfire）］。保罗·索鲁在其著作《老巴塔哥尼亚列车》（Old Patagonia Express）中写道，“拉雷多需要它的姐妹城市保持险恶才能让拉雷多的教堂里坐满虔诚者。以前的拉雷多有机场和许多教堂；而新拉雷多有的是妓院与各种篮筐作坊。两个国家看起来都在展示其自身竞争力”（Theroux,1979:40—41）。就连那些不赞同美国秩序的异见作家，也按照二元对立的框架构建其对边境跨越的想象与描述。威廉·巴勒斯及其他一些作家把墨西哥描绘成瘾君子的天堂，在这里他们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受到任何惩罚。杰克·凯鲁亚克则把穿越边境到墨西哥的体验写成“就像你跟老师撒谎说身体有恙而成功逃课一样”爽，然后“等看到酒吧的旋转门一开，你再跟吧台要一瓶啤酒，转身时你看到几个小伙儿玩着台球，农民在一边做着卷饼，有人戴着墨西哥大檐帽，在腰间别着武器，而不远处一帮生意人正唱着歌”，你会感受到“农民对生活的热情，以及他们超越时空的、不为文化文明等重大问题忧虑的快乐”（Kerouac,1960: 21—22）。

学者诺尔玛·克拉恩对上述作品进行了收集整理，她指出，这些作者对远方墨西哥远距离的想象，以及好莱坞电影和北美电视剧中所流露的对拉美的各种成见，都在拉美小说、电视剧和电影里得到了印证，比如对史前神灵的“复现”，以及从祭祀的角度来思考现代冲突。生活被阐释为严肃场合里的魔幻元素，这些元素时而表现为斗牛比赛，时而被演绎成警察穿梭于各市场里逮捕罪犯。D.H.劳伦斯所写的《羽蛇》与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换肤》（Cambio de piel）呼应。奇卡诺文学与造型艺术搭建起劳拉·埃斯基韦尔和弗里达·卡罗的对话。随着上述作家的作品陆续被译为英文，大型拉美艺术展览在美国博物馆展出，拉美文学和艺术在文学、艺术史和文化研究等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轮美国与拉美之间因互为挑战而形成的对立文化关系终于告一段落。但是这种美好极为短暂，它在行者重新穿越边境，走出博物馆，放下手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回到家中的时候便结束了。如尤金·加伯的短篇小说《一支旧舞》（“An Old Dance”）中的妻子所说，“明天还是回到我们那美好的美国老家吧”。

在拉美方面，人们认为文化认同的差异源于人们持有两种不同观念，一种为带欧洲血缘的拉美精神，另一种则为美国实用派的唯物主义。在评论界看来，何塞·恩里克·罗多和鲁文·达里奥对美国的崇拜，在他们看到美国“讲究功利实用的粗暴行径”并对之进行批评后,便戛然而止了。根据费尔南多·内阿迪和吉尔贝托·戈麦斯·奥坎波在文学研究中所分析，上述这种保留态度一直延续到了许多近代文学作品中，没有太多改变。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拉美人到美国进行各种学术、艺术和旅游性质的交流，但仍然有许多拉美作家、思想家继续谈论“美国佬”的精神贫瘠与实用倾向等旧梗。比起为经济利益过度开发拉美资源，这种“NEOARIELISMO ”的观点更担忧精神贫瘠的美国会抢走拉美的“知识与精神财富”（Reati & Gómez Ocampo,1998:589）。

在鲁道夫·拉瓦纳尔的小说《过客》（El pasajero）中，主人公讲述了一场在名为新凯恩的城市举办的作家“国际交流活动”。主人公参加了这场活动，他把交流活动描绘成“就像一座虚伪的地狱，要把全世界富有创造力的知识精英都囚禁在里面，共同向创新能力孱弱的美国人输送营养”，活动又似“一个大型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来自超级大国美国的检测员拿着仪器测验我们每个成员所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智力指数（在速度、举止和行为方式方面的表现）”（Reati & Gómez Ocampo,1998: 88，162）。何塞·多诺索的小说《大象即将死去的地方》

（Dónde van a morir los elefantes）讲述了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的人富到人类无法想象的程度，还得在国门旁特意建造一个前厅来存放他们吃不完用不完的剩余物品”。小说主人公古斯塔沃·苏雷塔是一位受聘于圣乔大学的智利教授，他想出这样一个报复方法：“是不是可以写一部我们占领他们领地的小说，文中穿插使用一些英语词汇来点缀，用漫画来对美国人的世界进行强烈的讽刺，人物刻画就还保留原先的旧模式，不加什么新点子？”（Reati & Gómez Ocampo,1998）。

内阿迪和戈麦斯·奥坎波研究分析了其他三本小说——何塞·阿古斯丁的《荒漠城市》（Ciudades desiertas）、马尔科·图里奥·阿吉莱拉的《被宠爱的女人们》（Mujeres amadas）、埃米利奥·索萨·洛佩兹的《暂时的上帝》（El dios momentáneo），对书中表现的美国与拉美文化的对立冲突进行了解读。美国大学生活的虚假与拉美世界的自然生命活力，美国的冷漠与拉美的热情，种种“缺陷的暗淡与凄凉”（Sosa López）最终还是使得五位主人公回到了拉美故土。这与加伯的短篇小说有些相似，只是所指方向相反。加伯描述“通向其他民族文化的虚掩之门不久后又重新关上了”。没有融合的可能。除去我们在一些小说——特别是拉瓦纳尔的小说中读到的诙谐讽刺，作者笔下那种对于距离的固化思维仍在继续，他这样写道：“我们拉美人总是受害者，受害于我们的怀疑不安，或受害于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Reati & Gómez Ocampo,1998：168）。

5. 拉美人的美国化和美国的拉美化

美国与拉美生活方式的不兼容性似乎在关于两个文化交流融合的叙事中有所改变。在承认这两个地方人们意识形态差异极大的同时，我们在拉美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化开始“美国化”，而美国一些区域，尤其是美国南部，明显表现出“拉美化”特征。卡洛斯·蒙西瓦伊斯就曾经在其文中评论，对于维护每个文化自身特性的忧虑已经为时过晚，因为拉美自几十年前起就一直在进行美国化，但这一美国化大多数时候是无实际效果、趋于表面化的（Monsivis,1993）。1997年9月在蒂华纳的一次学术讲座上，蒙西瓦伊斯发言表示，现今在拉美发生的这一现象与其说是美国化，不如说是奇卡诺化：人们以各种形式夸张地炫耀其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接受与模仿，并陷入一种俗气的狂热之中。

许多分析评论指出，拉美人的美国化因拉美对美国技术和经济的依赖而加剧，但拉美最重要和主流的语言还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尽管人们生活中夹杂了很多英文词汇；此外，人们仍然对天主教虔诚，喜欢拉美饮食，依旧习惯拉美传统的大家庭组织方式，保留了诸如此类与美国文化截然不同的习性。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众多的拉美人涌入美国对美国一些州（比如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得克萨斯）的政治司法文化、消费习惯以及教育、艺术和传播政策的影响。然而，美国社会对拉美移民的歧视、遣返政策的存在以及社会层面对拉美移民日益加重的排斥，都在削弱拉美裔在美国的存在感。旅居美国的七百万墨西哥人中，有近二百四十万为非法移民，且在短期内这些人应该也没有办法获得合法身份。虽然在美国的其他拉美群体没有墨西哥人的总量大，非法人数没有墨西哥人那么多，在那些努力争取在美国留下来的一百万海地人、一百五十万哥伦比亚人以及其他加勒比及拉美移民中，不少人也常受到敌视与排挤。尽管中美洲和南锥体国家的民主情况改善、政治暴力有所减弱，使一些流亡人士能够重新回到母国，但拉美许多国家的经济形势恶化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仍使得移民去美国的人数持续增长。

伴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最近五年来各种限制拉美人进入美国的壁垒更多了。1996年在加州通过的187号法令规定，非法移民无权享有教育和卫生等一些基本公共服务。该法规定医生与教师在从业过程中如发现有人为无证件的非法移民，必须通告移民管理部门。该法还提出了“合理嫌疑”的概念，这一概念几乎让所有移民都可以成为怀疑对象，因为嫌疑裁定依据的两个指征是肤色和语言。187号法令成立的主要依据是，非法移民成了美国经济的一大负担。而美国移民改革委员会的几项研究报告表明移民为美国做出的贡献（年均约一百亿美元）比其享受的福利多。187号法令后来被叫停了，但是日常生活和媒体报道中的各种排外话语已证实，带偏见和歧视色彩的叙事仍凌驾于客观数据之上。

另外一个实质性变化是，过去将美国与其南边国家隔开的铁丝线现在已被一种象征圆满结束之物代替。海湾战争期间用作飞机起落跑道的钢板被改造成只比柏林墙矮一米的钢板墙，将美墨隔开。倘若边境墙的哪个分段可能防备力不够，那就再配加一道水泥围墙或者边境巡逻车队和直升机的监控来加固。这样一个边防措施使拉美人与美国人或许有朝一日能如欧盟成员国那样成为一体的幻想全部破灭了。

从墨西哥方面看，美国沙文主义的加剧与歧视的升级同时也激发了墨西哥民族主义情绪。在与美国的实际交往过程中，墨西哥试图保护国内生产力与人权，但同时，墨西哥又拿不准什么样的行为措施能有效解决这一复杂的边境问题。

对于墨西哥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制定“自我防卫”战略极其复杂艰难，一个代表性实例就是蒂华纳问题。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还实施禁酒令时期起，蒂华纳就是一个以旅游和娱乐为主业的城市。游戏室、夜总会等一些美国禁止的商业活动在此盛行，也因此蒂华纳背负了“不可见的传说（leyenda negra）”这样与恶习、嫖娼及贩毒关联的绰号。此外，那些未能成功翻越边境到美国去的非法移民滞留蒂华纳，形成了生活条件特别糟糕的群居点，这也加深了蒂华纳的负面形象。近三十年来，许多工厂进驻蒂华纳，特别是来料加工业的兴起，大大促进了蒂华纳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生产线是家电与视听产品制造，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近70%的电视机都产于蒂华纳。随着商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蒂华纳逐渐与美国的圣迭戈联合，形成一个“跨边境大都市”（Herzog,1990）。但是，对每年往来于这两座城市的六百五十万人进行监控的一千六百个美国巡逻车队，却不相信那些所谓的现代化商业活动能够完全与贩毒及其他给美国人留下负面印象的行为脱清干系。

保守的蒂华纳市政府在知晓已有大量的电影和报纸讲述蒂华纳丑闻，甚至听说还有人想以此为原型拍摄一部电视剧后，于1997年8月在墨西哥工业专利局将其城市之名进行了注册，以防止有人在“广告和商业活动、产品宣传推广、广告册、商品说明书、印刷品、样品、电影、小说、视频以及纪录片”中使用蒂华纳的名字。在这一政策出台后，可以想象那些如莎士比亚（把一些罪行肇事地点设在丹麦）和贝尔托·布莱希特等将国外之地构想为其作品中丑恶故事的发生地点的作家所经历的混乱。试图控制一个距离好莱坞仅两个小时车程的边境城市之文化符号的使用，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变得更为古怪离奇，因为全球化背景下诸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都不只在一国领土范围内完成，而是常常依靠媒体虚拟的空间网络。由此看来，蒂华纳城注册专利之事显得荒唐的原因在于，它没有遵循文化交往互动的特点，而是将文化间性设定成了文化认同的对立面。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于解决美国与拉美之间的文化冲突有什么帮助吗？墨西哥与美国有些经济学家及政治家坚信，任何多民族融合所必需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调和，最终会如英格尔哈特、巴萨内斯及内维特所述，因为“对民主的共同追求”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相同或互补而自然实现。上述几位作者在书中认同美国和加拿大的新教传统与墨西哥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天主教传统之间存在冲突、不合拍之处，因为一方推崇辛勤劳作的社会道德，而另一方主张“闲逸、宏大场面、慷慨、不平等与男权”。同时，他们也相信，当我们意识到跨国融合过程本身就有利于社会开放以及人们对新概念事物的接受从而推动社会变革时，我们会发现，或许上述这些因历史造成的差异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北美国家融合的实现依靠它们的共同利益：发展开放市场，建设民主政治，减少国家机构干预以促进全球化。然而，正如我们所知，这三个实现融合所需要的共同点，其实就能激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三个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几位作者虽然对于贸易自由持乐观态度，却一致承认“自由贸易将导致政治对立，因为贸易本身在选择关注旧问题还是新现象时，就促成了一定的对立关系”。近年来边境冲突与移民问题恶化表明了文化难题实属不可解决，如美国境内与拉美区域内的多民族融合、新移民与老移民的共处，以及对各国少数族裔及其区域权利的充分认可等问题。关于意识形态差异巨大的各种叙事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影响着边境问题的解决，为此我们应把其纳为全球化的一个专门类别来进行仔细分析。

不光因为自由贸易协定，拉美的“美国化”和美国的拉丁化趋势加剧。如我们将在关于文化产业的章节中所分析的那样，拉美音乐正在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以及美国文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在迈阿密制成的西班牙语的碟片、光盘和电视节目重构了拉美符号，并对拉美文化在美国的推广进行了重新定位。文化产品制作企业向其他区域销售产品，促进了几个洲的艺术家、销售商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互动。自由贸易协定所需要和允许的一定的各自独立性、由南至北的大量移民，以及文化产品和信息的转让，正在日常习惯和商业流通等方面改变着这些区域之间的联系与距离（Yúdice, 1999a）。

6. 在美国老大哥监护下的友好睦邻关系

以睦邻友好为原则的官方话语常常会掩饰文化冲突。睦邻不仅限于外交礼节，因礼节事宜本身就与文化阐释相关，比如要先了解对方的文化习惯才能正确地接待对方。拉美应对美国的方式应当区别于应对欧洲的方式（如“两个世界的相遇”）。这些年来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出现在约翰·肯尼迪的儿子对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采访中。这位美国的外交政策总管如此概述美国与加拿大关系的特点：“美国人十分幸运能够有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两大洋之间，且与我们相邻的两个国家都对我们非常友好。当您放眼全世界时，您会发现我们这一情况是多么独特。我旅行的时候，常会想象如果美国受到过拿破仑或希特勒的入侵，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总统先生也常谈及这个问题。入侵的历史在世界民众间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世界观。美国人没有被侵略过，也没有被外来力量占领过。这么说是因为我不是美国原住民：对于美国人来说，未曾遭遇过入侵让他们感到自己刀枪不入，这对其他国家来说并不常见。”（Kennedy,1998）

这一论证有几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美国人因未被侵犯而自感强大的解释。这段话有一个相关假设，即加拿大或墨西哥可能有实力去侵略美国，但它们没有那么做，因为它们是“友邻”。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对于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来说略显荒诞，因为他们都明白侵犯美国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冒险，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人们可能会问：为何美国人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讲述历史呢？我能想到的一个解释是，把他们强大的原因归于未受到过侵略，其实就是在为美国打造一个不会侵犯他人的国家形象。采访中的另一个细节也可证实我这一解释。在访谈中，奥尔布赖特这样总结她对二十世纪历史的哲学思考以及美国在二十世纪历史中的角色：“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我们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美国该如何恰当地使用它强大的权力？美国强大权力的使用与否已经决定了二十世纪的好与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欧洲局面一片混乱时卷入战争。然后，在‘一战’与‘二战’之间那一时期，我们都对欧洲政治保持了置身事外的立场，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再次被卷入战争。”

现在再来看这一论证，逻辑就更加清晰：美国对其他地区的干预成就了二十世纪的美好，那么美国的行为就不应该被称为侵略，而是造福其他民族的忘我奉献。可是那些受到美国干预的国家并不这么认为，所以美国也不是总能保持“强大”信念和良好的自我感觉。讲到这里，大家应该会想到越南。奥尔布赖特在访谈中有一个瞬间记起了美国的那段经历，但马上她又话锋一转，将注意力转到波斯尼亚事件上：“经历过越战的人这么说：‘越南的事儿其实不是个对我们来说多要紧的事。要是掺和进去，我们将陷入泥潭，我们会被困在那儿的。那是个内战，我们不想与这个内战有任何瓜葛。’以我的职业经历来看，波斯尼亚可以说就像当年美国没有介入欧洲混乱局势时的情况一样，如果美国早一些采取行动对付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都不会发生。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再早些采取措施面对波斯尼亚的暴力罪恶行为，我们可以占据更多优势，以决定那一切是否与我们无关。”实际是，1999年在南斯拉夫发生的轰炸事件表明美国依然习惯对其他文化强加保护，但这一方式并无实效。

总之，从这个角度说，世界上意义的存在以及这个意义到底是好是坏，都是由美国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评判结果来决定的。即便是判断是否与美国一争高低，这是否真的“与我们密切相关”，也得有美国人的介入。看来在这些关于文化认同的单边主张中有否定多中心路线的倾向，而多极主义又常与全球化相关联。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那些自我肯定的叙事很难理解复杂的跨文化交流及其多样的世界观。反过来，那些吹嘘霸权主义权力的故事也将无法理解人类交流中的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社会科学研究和政治工作的目标不仅是文化认同问题，更多要关注多样性、冲突以及跨文化合作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艺术家艾伦·塞库拉在inSITE97艺术展上提出用一些其他意象来表示美国与其南部拉美国家的这种文化冲突。他展出的照片拍摄对象有在墨西哥北部的韩国工厂（来料加工厂）劳作的墨西哥工人、海军陆战队队员、对墨西哥北部地区进行调查的美国参议员、住在新环球影城旁边草舍里的渔夫。新环球影城建在蒂华纳南部海滩柏坡特拉，电影公司选择这里来拍摄电影是为跟来料加工一样，利用墨西哥的便宜劳动力，因为墨西哥的工资水平比美国低90%。《泰坦尼克号》等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塞库拉把照片里展示的“介入”解读为自1840年以来“白种人开发之旅”的延续，在这一延续之旅中，他们来到下加利福尼亚州, “一个档次较低的空间、不成熟的自由理想之地，那里的龙虾可以随便肆意地吃,那里的汽车开起来毫无章法”。“而现在，好莱坞也要南逃，跨越边界的三道铁栅栏，以此来完成它对现代性历史进程独特且成本昂贵的表述：现代性进程正濒临深渊。群众演员漂浮在假尸体之间，颤抖着，并根据指令做出各种挣扎和喘不过气的动作，装成溺水的样子……墨西哥北部边界的工业区就是前景暗淡的泰勒之家的原型。”

参展的智利从南部运了一个大冰山到北边并让它继续漂浮，以其现代生产力的范例来进一步对上述隐喻进行论证。美国把“泰坦尼克号”运到其领地以南让其沉没，而智利设计“重新漂浮”，预示着“一个未知的来料加工的古老先驱，存储并调遣廉价劳动力，用于配合名为‘种族隔离’的机船的水上行动。这个机器在整个生产线的两端，对于民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漠视，但是对于文化，则有不同的反应，犹如浑浊之水上面漂着的一层油”（Sekula, 1998:103）。

本文节选自《想象的全球化》第三章《市场与跨文化：介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拉丁美洲》，作者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系阿根廷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