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机少年，劫后余生

32岁的梁攀龙依旧寡言，一如14岁时面对围满周遭的记者。

当年记者的到来，是因梁攀龙的一次离家出走。急于挣脱父母、学校，他从湖南怀化老家扒上火车，去到昆明。被警察送往昆明市救助管理站后，他和站内认识的男孩束清再度逃离。

傍晚，两人藏在途经的昆明机场中过夜，清晨醒来，一架飞机立于眼前，感到新奇的他们踩着轮胎，爬进起降舱玩耍。

余下几分钟，飞机突然加速、起飞，梁攀龙本能地抓住舱内一截金属杆，并肩的束清什么都没抓住，成了一道灰影，一闪而过。2004年11月11日8点12分，他被发现坠亡在跑道上，91分钟后，蜷缩在舱内的梁攀龙亦被发现。

“如果没遇到我，肯定人家也不会是那种结果。”7月3日，在燥热的重庆，梁攀龙在他的宠物店里接受了采访。提及旧事，语气少有起伏。他忙着给宠物推毛，眼神游移在一茬茬未理的毛发中，问几句，他才淡漠接上一句。多数时刻，对话因风干机的轰鸣中断，回忆也像戛然空白。

当初留着寸头、戴眼镜的那个秀气男孩而今高了不少，18年已过，他身板仍然瘦削，染烫后的黄色卷发耷在泛白的脸上，眼神蕴着疏离，又有些决绝的意味。

在梁攀龙父母眼中，他始终把各种事闷在心底，也未改“叛逆”：扒机事件后，大学辍学、辗转各地打工、闪婚……如今他已离婚，5岁女儿由父母帮他带着。

几乎每天，梁攀龙都在店里工作12小时以上，点相同的汉堡外卖，抽掉一整包烟。相比店租、房贷、女儿学费开销，过往的叛逆似乎已在忙碌中“模糊”，只是时不时的，一些朋友刷到“扒机”回顾视频，会问他：

“这个人是你吗？”

逃离

扒机前，梁攀龙已多次离家出走。

“（他）开始出现异常是打《传奇》，打打打，一天到晚都不想回家。”按照梁攀龙母亲左君的回忆，儿子上五年级时，嫌家里早饭难吃，每天要5块钱到外边吃，结果全用去打游戏了。那时她常半夜查房，提防儿子又跑网吧。

少年的梁攀龙和母亲左君。 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翻拍

其时的网吧，不管来者是否成年，给钱就让进。学生享半价，通宵只要5块，还能欠账。左君和丈夫因此“被两个儿整惨了”，两个儿子都爱打游戏，尤其梁攀龙能在网吧连泡三四天，有时还是哥哥在QQ上留言才找到人。找不到时，夫妻俩停下手头事，跑遍怀化的网吧，偶尔有路人帮忙指个方向，“心里都很感激。”

左君坦言，儿子“失踪”多了，她和丈夫实在气不过时，也会动手，“但下手都有分寸”；她还曾在校方要求下陪读，“冬天很冷，老师硬让我去把他守着。他们在教室里，我在门口守他。”

守到2004年3月末，梁攀龙扒火车跑了。

平日上下学，火车就在眼前穿梭而过。他家就在湖南怀化铁路总公司生活区，紧邻火车货场，时有列车停靠装卸货物。第一次扒车时，梁攀龙不知道目的地，也无所谓，车拉到哪，就在哪儿下，他躲在装煤的车厢里，饿了，直接摘沿途种的蔬菜水果吃，最终抵达张家界，他“玩”了几天，再扒车回家。

“很落魄”，左君回忆，儿子回到家，一身脏兮兮，衣服都黑了，但她不敢打不敢骂，怕他又跑了，赶紧给他洗澡、做饭。那时他倒是会领情，会讲讲沿途碰着哪个好心人给他饭吃，但就是不说为什么要跑，左君试过和他谈心，问家里哪里对他不好？“他说没有，对他好。”

不到半年，梁攀龙再度扒车，去了贵阳。路上他拖鞋掉了，打着光脚在路边休息，结果被一辆三轮车撞伤，所幸路人及时报警。那次，警方及贵阳、怀化两地报社花了一周才联系到左君——梁攀龙始终不肯向警方交代父母电话。

左君记得，从交警那里接回儿子时，对方说了句：这孩子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要好好管教。

但从贵阳回来，升到初一，梁攀龙的网瘾未减。老版《传奇》满级60级，他打到40多级。光是因为逃课打游戏给老师写的保证书，就有厚厚一叠，据《潇湘晨报》往期报道，其中一份保证书写着：“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就是实在控制不住。”

当时，《潇湘晨报》记者也走访了梁攀龙就读的怀化五中。他初一的班主任苏平芝说，梁攀龙擅长画画，是班上的宣传委员。和同学处得也很好,“他是一个很自信的孩子，上了一段时间课，我发现他胆子大，发言积极，总想表现自己，爱出风头。”但苏平芝完全想不到，他有天会“扒”上飞机。

“（父母）他们没办法管住我”，梁攀龙坦言，那时他就是厌学，觉得校园生活单调无趣，只要不在学校，不被人管，在哪都行，“出去也觉得挺开心的。”

2004年11月5日，他扒车去了昆明。正是那时，他在救助站碰到束清，一个和他同龄，看着干干净净，身高1米5不到的男孩，他向束清提议逃跑，中午打篮球时，两人趁着工作人员照顾几名心智障碍儿童的间隙，悄悄离站。

束清是因家庭破碎而流浪。据《都市时报》往期报道，束清老家在云南禄丰市，父母早年离婚，母亲夏会芬一人种地供他与哥哥读书，但他6年级就已辍学，之后因与父亲发生争吵、被打了一顿后负气出走，碰到梁攀龙时，他与家人已经失联一年多，期间一直在外流浪。

逃出救助站后，两人也分享过彼此的家庭过往，期间，他们漫无目的走着，11月10日傍晚，两人经过昆明机场，天有些冷了，他们钻过候机楼的围墙，藏在停机坪茂盛的草丛中过夜。

梁攀龙不知道，近千公里之外，左君在每晚睡前，都会把炉子里的煤加满，想着万一儿子半夜回家，好给他烧水洗澡；他更不知道，命运即将袭来最为残酷的一幕。

事发前，梁攀龙与束清所藏匿的飞机。 重庆晚报记者 史宗伟 图

扒机                                                                                                                   

“到现在我都不太清楚为什么当时我没掉下去。”梁攀龙回忆，飞机启动瞬间，他懵了，飞机开得很快，起降舱离地面又高，他根本不敢跳。等升空，他只觉身旁闪了下，“（束清）人就消失了”，回过神，舱口外一片空茫，自己正紧抓着舱内的金属杆。

随着起降舱封闭，他被轮胎架卡着，有些动弹不得，之后飞机持续升空，他热得无法忍受，脱掉了外套。事实上，这种“热”，很大程度上是人在温度骤降时，体温调节中枢出现的“感知麻痹”，在飞机平稳飞行的平流层，温度虽然会随着高度增加而升高，但基本在零下数十摄氏度。

在高寒和低氧中，“扒机”者很难挺过恶劣的空中环境。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数据，自1947年以来，截至2021年2月，全球共有129人躲藏在飞机上进行偷渡，其中有100人（约占78%）死亡。

好在梁攀龙乘坐的这趟昆明飞往重庆的航班，时长仅一小时左右，在舱内剧烈的轰鸣声中，被卡在舱内、屁股坐到轮子上的他，扛过了万米高空的低温、低氧、低压。

但在飞机即将落地时，惊险重演。随着起降舱再次打开，他的身体随起落架缓缓下坠，仿佛“悬”在半空中，他记得，当时身旁的云很漂亮，但风很大、很冷，他快受不住了，沿着轮胎上的金属架往上爬，单薄的身板最终在求生本能下，重回舱内。

“冻僵了”，梁攀龙回忆，自己只能在舱内躺着，很快，飞机落地后，一名机场工作人员根据他那件挂在轮胎架上的衣服发现了他，将他抬了下来。当晚，在昆明机场领导紧急要求下，梁攀龙再次坐飞机返回昆明，隔天在警方陪同下还原事发经过。

此后两天，两少年扒机、一死一伤的昆明机场“11.11”事件火速发酵，轰动全国，昆明机场于11月13日召开媒体发布会，坦承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该机场副总经理王进胜当时表示，飞机8点10分起飞，12分发现束清坠亡后，并未想过还有其他人在飞机危险部位。而在机场着手清理现场、通报机场指挥中心、召开紧急会议时，飞机已将于9点10分落地重庆机场，“想采取紧急措施也来不及了。”

他同时解释，针对波音飞机，机场会在起飞前检测起降舱，但梁攀龙乘坐的空客机型则没有专设该检测程序。据《都市时报》往期报道，束清母亲夏会芬曾打算起诉昆明机场，要求赔偿20万元，经过协商，昆明机场一次性补偿火化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共7万元。束清家属一方和机场方均放弃追究对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期间，梁攀龙也参与过记者发布会，他话不多，像挤牙膏般，问一句答一句，他表示，是束清先爬进舱的，两人玩了会儿，他提议下来。但束清还想玩，结果起飞了，“我看到他掉下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当时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想要是我也掉下去了，那就算是我倒霉，我不怕死！”

梁攀龙（右）在记者会上。 重庆晚报记者 史宗伟 图

如今被问及是否有提议让束清下舱，梁攀龙称：“整个过程就几分钟，没有说这些。”他坦言，那时他对死亡的概念是模糊的，扒机的事被问得多了，才慢慢意识到严重性。左君说，去昆明机场接儿子时，她能感受到他对所犯错误“非常难受”，但他不愿对此袒露心声。

梁攀龙一家离开昆明后，他们与束清家人再未联系。云南禄丰市金山镇官场居委会一工作人员表示，夏会芬目前在当地一蔬菜大棚基地打工，常忙活到晚上，“日子过得还是挺苦的”。澎湃新闻记者通过其亲友联系夏会芬，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复。

伤痕

对梁攀龙一家而言，扒机后的生活“重建”并不容易。

首先是反复纠缠的高空后遗症。回到学校后，同学一吵闹，梁攀龙的耳朵里就会“嗡嗡”作响，他的耳朵不时灌脓、耳鸣；脑袋发胀，好像下一秒人就要倒下。难以投入学习的他，作业经常出错。左君说，打针、吃药一段时间后，他的症状反而有加重之势。耳朵一痛，眼睛也痛，晚上腿还抽筋。

2005年1月，一家人进京求医，检查显示，梁攀龙右耳耳膜内陷，左耳耳膜穿孔，他被诊断为航空性中耳炎和听力受损。此后将近一年，一家人辗转湖南、云南等地就医，后遗症才逐渐消失。

梁攀龙在北京诊疗中耳炎。 都市时报记者 罗立高 图

心里的伤痕似乎更难痊愈。

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梁攀龙说，从他记事起，父母关系就不好，他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升初一后父母离婚，除了给书杂费，对他不管不问，他经常挨饿，“我死都不愿意回家。”

据《重庆晚报》往期报道，被接回家后，梁攀龙才向记者承认，记者会上，他由于过度惊恐，怕受到处罚，编造了许多事，其中离婚事件是根据一朋友故事编造，自己也跟父母道歉了。

但想起那些话，“我们的心像刀割一样”，左君说。

左君与丈夫梁开胜都是四川人，1991年，左君父亲作为铁道工人，被分配到怀化工作，左君夫妻带着两个儿子也跟了过去。一家四口租了间柴房改成的木棚屋，两张床勉强挤在一起。那时，全家收入仅靠梁开胜一人维持，他打零工、给人修房子、或是在铁路公司帮忙架线。等孩子大些了，他独自前往佛山南海一家陶瓷厂打工，每月工资一千出头。

尽管家里并不宽裕，他们未曾在孩子读书上懈怠。左君说，梁攀龙自小喜欢画画，也有天赋，她就给他报了美术班，每月学费要一百；哥哥在长沙读体校，一年开销将近一万。梁开胜在南海紧衣缩食，每月开销控制在一百元内，有次他生日，只给自己买了瓶矿泉水庆祝。

但像梁攀龙喜欢宠物，家里绝不吝啬，买的斑点狗养到五六十斤，被人偷了，梁开胜专门坐火车带了条萨摩回去，鹦鹉、八哥、兔子，也买了不少。

“我们还是尽力了的，我们文化程度（小学）也就那样，他说什么都相信他。”左君记得，儿子出走昆明前天晚上，还给他爸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学画画要浪费好多东西，爸爸打工好辛苦。那时她还很感动，没成想，转眼他就失踪了，再看到消息，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他的“家庭不幸”。

“他什么事都闷在心里”，左君说，儿子其实很少和她提起那些谎言，也没解释。她的困惑也在加深，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儿子了。但只要他能回家，“我们就觉得开心。”

而在梁攀龙结束治疗，重回学校后，他没再打游戏了，“没什么兴趣了。”他没留级，跟着同学直接读初二，他记得，那时突然对学习来劲，想考好点，热衷买教辅刷题，常熬到凌晨3点，“做两道题，觉得时间很快。”

梁攀龙说，那时，他与束清相识、再到他坠亡的记忆，总在脑中回放，他自责认识了束清，导致他的死亡。他也觉得愧对束清的母亲，想着以后挣到钱了，能去看望一下。

这些想法，他很少与别人提及。至于记忆给他带来的其他影响，他不愿再提，只说到高中后，那些片段“越来越模糊了”。

高一，梁攀龙的厌学情绪复燃，直接退学，“可能单纯觉得没意思。我这种性格想到什么是什么，反正先不读了，然后再看。就性格很不好嘛。”

后经重庆晚报一名记者牵线，他转入重庆工艺美术学校。在新学校，他和同学话题依旧不多，埋头干自己的事，“在同学看来我比较孤僻。我也不会去在意别人。”

但他补充说，自己和老师、同学关系还行。大学考到四川美术学院后，他还被选举为团支书。专业课成绩优秀的他，还会帮老师指导同学。在左君眼中，儿子也有活泼的另一面，“其实很会结交朋友。”

只是大一后，梁攀龙成绩开始下降，有的老师他不喜欢，干脆不去上课，补考、重修也不去，“直接挂掉。”他回忆，到了大三，他总觉得当初选的艺术教育专业没啥前景，有时和舍友讨论，其他人也有同感，说算了不读了，“我说我明天走，然后我就走了，他们没走”，大三没读完，梁攀龙直接离校了。

那时辅导员让他回去，室友建议他先办休学，左君和丈夫专程跑去学校求情，他们想，读了十几年书，至少得把毕业证拿了，但梁攀龙连学校电话也不接，拖到最后，他被开除了。

至今，左君仍留着儿子初中以来画的素描习作，7月1日，她向记者展示时，抱下柜子中的一摞，小心地在地板上一张张排开，“唉，可惜了，没把这些东西弄弄好，半途而废”，她说儿子仍留着画具，颜料，想着有空画一画，但她清楚，哪有时间了呢？

这天傍晚，左君和丈夫去宠物店里看望儿子，彼此都有些相对无言，说了几句，梁攀龙又忙工作去了，在吹风机的轰鸣中，她与丈夫站在一旁看着儿子，像有话想说，但还是离开了。

7月1日，左君和孙女在整理梁攀龙的绘画习作。 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图

出路

很多事，梁攀龙觉得父母文化有限，给不了什么建议，他“想做就去做了”，但在左君眼中，他是“我行我素，不顾后果”。

辍学后，梁攀龙的出路看起来波折不断。

早在读书时，他就迫切想要经济独立。高中时，理科拿手的他通过网上联系，跑去深圳做家教；自己租房开过绘画班；大学则跑各种兼职，还买过一段时间彩票。他不爱和家里拿钱，挣的钱全用作日常支出和购买绘画材料。

正式工作了，梁攀龙却随性得多，辍学后他曾在艺考机构做老师，因为看不惯一些灰色地带选择退出。梁攀龙女友张倩记得，他还在一所中学做过近3年美术老师，主动辞职了。

“本来画画也是自己爱好，工作的话就不想干了”，梁攀龙说，他从小喜欢宠物，干脆去宠物医院上班，但因为医院会养一些狗，专门用来给其他狗输血。他觉得太残忍，就不干了。紧接着，他去宠物店实习，呆了一个月又走了，原因很简单：老板话太多了。

2016年，梁攀龙自己开了家宠物店，很快适应这个不用打卡、也“不用怎么和人说话”的工作。宠物店供货商赵江回忆，那年他去了好几次店里，想谈合作，梁攀龙都说老板不在，后来他还是从其他店员口中得知真相，“他比较内向，熟了还好，话还蛮多的”。

因为收费普遍比同行低个二三十块，梁攀龙店里生意一向不错，有时忙到半夜。平时晚上9点下班，他会去母校川美逛下，那是他少有的放松机会，他同学都毕业了，路上几乎没人认识他。不过在开了分店后，他很少回校了。

“读书还是有用的，那时不懂事，太叛逆”，梁攀龙轻轻地叹了声，同时盯着手底的一只猫，不紧不慢地给它剪着指甲。

2016年，梁攀龙（右一）与家人合照。 受访者 供图

而如果不是一场短暂婚姻，梁攀龙或许不会中断宠物店工作。2018年10月，维持了2年的婚姻破裂后，他将两家店全部转手。

赵江说，梁攀龙结婚后，妻子没上班，开销也大，等到两人离婚，“（他）拿了3000块钱就走了。”

提及这场婚姻，左君接连叹气。2015年，梁攀龙与前妻在宠物店认识，交往不久就想结婚，左君没同意，“他都知道不能和她白头偕老”，但始终放不下。隔年，两人意外有了孩子，还是结婚了。左君夫妇俩则用积蓄给他付了重庆一套婚房的首付。

孙女刚出生两个多月，多是左君和丈夫在带。左君说，女方不做家务，多是打麻将，玩手机，花钱挑贵的买，“反正不存钱”，让她在宠物店帮忙收银，“（她）说不得行。”

左君、梁攀龙与他女儿外出游玩。 受访者 供图

生活矛盾难以调和，两人最终离婚，女儿由梁攀龙抚养，那时他没跟左君商量，直接卖掉婚房，将首付还给了她，此后，他将女儿交由父母带着，自己开启了“迁徙”式打工。去新疆帮朋友开宠物店、去昆明承包工地钢架出租、去广州干物流……

提到离婚后的这一系列抉择，梁攀龙不愿展开回忆，多是一语带过，仿佛一切皆是理所当然。

梁攀龙在全国各地“漂泊”期间，左君很少收到他的消息，打电话过去也很少接，左君觉得，儿子不接电话是因为“混得不好，不好意思”。像他在昆明被骗了好几万工程款、乃至做物流一直被拖欠工资，左君都是事后得知，就算他已经山穷水尽了，也不会向家人开口要钱。

“都希望给家里面说好消息”，梁攀龙说，碰着什么紧急事，他只和朋友求助，对朋友也会慷慨相助。在昆明被骗后兜里只剩3万元，“朋友找我借，我就全部借给他。到现在都没还我钱，把我拉黑了。”

2019年，兜兜转转，梁攀龙又跟朋友借了钱，开回宠物店。

多数时间，他独自在店里忙活。生意受疫情影响，他没再雇人。只是他的工作量未减，店从早9点开到晚9点，老顾客断断续续来，4个临时关宠物的笼子空了又满、满了又空，呛喉的动物体味则始终浮在店里，空调都吹不散。梁攀龙早已习惯，专注给一只只猫狗洗澡、剪毛，休息间隙抽支烟，顺便回下手机消息。

梁攀龙的女友张倩，劝过他换工作，她觉得现在宠物店竞争太大，店里每月租金要6000元，两人还一起供了套房，每月也要好几千房贷。只是，劝说没用，“你多说两句，他又不说话。”张倩大他5岁，也带着个小孩，机电设备销售的她工作也忙，很多事都随着他了。

在梁开胜眼中，儿子的工作并不稳定，店里旺季，流水两三万，扣掉成本，一个月落得七八千就不错了，还要承担女儿读书、生活的各项开销。左君记得，儿子朋友给他弄过抖音号，想借当年扒机的事迹开直播，卖狗粮，但他没啥兴趣。

“他很能吃苦。宠物店一般人受不了的”，左君坦言，她一直不希望儿子做这行：脏、累、忙，十天半月见不着一次面，常是下雨天没啥生意，他才会回家看看女儿，要是换个早点下班的工作，至少以后能辅导女儿作业。

7月1日傍晚，梁攀龙的父母带着女儿去店里看他，女儿有些兴奋，不时逗弄店里的宠物，欢腾地跑着。

“有小孩了，慢慢更理解父母那一辈了。”梁攀龙说，他也想多陪陪女儿，只是店里飘着宠物毛发，细菌又多，他不放心女儿过来。他曾考虑转做餐饮，但疫情期间行情不好，又作罢了。他说现在性格不像从前，不会再无所顾虑地在各地跑来跑去了。

梁攀龙给女儿过生日。 受访者 供图

眼下，梁攀龙似乎已习惯了一直试图逃离的“单调”。

每晚临10点，沿街的喧哗已归静默，店内的宠物基本也被接走了，他独自扫着地上残留的毛发，收拾垃圾、关灯，最后，熟稔地拉上卷帘门离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张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