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松月在庭邀朗润——中古史中心图书馆纪事

一

学期里总会有那么几次，研究室的玻璃门被“笃”“笃”敲响：

问一下咱们这儿的图书馆在哪里啊？

他们在大学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中找到标志着“ZGS”后缀的图书，骑上小黄车，来到之前似乎从未到过的学校最北边，跨过季羡林先生题写“朗润园”奇石的水泥桥，或者乾隆题写“断桥残雪”牌坊的小石桥，或者是原本连扶栏和名字都没有的大石桥，便会来到一个岛上。

通向朗润园的石桥

在岛上，花木扶疏的青砖院落中，他们走进一个夹道，推门，便到了“ZGS”缩略语代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对于第一次到中古史中心的访问者来说，即使拿着手机定位，找遍前院的所有角落，也不会发现图书馆的踪迹。庭院深深的感觉，让他们不敢往深处探视。

我的研究室正当大门影壁，是院子里最显眼的一间，便常常被他们当作值班室，敲门垂询馆址所在。有一回，一个鲁莽的小伙子进来，先喊了一声“大爷”。

“大爷”我有点忍俊不禁，站起来带着他走到影壁跟前，指着通向后院的穿堂说：

穿过那里到后院，正中间的大门，就是图书馆。

二

中古史中心图书馆现在的院子，是在2001年落架重修后才启用的，一晃已经二十年了。

在此之前，这里是北京大学教职工子女的幼儿园。2016年诗琳通公主来中心访问的时候，中心主任荣新江老师告诉她“红旗幼儿园”这个名称，她马上说：

我来北大留学的时候，北京的好多地方都用红旗称呼，红旗公社、红旗大队、红旗制造厂什么的。

不用翻译就这么对话起来，她的汉语理解表达能力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入微，让我由衷佩服。

2016年诗琳通公主来访图书馆

红旗幼儿园再往前追溯到清朝，这里被称为春和园，嘉庆皇帝赐给了他最小的弟弟庆亲王永璘。之后咸丰皇帝登基，又赐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䜣，并更名朗润园。

清代笔记《啸亭杂录》记载，庆王是乾隆的第十七子，贪图享乐，兄弟们在觊觎皇位之际，他只是说：

皇位即使比雨点还多，也不会砸到我头上，我只希望哪位哥哥登基，把和珅的院子赐给我，就心满意足了。

嘉庆即位，扳倒和珅，果真把和珅在今天柳荫街东边的宅子赐给了永璘，之后，把郊区圆明园南边的这座春和园也赐给了他。

很巧的是，城里城外这两处庆王府，到了咸丰登基，又都赐给了恭亲王奕䜣，成了两处恭王府。不过，奕䜣对朗润园的宅子似乎更满意，平时自称“朗润园主人”。

当时朗润园的牌匾，是咸丰皇帝的御笔。咸丰还将圆明园东边五弟奕誴的熙春园赐题“清华园”。所以清华的“清华”和北大的“朗润”，都是咸丰元年（1851）前后改名。它们的出处，应该是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里称道玄奘品节的句子：

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

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

三

中古史中心的这个院子，只是当初朗润园西所三进院落的后两进。图书馆之所以放到后院，是因为单一的大厅不敷使用，只有利用上后院的罩房，才放得下基本的藏书。重新改造的后罩房作为书库使用，与作为阅览室的大厅连成一体，突破了四合院形制原本的局限。我看李孝聪老师的文章，这个缀合创意在建筑学上的术语，叫做“勾连搭”。李老师还说：

正是从中古史中心迁入新址的这一天开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毗邻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恢复古建筑原有布局的保护性施工，翻开了北京大学校园内历史园林建筑全面整修的新一页。

诚如此言，中古史中心图书馆的书库，前面为四合院大厅遮蔽，后面和季羡林先生曾经居住的朗润园13号家属楼隔水相对，掩映在树木丛中，丝毫也不抢眼。书库北墙外乱石帮岸，夏天的时候，水面红蕖绿荷，正是季先生称道的“季荷”所在。

这个并不显山露水的书库，没有改变古建园林的任何观瞻，却收藏着近十万册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多语种图书资料，凡是在北大图书馆检索系统里标注了“ZGS”的图书，便在这里随手可取。

中心图书馆的方便之处，在你只要带了任何一种身份证件，就可以在图书馆门口换得阅览证，自由出入于书库之中，选取你检索的图书，带到大厅两边的阅览室中，从事研究。

图书馆阅览室

自由徜徉的好处，是在你检索到的图书前后左右，矗立着同一专题的其他书籍，仿佛同类问题的无数专家背着手，站在那里准备和你对话。一个人搜集资料的精力总是有限，中古史中心专业类图书馆的购置，是出自中心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推荐，总能在你关注的方向上助你一臂之力。

这个庭院深处的中心图书馆，反而是北大校园里最自由、最开放的读书空间。

四

中心图书馆坐落在朗润园是二十年前的事，中心的图书建设，却是从更早的中心成立的1982年就开始了。所以，中心图书馆助力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作用和影响，已积四十年“生聚”之功，是中心教师前后经营的结果。

我最早开始接触中心图书馆，是2000年来中心做博士后。那时正是中古史中心最居无定所的时期。但是每当确定一个地方，老师们首先考虑的是将捆起来的图书释放到书架上，供师生充分利用，毫不耽搁。2000年7月我入站不久，即参加了将中心图书由静园六院搬到理科楼群的工作。再过一年，又不厌其烦地下架、打包、装车、开箱、上架，让它们归置到了朗润园现在的书架上。

理科楼群的一年中，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荣新江教授正在从事着“盛唐工程”和“出土文献与传世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也开设着“唐代长安”与“石刻史料”的课程，大平层里的书架，全是当时急需使用的资料。以唐代为主题的各种文献，似乎没有比这里语种更全、更新更快的集成处。

2000年12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尚君教授在北大开会，抽空来看资料室，荣老师让我负责接待。从傍晚六点二十将他从勺园的宾馆接到那里，到十一点二十离开，陈老师一刻也不停地翻阅、复印他所需要的唐代资料。陈老师以《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的卓越贡献闻名学界，学界送他一个“唐代户籍警”的美誉。但是那五个小时，他在这里得到的“漏籍户”信息，一定令人惊叹。我在边上看书，也惊叹他的博闻强记，同时为中心唐代文献的丰富性和及时性而自豪。

五

这样的例子无独有偶。

2001年在朗润园的图书馆落成后的书架前，第一次来参观的傅璇琮先生也在大量日本学者唐代文书研究的图书前驻足不前。那个时候他在从事唐代翰林学士传论的研究，中村裕一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著作，正是他一直想要参考而无从取得的成果，如今在这里竟然一网打尽。

荣新江老师在他后面说：

傅先生您可以把需要的书取下来，我们帮您复印了寄给您。

于是一摞子日文书被傅先生拿下架子，他有点不安地说：

这个实在太麻烦了，要不把我将来的书也算在您的项目里吧？

十年一剑！《唐翰林学士传论》成了傅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唐代文学论著，而中古史中心的图书馆，曾经给他提供过一炉淬火用的上好木炭。

搜集齐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著作，并非易事。中心图书馆有时也只能先从其他图书馆和学者手中借来复印，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购置原书。我在中心做博士后的两年中，正是唐代文献最为集中配置的时期，曾经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原版图书盖过“盛唐文库”的印章，为复印的图书写过书脊。

2016年，我在中心承乏指导的博士生郭桂坤在朗润园写出《唐代奏敕研究》的毕业论文时，看到他征引的大量唐代制度史日文书籍，正是此前十多年中心图书馆所购置的图书，心中暗自感叹未雨绸缪的功德。

中心的每一本图书，早晚都会在这里等到它的读者。

春天到来时候的中心图书馆

六

中心图书馆的藏书是中古史中心学术理念的体现。

曾经在中古史中心的报告厅里被问到史料学的问题，在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之间应该如何倚重？我指着后面的图书馆说：

看到中心图书馆的布局了吗？书库之外，两个阅览室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耳房，东边的房间里是大部头出土文献为主的出版物，从马王堆到走马楼，从敦煌到吐鲁番，从长安到黑水城，不一而足，那些都是新出史料。西边的房间里，是以《四库提要辨证》闻名的文献学家余嘉锡的旧藏，它的斋号却是“读已见书斋”。

中心图书馆藏书的格局，就是我们认同的对于历史资料的态度。

在紧张的书库空间里，中心还不惜工本地买下了两套《四库全书》的影印本——台版的文渊阁和大陆版的文津阁。我并不知道中国高校的哪一个院系图书馆有过这样的壮举，只知道北大的大图因此也趁势省下了购置第二套文津阁的经费。要想比较两部《四库全书》阁本的异同，在北大，只有中古史中心能够做到。

当我重新开始校勘从事多年的《张说之文集》，要为当年《张说集的阁本与殿本》做出更全面的调研时，摊开两种阁本《张燕公集》的地方，就是咫尺之遥的朗润园阅览厅。

本文作者朱玉麒教授

这套书当然不是为我而买，我使用两种阁本《四库全书》只是一桩个案。无论毁誉如何，《四库全书》从书籍生成史的角度留下了丰富的特质留待我们去探讨。中古史中心作为高校古委会直属的文献研究单位，在“四库学”的领域一直也走在前列，利用《四库全书》的研究培养历史文献的基础，在中心报告厅的读书班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延续有年的传统。

没有这些四库本的配置，断难从容展开这样的研究和培训。

七

在余嘉锡的旧藏还没有捐赠到中心之前，西耳房也是一个阅览室，沿墙排列着海外敦煌西域文书的影印出版物。2002年剑桥大学校方来北大访问，刚刚落成的中心图书馆是专门的“打卡地”，著名的汉学家麦大维教授曾经在这里向剑桥的同仁介绍敦煌文书和英国的关系。

说起剑桥的图书馆，曾经在那里留学的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留下过关于图书馆的名言：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四合院里的图书馆，当然和剑桥的风格迥然有异。我没有问过麦教授对那次中心图书馆访问后的感受。但当他在2011年受邀来到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担任讲座教授时，几乎每个星期六都来中心参加隋唐长安研究读书班的活动，这里的图书给了他从事研究很多的方便。他在离开北大之后发表了长篇力作《皇帝、皇子与州郡》，最后的致谢里专门提到了中心读书班给他的宝贵意见。

四合院的环境确实让外国学者惊叹不已。在中心从事过博士后研究的庆昭蓉后来到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访问，那里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德金博士还告诉她：多年前第一次走进那个四合院时，他为能够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中从事学术研究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八

2011年史睿博士加盟来中心图书馆任职，曾经遗憾这么好的四合院图书馆缺少点缀，便叱名索句。我搜肠刮肚，最好还是回到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句子上，拟联应征：

松月在庭邀朗润，

图书插架富春秋。

其实，松月依旧，插架的图书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大部分的功能逐渐要被电脑阅读所取代吧？中古史中心的图书馆如何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保持其持久的魅力服务读者，应该是不久的将来需要面对的问题。

中心图书馆馆长史睿博士为师生讲解碑帖

好在史睿馆长是一个热衷于古籍数字化的文献工作者，载体转型之前，我丝毫不用担心他会找不到图书馆继续存在的途径。

至少，我们的阅读习惯和纸本依赖还会持续一阵，至少在退休前的几年里，我仍然会有很多的机会听到“笃”“笃”的敲门声在我研究室的玻璃门上响起：

大爷，问一下咱们这儿的图书馆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