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建筑走过怎样的路径，来上海“大烟囱”观展

被称为中国“台湾地区最美大学”的东海大学的校园建筑如何设计？“台北101”出自哪位建筑师？台湾地区在灾后建筑中有哪些实践？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为何？

 “直行与迂回——台湾现代建筑的路径”展目前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办。展览选取了20世纪40年代至今三个世代极具代表性的16位建筑师/工作室的近60件作品，展览梳理中国台湾现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展现台湾地区建筑的最新探索，并彰显建筑师对于其身份的审慎与反思。

被誉为20世纪最美建筑的路思义教堂 陈其宽，摄影：阮伟明

展览名“直行与迂回”撷取自台湾地区应用科学教授何子乐在1999年的同名文章，他以此描述生物系统实现演进与存续的必然手段——单向前进与迂回调整不断轮替的振荡反应。若以同样的模式，来观察台湾现代建筑的演化历程，也可见出同样现象的迹痕。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建筑发展也在直行与迂回间不断更替演进，“直行”可以看作是在全球化脉络下对于现代性的学习模仿，“迂回”则是对于自我位置究竟何在的反刍思索，两股力量交替演绎，建构出台湾地区当代建筑的演进之路。

展览由“建筑的整体”“建筑的无为”“建筑的态度”三个篇章组成。前两个篇章聚焦当下，呈现由曾志伟带领的自然洋行建筑工作室和建筑师谢英俊的探索。“建筑的态度”则是一种梳理，以中国台湾第一代现代建筑师王大闳、陈其宽等为起点，呈现60年来台湾地区建筑的现代性探索。

建筑师曾志伟为展览设计的“大冥想室”

当下：面对自然与面对困境

沿着展馆长长的手扶电梯上二楼，在相对幽暗的平台空间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纱制“装置”，走到入口能看到微微的光亮和隐隐传出的、源于自然的音乐，这件“作品”名为大冥想室，来自曾志伟。

曾志伟被归为台湾地区第四代建筑师，他在台湾出生，小学时被父母送去南太平洋的帕劳群岛，并生活了五六年，对于自然有着特别的情愫。他在台湾地区建筑界的崛起，是因为自然洋行的“少少—原始感觉研究室”计划。该计划以“自然中的学习场域”为题，透过各领域如植物学家、原住民艺术家、气候变化研究者、调香师、灵修者、瑜伽老师等各方的合作与交流，改变过去对建筑的既有思维。展览中的“大冥想室”外观与“少少——原始感觉研究室”类似，皆运用了台湾常见农用的网室系统；其内部则交融了影像、灯光、声音以及精神之物，力图激发体验者对多重感知的觉察。

曾志伟在阳明山上的“少少-原始感觉研究室”

曾志伟设计的森林美学实验学校

“在效率至上、过去耗损资源、全球化浮现更多环境问题的当代，建筑该如何应对多元文化、在地环境？建筑之于高度文明与自然之间，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也正是曾志伟与自然洋行建筑设计团队的探索。展览第一部分“建筑的整体”，以自然洋行过往的多件作品，呈现以曾志伟为代表的新世代建筑师们对宇宙、自然、建筑与人整体关系的思索。这些落地山水间的建筑，亦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思辨与反省。

展览现场曾志伟的建筑模型

走过曾志伟所营造的心灵之地，转而进入谢英俊“建筑的无为”的部分。展览策展人阮庆岳曾在接受采访时，比较了两位建筑师的风格：“曾志伟很轻、很淡；谢英俊其实会很形而下，而且很翔实。曾志伟就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士，谢英俊就像是一个赤脚医生跑来跑去的，教老百姓造房子。”展览“建筑的无为”部分，不少影像记录了谢英俊和老百姓“协力造屋”的场景。台湾“921大地震”后，谢英俊帮助邵人部落重建他们的家园；2004年起于河北、河南推动农村生态建筑，2008汶川地震后，谢英俊协助灾民重建村落……“我们的做法并不是盖好房子，送给灾民。我们提供的协助是部分的。除了设计外，我们将建筑去工具化、去专业化，让建筑回到使用者手里，靠他们自己建起房子。他们得为自己的家园付出劳动力。”谢英俊说。

展览现场，中国台湾第三代建筑师谢英俊“921大地震”后为邵人家屋钢架。

汶川地震之后，谢英俊的杨柳村重建项目。  常民建筑供图

2011年，策展人阮庆岳曾邀请谢英俊与王澍分别利用台北真实街区内的屋顶、后巷等空间，搭建“违章”的建筑，来讨论寻常巷弄里的生命力。这个名为“朗读违章”的项目提出了居住空间和居住权利的“反向”思考。谢英俊的作品“后巷桃花源”针对城市房价高涨，使许多人无房可住，他利用“简化构法”的轻钢架结构，以“开放建筑”模式，回应当下的问题。虽然“后巷桃花源”仅以文献和照片的形式展出，但轻钢架结构则延伸展览的搭建上，参观者可以置身其中，体会谢英俊对建筑议题的讨论。

“朗读违章”中谢英俊的《后巷桃花源》 2011年 常民建筑供图

轻钢架结构运用到展览“建筑的无为”的部分展陈中。

谢英俊属于台湾第三代建筑师，与第四代建筑师曾志伟置身自然不同，他沿袭了早期的现代建筑，尊敬工业化、相信可量产的工业产品，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有房子住。

2017年赫尔辛基设计周，谢英俊让灾民自己动手盖房子的搭建过程。阮庆岳提供

回溯：“现代化的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

在看过两位建筑师案例后，展览的第三篇章“建筑的态度”回溯了台湾地区现代建筑的发展脉络。以“经典凝看”“开东合西”“人与土地”三个板块呈现台湾三个世代14位建筑师的实践。其中包括了台湾第一代现代建筑师基于时代背景围绕全新建筑空间的思考与实践；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在东西结合间摸索本土的建筑观念与语言；以及关注1980年代后期以来，在多元价值盛行的文化环境中，台湾地区的建筑领域对建筑在社会、文化等多层面意义的反思与再讨论。

14位建筑师的名字未必完全熟悉，但他们的部分建筑却为人熟知。

展览现场，陈其宽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模型》1963

第一代建筑师中，陈其宽和“台湾最美大学”东海大学息息相关。陈其宽在1960年代为东海大学设计的建筑包括校长官邸、招待所、旧建筑系馆、女教职员宿舍（也称“卫理会馆”）、东海大学艺术中心（今音乐系馆），以及路思义教堂等。

陈其宽（1921—2007）生于北京，幼时受私塾教育，大学就读于中央大学建筑系，1948年赴美留学，此后在包豪斯创办人格罗皮乌斯的事务所工作。1954年，应贝聿铭之邀，加入设计东海大学校园的建筑团队。1960年创办东海大学建筑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

贝聿铭与陈其宽建筑师。 图片来自东海大学虚拟校史馆

对于路思义教堂陈其宽自己的诠释是：“屋面与墙面合而为一，仔细视之系由四片曲面组合而成，类似倒置之船底，其下大上小之形状，予人以稳定之感，在减少风力及地震影响两方面甚为有利，经再度研究，以采光问题及明确表现结构起见，四片曲面完全分离，于是屋脊部分分开，遂有天窗，具‘一线天’之意。”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建筑图，图片来自网络

陈列于展览中路思义教堂的模型，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到了陈其宽的描述，其双曲面屋顶构成了两条极具美感的曲线，内部交叉的补助小梁，用以承受复杂的结构力量。路思义教堂建成于1963年，在没有现代计算仪器的辅助下，曲面屋顶的弧度完全人工算得，足见这一代建筑师的功力。

展览现场，陈其宽 《东海大学艺术中心模型》1964

陈其宽，东海大学鸟瞰图，图片来自网络。

路思义教堂草坪的南侧，东海大学艺术中心也是陈其宽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艺术中心的建筑设计完全避开乡愁式的传统语言，而是采用了灵活的合院布局、直率的倒伞形构架对理性、安静的现代性建筑做出形塑，在细节处延续了东海大学建筑设计中的传统建筑趣味。

王大闳，台北市济南路虹庐（约1964年）内部照片。收藏于M+，香港，王大闳家属捐赠，2016

与陈其宽同一代的王大闳，1918年生于北京，于上海与苏州长大，13岁进入瑞士的栗子林中学，后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建筑系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在哈佛求学期间，贝聿铭、约翰逊（Philip Johnson）一同师从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1947年，王大闳回到上海，与陈占祥、黄作燊等共同创立五联营建计划所，1953年在台北开设建筑师事务所，其建筑代表作品有台北的中山纪念馆和现已拆除的建国南路自宅等。

1941年在哈佛就读期间的王大闳（右下）与格罗皮乌斯（右中），图片来自网络。

策展人阮庆岳认为，陈其宽与王大闳非常适合做比较，陈其宽的三件代表作分别完成于1962年、1963年、1964年，王大闳的代表作则是1963年的虹庐和1953年的自宅。那十年正是他们各自创作完成代表作的时间。

“当代的中国建筑在面对现代性时出现了两条路径，一个叫“现代化的中国建筑”，一个叫“中国建筑的现代化”。王大闳与陈其宽恰恰选择了不一样的路径，王大闳是前者，陈其宽是后者。这也牵涉到这两位建筑师的核心信仰是什么，王大闳的核心信仰是现代性，陈其宽则是中国建筑。所以，即使看起来他们似乎在回答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真正的信仰和答案是不一样的。”阮庆岳说。

台北建国南路王大闳自宅模型，展览现场。

展出的王大闳“建国南路自宅”（模型）常被视为台湾地区现代建筑的第一件代表作品。这件作品对源自现代主义建筑师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玻璃“方盒子”建筑做出两个重要的转换：一是将材料与工法进行在地化，使其符合台湾在地的经济、工业与气候条件——砖墙取代玻璃帷幕墙，钢筋混凝土取代钢骨构造；二是在沿用密斯理念一贯简洁、流动风格的同时，也与传统的居家空间观念结合。1961年8月29日，王大闳写信给老师格罗皮乌斯，随信附上几张建国南路自宅的照片，他在信末写道：“……这是我十多年前完成的自宅，希望您会觉得它有中国味道。”

复建的建国南路王大闳住宅。 阮庆岳提供

现代性的“中国味道”，正是王大闳等第一代台湾建筑师的追求，他职业生涯最大的挫败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竞图。王大闳的方案看似现代中透露了和传统建筑的对话，却不被当局认可。所以目前我们所见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个类似古代宫殿的建筑。

台北101大楼 李祖原建筑师事务所供图

不过，对本土的建筑观念与语言的探索延续至李祖原、姚仁喜、汉宝德等第二代建筑师。其中李祖原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台北地标建筑101大楼，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和转换。他带着后现代风格的中国传统与王大闳、陈其宽有明显的不同，这与他的教育体系养成于西方，再回头理解中国文化有关，他的作品有着“入世”的风格，也与第一代台湾建筑师内敛的文人韵味大相径庭，这也与他们对“中国式样”从北京、江南建筑式样转化为闽南式样有关。

展览现场，李祖原台北市宏国大楼模型

到了第三代廖伟立、邱文杰等建筑师，他们则鲜有大制作，而是从在地文化出发，更新活化建筑，以及建筑与自然关系的思索。

展览现场，第三代建筑师邱文杰部分，他的探索面向街区。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的发展是一个特别的案例，一方面，从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台湾地区有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建筑设计几乎完全掌握在日籍人士手中，设计风格以仿欧洲古典的折衷式样为主，日本文化至今有对台湾地区建筑影响几何？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第一代建筑师的现代性实践，会让想到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此前基于上海历史建筑和本土建筑师的展览“市民都会”“觉醒的现代性”，第一代建筑师们类似的文化背景，他们在不同地区的实践是否有关联？

但是建筑的发展却又遵循全球化脉络下对于现代性道路，那么个体建筑师在时代路径的“直行”中，能有几何“迂回”之处？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