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考古逃难记（下）

桂祎明

乌尔城因为材料丰富、声名显赫，加之这里的考古工作已经进行了上百年，给考古队员提供的后勤保障也相对完善。这里不仅能同时容纳数支考古队入住，而且还有空调！在空荡荡的宿舍里放好行李，队员得以各行其是。

在隐天蔽日的沙尘暴中，我朝西一步一步走近塔庙。奇怪的是并没有什么风，空气中尽是浮尘。黄沙漫天的感觉很像我小时候的故乡，每到春天就会刮起沙尘暴，那是幼年的我最喜欢的日子——因为天变成了黄色，很新奇。不同的是，华北的沙尘来自蒙古高原的大漠，沙子发黄，美索不达米亚本地更多的是土，颜色偏灰一些罢了。

走近看塔庙的砖墙

塔庙第一层墙体呈现出棱角分明的模样，完全不像经历了四千余年风吹雨打的样子，这有赖萨达姆时期进行的富有争议的修复工程。

我沿着巨大的梯道拾级而上，由于经历过修复加固，首层的楼梯和两侧的护墙分外坚固，当二层暴露在我眼前时，形态就变得十分原生态：烧砖不再那么见棱见角，泥砖能见到明显的错乱和塌陷，许多砖块连着沥青一起歪斜出墙体，漆黑的黏合剂点缀在一片土黄色之间。

在朦胧的天色中，看不到远处的人影，我自顾自地唱起了京剧《奇袭白虎团》。空旷的平原上只能见到眼前的神庙，和脚下龟裂的土地，这让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荒腔走板。地表的土层大多生长出一层脆壳，用脚一踩就破，鞋底轻松触及下层柔软的土地。那是长年累月盐渍化的结果，阳光暴晒将降雨带来的水分迅速蒸发，在土壤中只留下盐分，那些盐结晶使得土壤渐渐板结。

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地貌景观并非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沙漠，它每年也有些许的降水。加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从北方带来的丰沛水地表水，在这里孕育出了人类的早期农业。在乌尔的时代，这里曾经沼泽遍布，人们出城务必行舟，往来的船舶从城市的西港和北港停靠。乌尔就如同水面上的一座巨龟，托起了一座城市。

几千年来气候日趋干旱，加之上世纪末萨达姆为镇压“沼泽阿拉伯人”的起义，对这里的湿地进行“涸泽而渔”式的排干运动，让这种沼泽景观变得愈发罕见。

傍晚沙尘退去，夕阳将天空染红，塔庙背后绽放起迷人的霞光。我沿着遗址区里的砂石路往几百米外的宿舍走，纳达利教授和果然在那里带着小伙伴们在侃大山。天色渐渐黑了，10月末的南伊拉克仍旧酷暑难耐，我们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把零食摊开在小茶几上，借着门廊上的白炽灯开启了晚间茶话会。这个时候，驻扎在乌尔的另一支考古队为我们送来了4张披萨。

逃难中的考古队吃上了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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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难民”们还能得到这样的美食，我的伙伴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他们的家乡味道了。披萨永远是意大利人心中的白月光，纳西里耶城里刚烤出来的披萨，送到我们手上甚至还是温热的。饼皮与厚度介于正宗意式和必胜客的美式披萨之间，还不至于被意大利人挑出来太大的问题。用的肉就十分有地域特色了，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羊肉披萨。

披萨和咖啡作为意大利人的两大国粹，也是他们生活的基本元素。考古队在意大利临行前的一次筹备会上，纳达利教授专门花了半小时与我们讨论咖啡问题，规定每个人带两包咖啡粉，全队带一个大摩卡壶，由Pasquale负责照看。在发掘期间，我们的每个早晨都能像在意大利的本土一样喝到浓缩咖啡，大部分时候是Pasquale来煮，1/3的时候由我负责。即使是在乌尔逃难期间，我们也没有落下一顿浓缩咖啡。

有了这段经历，我毫不怀疑二战时候意大利军队关于吃饭享乐的种种段子。

我们在桌上美餐，脚下的猎手也在觅食。这里的蚂蚁块头都很大，能长到1厘米长，即使单打独斗也能在荒滩上所向披靡。在我们的凳子底下有一只死掉的甲虫，两只蚂蚁在用力地移动这只大家伙。另外一个角落里一只小蚂蚱在猎捕蚂蚁，然后将它到手的猎物一只只陈尸在一旁。猎人与猎物的战斗吸引了我们，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城里人目不转睛地来围观，仿佛观看斗蛐蛐的好事之徒。就在这时，一个四条腿的小影子闪进了宿舍大门——是一条狗。我们跟进营房却一无所获，由于房间太多，我们终究也没找到小家伙藏在了哪里。为此，纳达利老师不得不认真地跟我们讨论起怎么样防范野生动物……

由于房间太久没有使用过，许多设备难以一下子恢复正常运转。拧开水龙头，浑浊不堪的水流从管子里淌出，教授叮嘱我们不要使用这水，即使是刷牙、刷杯子也要使用车上卸下来的桶装水。更难受的是，尽管我铺上了自己的床单，却也无法抵挡虫子在夜间对我的进攻。起床以后我发现自己浑身上被虫子咬得又痛又痒，单是左臂就被叮了20多个大包。我跟教授说自己被跳蚤叮了，他仔细看了看说道：“这不是跳蚤，是臭虫，跳蚤咬的包挨得都比较近，而且每个包上都会有一个红点。”——显然，他早已被跳蚤和臭虫咬成了专家。

我们白天的生活，大致就是在遗址区里深度考察，乌尔遗址除了最为重要的塔庙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遗存，例如宫殿、其他神庙、王室墓地等等。尽管硬件条件不尽如人意，但是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能够在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考古遗址中，望着这些遗迹睡两觉，也算是满足了一大心愿。

想必我的一生都会记得在乌尔的时光。“盛夏十月”的夜晚，1个中国人和7个意大利人穿着简单的T恤和拖鞋，照着简陋的灯光，吃着“邪教”一般的羊肉披萨，一起畅聊着意大利的生活、帕尔马的火腿、莫扎里拉奶酪……

在乌尔，笔者与队友Pasquale

美索不达米亚的Ziggurat早已呈现在意大利中学教科书里的内容，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切，就如同见到了自己久未联系的发小。

不同的课本塑造着不同的国民，罗马曾经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地中海成了它的内湖，如今它的后人仍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就一如今日罗马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街道名：印度街、索马里大道、黄河路、北京路、上海路、德意志街……

3天后，26日下午我们就从乌尔返回了原驻地。纳达利说话果然很靠谱，说逃难三天就只逃三天。回到Dawayah，留守的兵大叔们一直在警卫室里驻扎，室内陈设一切如旧，唯一的变化只是桌面上积了一层明显的灰。

发掘季结束时的合影

毫无疑问，考古学是一个永远与探索、探险紧密相关的学科。许多加入了这个行业的人心中都有着一份英雄主义情结，战争风险、艰苦的物质生活都不能阻挡他们的步伐。无论中国还是外国，许多我的师兄、前辈们都在不断地走向更偏远的荒原，回望人类曾经走来的道路，他们有些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向国外派遣考察队在近代是列强的专利，进入到21世纪，中国学者也逐渐在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等地开启了属于我们的科考工作。

 *作者毕业于罗马大学近东考古专业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