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编辑做市场书，我是怎么克服“违和感”的？

从2019年起，我开始负责吕思勉著作一系列的重版、改版、手稿影印工作，但这3本体量并不很大的书——《吕思勉国文课》《吕思勉国史课》《吕思勉修身课》，却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负担。这大约与我长期做学术书，与市场书有一些隔阂有关。对我而言，将吕先生的著作努力推向市场的尝试，也是一个新奇而颇有挑战的体验。

对这套书的策划与组稿，开始于吕先生的弟子李永圻老师。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吕思勉全集》等大部头经典吕著的整理与出版，李老师均有大功焉。那么，在2016年《吕思勉全集》全26册出版，几乎已经将吕先生已刊未刊书稿“一网打尽”的情况下，李老师又为什么要为这3本薄薄的高小教科书专门约请导读和注释，并热切希冀其出版？李老师已经过世了，他的想法我们却仍能通过其亲为撰写的“序论”窥见一斑。

在我们看来，吕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大学问家，他的著作对文史小白或入门者似乎有些艰深。但事实上，吕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他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都是在讲义的基础上改定而来的，比如《白话本国史》是在中学讲义上增补而成，《吕著中国通史》是在大学讲义上修订而来。李老师在“序论”中还做了统计，吕先生共编撰过23种中小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涉及历史、地理、国文、修身等多个学科。历史学家编纂中小学课本，这在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这缘于吕先生有着丰富的中小学教学经验。他起先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后来才进入中学、大学任教。十多年的中小学教学实践，为他的教科书编撰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学术资料；也使得他所编撰的课本，内容相对简单而实用，很适合作为文史初学者的入门书。“他做事情都是从实际出发的，他尽量讲到你懂”（李永圻语），是吕先生课堂教学和编纂课本的重要特点。

吕思勉先生

作为吕先生中小学教学经验的总结之作，他的学识学理、思想观念，他作为历史学家的通贯博览、关心现实，也都在《吕思勉国史课》《吕思勉国文课》《吕思勉修身课》这3部作品中体现了出来。

以《吕思勉国史课》为例。本书不同于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方式，而是按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来划分，前半部分讲授自炎黄时代至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后半部分以通史的方式对中国历史做提纲挈领式的概述，带有回顾复习的性质。

比如，讲《年羹尧》，不仅强调雍正帝之忌刻，也对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叛，雍正帝担心其功高震主的前因后果深入解析，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卓越的历史眼光。在对历史来龙去脉的娓娓道来中，我们不仅掌握了史实，更加培养了史识。

而《国史课》的编纂体例也跟现代教科书不一样。除了全录教科书的课文外，又设有要旨、准备、预习、教授次序、备考诸目，以便于教师安排课程和参考检索。而如此体贴的课程安排，配以阐发宏旨的讲解，学生只须老师略为提点，自能联系前后，使所学有所贯通，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和更高的程度上，理解和把握所学到的本国史知识。

比如，讲《唐尧》，首先点出此课之要旨，在于使学生知道“古帝施仁政，及不私有天下之盛治（禅让）”；并指示教师先将黄帝至尧的世系作一整理。接下来，教师安排学生课堂预习：一是根据教师要求，做从黄帝到尧的世系表；二是将尧时历法的出现，与黄帝时算学的产生加以联系。做世系表，显然有助于学生的听课与记忆，使之能将所学内容条理化，并抓得住课文的重点。而让学生联系之前已教过的内容，则有助于培养学生认识历史进程中各种相关性的能力。

书里“编辑大意”中指出：此书“务养成儿童自力研究之习惯”“力求简明精要，一洗空泛无谓之弊”。在这两个方面，《吕思勉国史课》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惟时过境迁，当日所谓“儿童”，在传统的中国文史方面所受的教育，较今日的青少年恐怕要高出大大的一截。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本《吕思勉国史课》，仍能活跃今日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学习本国史的魅力。

李老师约请的导读和注释，则更加凸显了吕先生课本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特点。导读、注释者都是吕先生的再传弟子，其中程怡、程念祺两位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吕先生弟子程应鏐先生的子女，他们都曾亲聆父亲对于吕先生课堂的追忆，本身也是从事文史教育的老师。故而其导读、注释，既详实又平易，如程怡老师注释《国文课》，不仅字字落实，而且经常结合语境，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而导读中往往透露出她对父亲的怀念或对自己从事文史教育得失的回顾，既能帮助读者阅读、理解吕先生的课本，读起来又令人动容。

我无缘亲见李老师，这3本书是李老师的弟子、同为吕先生著作整理与研究专家的张耕华老师交付给我的。张老师当时的一番嘱托令我难忘：此书李永圻老师已无法得见，但若能早日出版，亦足告慰；且吕著有着常读常新的生命力，经导读与注释后，必然能够更为读者理解与接受，或可扩大吕先生著作之影响。

张老师这番话是在吕著整理者立场上说的，而作为吕著最早的出版重镇之一，我们也深有同感。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吕思勉先生的著作有很深的渊源。早在195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开始了吕思勉著作的出版，先后出版了《隋唐五代史》（1959.9）、《吕思勉读史札记》（1982.8）、《先秦史》（1982.9）、《秦汉史》（1983.2）、《两晋南北朝史》（1983.8）。2005-2011年间，更是系统出版了“吕思勉文集”十八种，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2016年，也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60周年之际，《吕思勉全集》出版。吕思勉先生著作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前后经历了长达57年的接力，这一历史与社史基本同步。在我2018年入社之后，又相继策划推出了“吕思勉文集（典藏版）”、“吕思勉著作精选”（简体版），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吕思勉珍稀手稿丛刊·中国史札录”等。

吕思勉全集

吕思勉文集

从全集整理到手稿影印，再到市场化的著作精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吕思勉著作的研究和出版领域不仅深耕细作，而且不断开拓。“吕思勉著作”不仅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个品牌，也体现了一代代出版人在这一领域的坚守。而吕思勉老课本3种是出版吕著市场书一个更深层次的尝试。

当然，我也切身体会到了公版学术书想要做成市场书的艰难。吕先生本身是“大IP”不假，但是各家也在纷纷推出，尤其是他的通史著作。好在课本3种不限于史学，也算是勉强规避了吕著出版最为扎堆的方向。而从接到稿件开始，市场书的做法完全打破了我做学术书的习惯。学术书当然是审稿为主，要竭尽全力解决稿件内容、编校方面的问题；而这3本，正文部分出自比较成熟的出版物，只需要重点解决繁简转换、新增脚注中的问题即可（当然，我还是尽量对着原版重新校对过，解决了一些原版的排印错误）。我更需要关注的是书名的确定、封面的方案、文案的打磨、周边的设计，乃至进栈相关事项等等。

做市场书的挑战从确定书名开始。学术书的书名一般是要尽量精准地反映内容，我曾有一本书，和作者在“演进与形成”“演进与原理”“运作与演进”几个关键词中反复横跳，就为了确定一个更能概括全书内容的书名。市场书在准确之上，更注重“夺人眼球”一些。不然初版名《高等小学校用 新式国文教科书》就非常精准，但这个书名显然并不适合现在。有同事曾建议过《吕思勉给孩子的语文课》，但是我们觉得毕竟偏文言的内容，过分口语、白话的书名和书本身的气质不太相配。最终拟定的《吕思勉国文课》，可以说又借了吕先生的名头，又不失“准确”的意图吧。

国文教科书

封面和文案也经过和市场部同事以及美编多番沟通修改。封面试过清新风格，也试过牛皮纸样式的，最终拟定了偏向复古风格，和内容更相称；作为文案苦手，封面文案我本来也非常艰难地拟了几版，但是经市场部同事修改后，可以说是改头换面了。大家可以从封面和腰封的版式和文案进化史里，窥见一斑。

关于附赠品，我们也想过很多品种，有书签、笔记本、藏书票。最终敲定藏书票，还是得益于一次偶然——我们想请张耕华老师提供一些他收藏的吕先生相关照片，准备用于宣传阶段。他给的素材中，正好有吕先生自题“观其会通”几个字，非常可以反映吕先生“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的学术修养，我们便决定将之设计为藏书票。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我在整理吕先生的手稿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枚可爱的小猫章，“章仅盈寸，造型简朴，苍劲如汉印”，是吕先生自刻。他对此章非常喜爱，不仅盖在与亲友的信笺上，还常常见于手稿。此次将小猫章印在勒口一角，也算是一个小彩蛋，吕先生知道了，想必也会开心吧。

观其会通：1935年光华年刊题词

小猫章

种种艰难也不想多表，但还是得感谢市场、发行、美编、出版科等同事的帮助。入社以来我做过书的种类算是多的——学术期刊、学术论著、古籍整理、影印书乃至线装书，但都属于偏学术、“非市场”的书，其难点和重点，与市场书确实截然不同。而这次市场书尝试，也不能视为单纯的市场书，更像是学术书的市场化。吕先生著作在我们社内的维护和重版是持续进行的，但是简单的重印或者简体化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是不是可以通过升级封面装帧、制作相关周边、推动重点营销以及打开发行渠道等一些市场化的手段，使得吕著的影响更加扩大？这是吕著市场化尝试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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