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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读书会·上海烟火丨郁喆隽: 市民的观念、信仰与烟火气

郁喆隽
2022-09-18 11: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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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自2017年创办至今,已走过了九大主题季,“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季系列读书会将邀请六位不同的学者嘉宾,从地域历史、信仰风俗、饮食习惯、书信记忆、社区文化、服饰时尚等六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共读“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上海烟火”(01:04)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季【上海烟火】主题系列第二期,建投书局邀请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宗教学系副主任郁喆隽老师,为读者们述说上海老城隍庙的传说故事与上海市民社会的剖析。

郁喆隽老师讲座现场

引言:上海市民的信仰在哪里?

如今,上海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是一座商业文明非常发达的城市。实际上,上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相度和维度。 

上海县城(1870年),来源于《上海历史地图集》

早期的上海,其本身和江南地区的市镇没有本质性的区别,都是“因庙兴市”“以庙兴市” ,即市镇的发展,都是从宗教场所的聚集活动开始。曾经上海县城区域内,同样兴盛着中国传统的本土化宗教(包括儒释道及其它民间信仰),市民生活中“神圣”和“世俗”这两个部分是亲密无间的。

上海著名本土宗教场所分布图

上海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本土宗教场所有:玉佛寺、静安寺、天后宫、红庙(保安司徒庙)、文庙、高昌庙、邑庙等。“邑庙”,即城隍庙,从某个角度看,是此中最为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当时上海县城一项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配置。在当时属于上海县城的公共财产,和城中的道路一样,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设施。

城隍信仰与上海城隍庙的沿革

“城”意指城墙,“隍”意指城墙外围的护城河,起的都是保护城内百姓的作用,城隍二字便被用来指代神格化的城市防御。城隍庙作为一座古代城市的标准配置,最初的功能就是祈求一座城市的平安,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中其功能就是祈求“保障海隅”。

而民间的城隍信仰还逐渐演进出“报庙”的功能,即人死后由城隍对其生前行为进行清算,做过哪些好事,又做过哪些坏事。从官方的角度出发,城隍还有“祭厉”的功能,即祭祀“厉鬼”。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指人死后不能没有人来祭祀。但总会有人意外“横死”,那么祭祀这些人的工作就变成了政府的公共事务,也变成了城隍的“职责”。

上海城隍庙大殿图

城隍信仰最早何时出现,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而城隍信仰的建制化,一般认为是从明朝开始。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立了州府县三级城隍,各对位州府县三级首长,自此城隍进入了官方的标准化祭祀体系。这种设定,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阴阳表里”,即阳间与阴间各有一套 “官僚体系”,它们彼此平行对位且相互依靠的。比如上海县令对位上海县城隍,他们是平级的,一个管县城的阳间事务,一个管理县城的阴间事务,且彼此监督。新上海县令上任,一般要去上海城隍庙找其同级的城隍报个到。

元朝初年(1292年)上海建县,一开始上海市民还没有自己的城隍,因此便供奉松江府城隍,这属于“借用”。到了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上海县知县张守约将金山神祠(霍光的行祠)改建为上海城隍庙(即如今方浜中路上的老城隍庙),供奉秦裕伯为城隍。与阳间官僚体系相对位,上海城隍也有了一套领导班子,即四司:高昌司石万彻、长人司黄歇、新江司蒋芳镛和财帛司杜学文,他们共同辅佐城隍办公,也会陪同“出巡”。

上海城隍庙秦裕伯像

各地城隍一般都有原型人物,其人生前有大德,死后化作城隍,继续保护一方。而按古代官方建制,“一座城市,一间城隍庙,一位城隍”。但上海城隍庙至今还供奉着三位城隍:霍光、陈化成、秦裕伯。而且根据《上海县志》(乾隆四十九年)记载,上海城隍庙中还有弥罗阁、鄂王庙、刘猛将军庙、群忠祠、药皇殿、斗母阁、花神祠、鲁班阁等不胜枚举的庙堂,形成密集建筑群,供奉着各路“神仙”。这些“神仙”加总起来,几乎对应了老百姓生活中所有的需求,涵盖整个生命周期。它们很多属于没有“编制”的,不在官方的祭祀体系中,但民间把它们都包容在了城隍庙里。

这也体现出,在信仰问题上,民间与官方的体系有很大不同,民间体系会出现很多通融,如上海县城早期还借松江府的城隍来用,这可以说是民间的智慧,也可以说是民间必要的需求。

上海城隍庙自明朝至今,其所建方位未变,但如今的占地面积及周边市场的密集程度远不及过去。在民国时期,城隍庙周边的市场被称为“庙市”,密布各类商店、地摊、消费场所,卖什么的都有。庙市还设有21个不同的行会、商会公所,它们是最基层的商业自治组织,各自管理着庙市各行各业的事务。而这个区域中还生活着大量市民。可以说,这是一个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区域,也是一个五方杂处、鱼龙混杂的区域。

如今城隍庙及周边区域图

上海城隍庙在1922年、1924年经历了两次大火,其大殿及周边建筑群落被毁。而“一座城市不能没有城隍庙”仍然是当时大部分生活在上海县城市民的观念。因此,1927年,各界集资重建了上海城隍庙,为了防止火灾再次发生,其大殿以钢骨水泥筑成,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1937年,因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华界、租界往来隔绝。上海市民因此在县城外(今连云路上)建立了“新城隍庙”,以作临时功用。也因此,上海县城内的城隍庙被称作了“老城隍庙”,这一称呼延续至今。

城隍庙三巡会与上海风俗

明朝洪武年间,各地城隍庙城开始施行一套叫“三巡会”的标准祭祀流程:各城需在城北建“厉坛”,每年清明、中元、十月朝(农历十月初一),需将城隍庙中的城隍老爷等抬出,在城市的范围内进行巡游,并到达“厉坛”进行祭厉。流程规定了相对位的地方官员也必须参加三巡会,还明确了祭祀的程序和祭文等。

三巡会,来源于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上海年华

清以后,三巡会被官方禁止,主要是基于治安原因。每次三巡回,都聚集了大量民众,有参与仪仗的,有观看表演的,有设坛祈福的,还有不少沿途商贩。人一多,就会产生治安问题,频繁发生“犯罪行为”,以及踩踏、落水等事故。尽管如此,三巡会实际上屡禁不止,甚至到了民国时期(1919年)还被官方恢复了。这反映了城隍信仰与当时的市民生活是紧密交融,是无法被替代的需求。 

上海城隍庙的三巡会在数百年间也是持续开展。每次出巡,城隍老爷秦裕伯和四司的塑像会被抬出。据传秦裕伯像是由一整根银杏木雕刻而成的。巡游的队列可以延续几公里,如果路边的观众站定一个地方,队列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在他面前走完。而队列的排场是有一套规范的礼仪,除城隍及四司,一般还有马执事(骑马的仪仗队)、皂班(站堂行刑的差役)、提香(扎肉提香的信徒)、象刑(通过扮演犯人祈求家人健康的女性)、抬阁(抬举与祖先通灵的小男孩)等单元,这些一般都由市民自发组织、扮演。可以从中看出,这套礼仪中有不少元素是对古代礼制的延续和模仿。

马执事,来源于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上海年华

三巡会可以说是当时上海县城中最重大宗教活动,也是最重大的聚集性娱乐活动、商业活动。民国时期,《申报》会在每一场三巡会的前三天公布巡游路线,让市民们有所准备。

每一场巡游,都是从城隍庙出发,但每年的路线会不太一样,路线有长有短,可能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而定,没有发现明显的规律性。每次三巡会,上海县城仿佛进入了一个“例外状态”,几乎所有县城内部的市民都放下日常生活来参与其中。因此,也催生出了地方上的利益共同体。

上海城隍庙三巡会路线图(1919、1926、1935),郁喆隽绘

这个利益共同体是以“邑庙董事会”为核心展开的。明清时期,上海城隍庙还是由官方管理,以政府预算维持。民国后,政府预算不再支持,便开始由上海地方上的商人、乡绅来集资管理。

1926-27年,为了集资重建被烧毁的大殿,“邑庙董事会”正式成立。董事会的成员非常多,其中还有秦裕伯的后人,也包含有许多市民自发组成的会首组织,再加董事会最初就为了集资,因此组织是相当松散的,社会网络极其复杂。而董事会作为一个半官方组织,其与地方当局关系也很复杂,始终联系紧密,也长期存在着争端。

争端的核心,一是在上海城隍庙的庙产、庙界是一笔糊涂账,无法被官方厘清;二是董事会实际替代了政府,成为了城隍庙周边庙市商贩及市民的实际管理组织。当时商贩和市民似乎更愿意向董事会交“保护费”,而不是向政府部门交税。后来董事会的实际控制人变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大亨黄金荣,似乎又多了一层“灰色”的面相,但实际上董事会依然行使了许多社会公益属性的职能,比如开设学校、免费诊所、游民收容所等。

民国时期上海城隍庙的社会关系网络图,郁喆隽绘

上海城隍庙的三巡会是一种“迎神赛会”,它有三个特征:指向神明、出巡仪仗、俗人主导。在学术语境中,三巡会体现的是一种“社区宗教”(Local Communcal Religion),它与在地市民的生活是无法分割的,也是市民生活风俗的体现。

作为上海城市历史的一个横截面,三巡会承载了上海市民一段独特的集体记忆,它展现的是当时上海市民真实的想法、观念和信仰。正是这些真实的所思所想支撑起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民国时期的庙市,来源于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上海年华

 

“上海烟火”第二期讲座视频(116:02)
 
    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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